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具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特点,这就是,惟因其材料的缺乏和臆断的容易,因而,材料的搜集和整理的工作才无比重要于思想的阐释和理解的工作。因为,在材料缺乏的地方,人们习惯于用臆想来弥补材料的不足,而在材料缺少分析和批判的地方,人们往往受到种种哲学成见的影响而不自知。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任何一个严肃探求思想史真相的研究者来说,在材料缺少的地方更加勤奋地搜集和整理材料,在易受成见蒙蔽的地方更加细致地分析和批判材料,才是更为重要、也更为科学的工作方法。 因为,实在说来,再没有比在前苏格拉底哲学这个领域中,我们所拥有的思想史的原始的素材更为支离破碎和属于道听途说性质的了,也再没有比在前苏格拉底哲学这个领域中,我们对其哲学思想的理解更容易受到后来更为成熟和更具主导性质的哲学解释的影响的了。 就前一方面而言,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我们迄今所拥有的有关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思想的材料是“残篇”(fragment)性质的。这也就是说,对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的任何一位,我们都没有拥有他们著作的完整的篇章,而仅仅拥有他们思想的片断。同时,这些片断由于是从后来的哲学家、学术史家的著作中拾缀出来的,这些人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从他们手上所拥有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著作或者著作选集或者格言选集中将他们所需要的文字摘录(verbatim extracts)下来或者加以转述(paraphrase),从而,这些资料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顺序的,是从思想的原始语境中被强行剥离下来的,这就更增加了这些资料的所谓“残篇”的性质。 就后一方面而言,我们则要充分地认识到,人们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理解和阐释看似自己头脑的产物,但实则受到了自古代以来的种种解释传统的潜在地影响和支配,在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柏拉图及其学派、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和斯多亚学派。正是柏拉图在其对话作品中持之以恒地以苏格拉底为对话的主人公对苏格拉底在思想史上的形象的塑造,实际地造就了“前苏格拉底”这个流行的哲学史概念,并最终在策勒的六卷本的《古希腊哲学发展史》(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中被明确地规定下来。同时,也正是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五卷中对“哲学家”这个概念的“哲学地”分析,为在思想史上确定谁是哲学家、谁不是哲学家提供了“正统”的判定标准,而这个标准最终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一卷中得到了具体地运用,形成了对于人们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至今影响深远的那个从泰勒斯迄至柏拉图的“哲学”简史。此外,假如我们习惯于按照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划分模式来梳理之前的思想史材料,那么,我们必须知道,这主要是斯多亚学派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只是就大体而言。而具体到所谓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残篇及证言,由于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从这三个学派中人的种种哲学论述中蒐辑而来的,从而,很自然地,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这三个学派各自独特的哲学思想的烙印。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诠释传统。这不仅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第一卷的哲学史叙述中以他的四因说的诠释模式有力地塑造了后世人们对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理解方式,而且是由于他的继承人塞奥弗拉斯特所撰写的16卷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一书构成了古代学述(doxography)著作的基础,从而使得古代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理解不仅在诠释的体例上而且在诠释的方法上都深受亚里士多德学派诠释传统的影响。而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古代传统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我们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种种看似独立而自由的见解的。 这样,当我们面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思想材料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辩证”的特征,这就是,它们既是没有语境的,又是具有语境的。“没有语境”是说,作为孤立的只言片语,它们从它们原始的上下文语境中、甚至原初的思想史语境中被剥离了出来,成为实际上“漂浮的”语言文字;而“具有语境”是说,它们又自然地被包裹在后世诠释传统的重重织物当中,而且随时可以进入任何一个诠释者的当下的思想史语境之中。这就是我们面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思想材料时所必须意识到的基本事实。