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 6月 30日晚上 9点,这是个美好的时刻——夜幕降临了,一切污浊都被掩盖住,世界也变得柔和起来。夜幕那温柔的光辉也凸显了世界的美丽。我可以看到灌木丛和树木,这种抚慰人心的景色与自己以前所在地的孤寂和可怕的空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内心,我给奥斯维辛加了赞成的一分。 我一边走路,脚上穿的在麦达内克发的木鞋子一边发出陌生的声音。我又走在了混凝土路上,这是一条文明之路,远离了麦达内克的碎石、瓦砾、灰尘和衰败。我再给奥斯维辛加一分。 当然,这些仅仅是瞬间的第一印象,几乎不是理智的思考。我的意志主要集中在将来,集中在这个到目前为止仅仅是黄昏下的一艘黑色、沉思的笨船上。随着我们逐渐走近,它显示出自己的一些细节。 一下火车,我就看到了探照灯。它们纹丝不动而又随时保持警惕,在入口处闪烁着,使周围 50码处于其光照之下。现在,我们走进了探照灯的范围,我们看到了高大的双闸门和牢固的铁丝网;我们也看到了望塔——也是探照灯的支架;我们还看到了党卫军。 这些穿着完美无瑕的绿色制服的党卫军给我的第一印象如下:奥斯维辛与我以前所见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以前也见过很多党卫军,但和这些迥异。他们列队站在右边的路上,相互间相隔几码远。他们的身材像雕塑般庄严、优美,左手拉着阿尔萨斯狗的皮带,右手拿着机关枪或是来复枪。他们表情冷酷。他们岿然不动、高大矗立的身躯流溢出冷淡、无情而又高效。他们让我迷惑不解。 毕竟,我们已经在重重护驾下前进,有足够的枪口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把我们彻底摧毁。所以,他们为何还需要如此之多的枪支?他们为何需要狗?他们认为我们是无比危险的杀人者,是搞阴谋的破坏者吗?或是联军的膏脂?但无论如何,这是毫无道理的。 确实,在奥斯维辛的第一天晚上,很多事情让我迷惑不解。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黑色、白色或是灰色相交替。我再次朝门口望了一眼,居然看到在大门正顶部贴着几个黄铜色的大字“工作带来自由”。 “工作带来自由。”不久,那句话就嘲笑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愚人节那天令人震惊无比的玩笑。但那个 6月的晚上,我相信了那句话,并受到了它的鼓舞。“工作带来自由。”我很年轻,也身强力壮。如果他们想从我这儿得到劳力,他们可以得到。 一根红白相间的横杆——与欧陆平交路口道路的横木很相像——慢慢地从门前升起来,门也被同时打开。我们 5人一行走进去,一个卫队员清点人数。这时又一个打击滑入我那幻影般的脑海中,又一幅阴暗的图片把大门口上的那个横