但是,这并没有因此给自由的解释以特权和合法的根据,相反,它要求一种更为严谨、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尽可能地去搜集、发现更多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原始思想素材,通过对它们的耐心而细致地整理、校勘,以尽可能地还原出它们自身所从出的原始的上下文语境;假如这是办不到的,也要通过尽力建立材料之间基于历史的思想语境关联,尽量还原出它们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个原初的整体的思想史的语境,这样,我们就会“历史地”接近真实。同时,另外一个同样须臾不能忘记的重要的工作则是,要努力地对包裹它们的重重的诠释传统的织物加以同样细致和耐心地鉴别和分析,并且通过思想史批判的方法将这些织物一层一层地剥离开来,最终让材料按它们自身所可能的思想方式讲话,由此还原出思想史的真相,而不致犯在思想史研究中很多研究者经常容易犯的时代倒错的谬误(anachronism)。 由此看来,对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来说,材料的工作——这既包括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也包括材料的分析和批判——就是无比重要的。用事实和材料来说话,而不是用灵感与玄想来说话,就是一种真正严谨而科学的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由基尔克(K. S. Kirk)、拉文(J. E. Raven)和斯科菲尔德(M. Schofield)(以下简写为KRS)所合作完成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第二版)就是这样一部有关前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严谨而科学的著作。 如众所周知的,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出版于1957年,是由基尔克和拉文两个人合作完成的(简称为KR)。其中,涉及伊奥尼亚传统及其先驱者以及原子论者和第欧根尼的部分是由基尔克撰写的,而涉及意大利传统和阿那克萨戈拉、阿凯劳斯的部分则是由拉文撰写的。而构成这部著作极大特点的就是,它除了对前苏格拉底的不同哲学家或哲学学派的思想有结合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的深入地阐释和评论之外,它还提供了多达619条的原文残篇和证言,并且以脚注的形式附以精良的英译文,以及一些必要的属于文本校勘方面的注释。因此,这部著作甫一出版便成为英语世界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参考文献。我们看到,在弗拉斯托斯1959年为这部著作的第一版所写的书评中有这样的评论: 这是自伯奈特的《早期希腊哲学》(1892;自其1920年第3版后便未修订过)以来以英语出现的最好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史。……尽管这本书没有满足对赫尔曼·第尔斯(Hermaan Diels)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目前是沃尔策·克朗兹(Walther Kranz)的第7版)的全译的迫切需要,但它确实提供了大量精选的上佳翻译的原文,既有原文残篇,又有学述段落,包括一些以前没有翻译成英语或英语翻译得很差的重要的证言。……希腊原文被仔细地编辑,带有对许多文本难点的简明的注释。文段有令人称赏的索引,并有作者和主题的很好的索引。文献材料按主题编排,并配有简炼的、信息丰富的评论。研究者们使用这本书工作,将经常地想到证据,并被邀请来检查针对证据的观察和概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他将认识到历史与历史浪漫叙事之间的区别。不管针对这条或那条证据的可信性或解释的具体问题会有多少不同意见产生,他在心中都绝不会对作者对证据的尊重、他们对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忠诚、以及他们对其规范的熟悉有任何疑问。 这就是这部著作的特色所在。它不是仅仅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提供了又一本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研究性著作,就像65年前出版的伯奈特的《早期希腊哲学》(初版于1892年)成为享誉英语世界的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经典著作那样,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提供了有关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方便可用、有着权威依据的原始文献参考。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只是到2010年丹尼尔·格雷汉姆的《早期希腊哲学文本——主要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全部残篇及精选证言》的出版才使英语世界获得了第一部最完整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它的历史价值和所产生的学术效应是何其重大了。人们诚然可以就残篇的选择、编排以及相应的观点、看法提出种种不同的、甚至尖锐的意见,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鉴于DK本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的篇幅浩繁、资料杂多和缺乏批判,它虽然是任何一位专业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者所必不可少的最完备的原始文献资料,但是,一部详加剪裁、精审翻译、并且予以专业地评论、同时又有新材料的适当增补的文献集就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更为有用的。KR的第一版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所承担的就是这一角色。从而,它不仅成为英语世界前苏格拉哲学研究者首选的文献资料参考用书,甚至也成为欧洲大陆的研究者的必备,甚至在德语国家,研究者们也习惯于更多地使用KR而非DK。 这是就这部著作的第一版而言。而我们这里通过翻译呈献给大家的是它的第二版,它出版于1983年,也就是第一版出版之后的25年。显然,25年的时间,对于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之显学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来说毫无疑问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跨度。这里,我们只要提到格思里的六卷本的《古希腊哲学史》,其中的第一、二卷就是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分别出版于1962年和1969年),柏克特的《古代毕达戈拉斯主义中的学问和科学》,波莱克的四卷本的《恩培多克勒》,巴恩斯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卡恩的《赫拉克利特的艺术和思想》,以及1962年在靠近希腊赛萨洛尼卡(Thessalonica)的德尔维尼发现的纸草文献,著名的德尔维尼纸草(Derveni Papyrus),我们就可以想见在此期间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因此,由斯科菲尔德所参与修改和完成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第二版便不是对第一版的一个简单的字句的修订和个别观点的调整,相反,它是在整个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的版图发生极大变化的情况下的一个主动因应地修改。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被重写,一些章节消失了(例如有关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克迈翁的章节),一些章节增加了(例如早期宇宙生成论中有关阿尔克曼的章节),而更多的章节被调整了位置(例如有关恩培多克勒的章节和麦利梭的章节),从而,可以说,这几乎是一本新书,相比于第一版,它的学术时效性因此被极大地更新和延长了。在这之中,修改最大的就是原来拉文所写的部分,尤其是其中有关毕达戈拉斯学派的部分和恩培多克勒的部分。前者主要归功于柏克特的研究,后者则主要归功于波莱克的研究。正是这些研究使得KR有关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过时了,而且甚至是错误的。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版中,在有关毕达戈拉斯学派的部分,材料得到了更为审慎地运用,以防止柏拉图学派的、古代晚期的新毕达戈拉斯主义的观点的渗入,同时,费洛劳斯在公元前5世纪毕达戈拉斯学派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被凸显了出来。而在关于恩培多克勒的部分,则如KRS在“二版前言”中所说的,材料被尽可能地按照原始顺序得到了编排,从而,古代公认极其晦涩难解的恩培多克勒的思想借助现代研究者的发掘和整理的成就得到了合乎逻辑地呈现。 当然,也不是没有批评的意见。例如,巴恩斯在其颇为苛刻的书评中就说,无论是在第一版还是第二版中,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前哲学时期的文献选得太多了,而原子论学派的文献则相反选得太少了。对于后一点我们持有相同的看法。因为,有关原子论学派的原文残篇KRS只选择了约50条,而且主要集中在自然哲学方面,伦理学方面的残篇的数量则微乎其微,在篇幅上根本不成比例。而诚如KRS自己也承认的,在德谟克利特现存的原文残篇中有超过五分之四是关于伦理学的,只有极少的部分是关于自然哲学的。因此,在伦理学方面的原文残篇的数量严重不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陷。但是,在我看来,这也不是不能作解释的。因为,KRS中的两位主要作者基尔克和拉文主要是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自然哲学的,同时,鉴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这个概念当涉及到智者学派时必然会产生的分歧,他们明智地将智者学派排除在了讨论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和这个时期的智者学派的思想不能不有交叉的德谟克利特的伦理学的思想被一带而过也就是合理的。可能在KRS看来,只有原子论学派的自然哲学的观点才是真正“前苏格拉底的”,是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传统论域之中的一个深化和发展。至于巴恩斯的前一点批评,我们则持有不同的观点。可能,构成KRS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一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之处就是,它历史地展现了哲学思维自身的发生、发育、发展、演化、转变的进程,它不像作为分析哲学家的巴恩斯那样,更多地关注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一些抽象的哲学命题的逻辑论证,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哲学思维和前哲学思维亦即神话思维之间的差异和内在关联,认识到哲学思维和神话思维都是人们对世界的一种观念的把握方式,只不过哲学思维采取了一条经验的、理性的道路,而没有像神话诗人那样仅仅诉诸于对世界的直觉和想象。从而,对于有历史感的研究者来说,当我们关注KRS有关前哲学时期的部分,并且有意识地将它与哲学诞生之初的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做对比时,我们就尤其能够感受到一种经验的、理性的、实证的思维是如何逐渐发生的以及其诞生的艰难和缓慢,由此,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也就格外地凸显了出来,使我们对我们迄今所拥有的人类理性思维的宝贵财富倍感珍惜,并对早期希腊思想家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探索充满了由衷的钦佩之情。 但是,撇开这些属于本书思想内容的方面不说,单就形式而论,在我看来第二版相较于第一版的一个更具意义的变化就是,第二版对原文残篇的排版方式做了更具价值的调整。在第一版中,原文残篇被放在正文当中,而英译文则以斜体小字形式被放在脚注当中,但在第二版中,英译文则以正文的形式直接附在原文残篇的下面。有些评论者认为这只是为了排版更为方便,而另一些评论者则认为这只是为了满足非专业的读者的需要,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为了更加凸显原始文献资料在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使它不致被轻易地淹没在正文的思想评论当中,以至于模糊了这本书本身所独具的原文文献参考的学术价值,而使这本书作为一本有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原文残篇精选集的地位得到了明确。在我看来,正是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来说是最具意义的,因为,研究是可以随着最新研究成果的引入而不断得到更新的,但是,原始的文献资料却构成了一切科学的研究的基础。对于国内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界来说,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一部比较完整而精选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残篇集,这也就是我下决心、花大力气将这本书译介过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因为,如众所周知的,迄今为止,我们仅仅拥有两部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原文残篇相关的中文书籍,这就是1957年由北大哲学系编译、三联书店出版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和1989年由苗力田先生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希腊哲学》。其中,《古希腊罗马哲学》由于问世较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文献依据。但是,必须指出,它并不是根据古希腊文而是根据英译文或德译文译出的,从而在很多重要的概念和句式的翻译上受到了译文的严重影响,甚至是误导。苗力田先生编译的《古希腊哲学》是从古希腊文译出的,而且主要的文献来源就是KRS第二版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因而这本书在1989年出版后,便逐渐取代了《古希腊罗马哲学》,成为国内学者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文献参考用书。但是,这本书也并没有完全收入KRS的全部残篇和证言,同时,许多译文也有失之准确和考究的问题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古希腊罗马哲学》还是《古希腊哲学》都不是专门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文献资料集,而是包括了上起米利都学派下至新柏拉图主义约一千年的古希腊哲学,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只占了它们各自的很小的一部分。从而,一本专门针对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对其残篇不仅保留了古希腊语的原文形式还有相对应的精良的中文翻译的文献参考用书就是必要的,而这也正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译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因此,针对KRS的第二版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我除了对其哲学史论述的部分忠实地翻译之外,一个更具价值的处理就是,在涉及原始文献资料的地方,我不仅在正文中保留了古希腊语的原文,而且还保留了KRS的英译文,同时再附上从古希腊语原文直接译出的中译文,并且对于一些重要的概念术语的翻译以及在译法上与KRS的英译文分歧较大的地方,还通过加脚注的方式以“译者按”的形式做了专门的说明,以表明我自己的独立的学术见解。这样,本译著在原始文献的方面便形成了一份有关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和证言的古希腊文—英文—中文三文对照的文本。我相信,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将极大地增强翻译的可信性,使它处于受读者监督、检验的条件下,而且也势必会极大地提高翻译的学术价值,使得读者借助三种语言文字的对照不仅可以展开更为灵活地阅读和学习,而且还可以进行更具深度地学术研究。这样一来,庶几这本译著可以成为国内学者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最具权威的原文文献参考资料。 最后,在本书的翻译上,还有附带的几点需要加以说明。首先,凡残篇原文是拉丁语的,我均从KRS的英译文译出,因为我并不掌握拉丁语。但这样的部分在整个残篇中的数量微乎其微。其次,一些神话人物和古代作者与古代著作,我也通过脚注中“译者按”的形式有选择地做了说明。其中,神话人名的翻译和注释主要参考的是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一版、1997年第二次印刷的《神话辞典》一书,而古代作者和古代著作的注释有许多参考的是互联网维基百科所提供的介绍性文字,没有一一注明。第三,有许多残篇原文是诗体分行形式,KRS在翻译时均做了不分行的散文化的处理,而我在汉译时则全都保留了诗体分行的形式,以契合于原文,并且便于人们引用的准确。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译者序
书名: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
作者: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原作名: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ritical History with a Selcetion of Texts
副标题: 原文精选的批评史
译者: 聂敏里 | J·E·拉文 | M·斯科菲尔德
出版年: 2014-5
页数: 822
定价: 158
装帧: 精装
丛书: 西学经典研究文献系列
ISBN: 97875675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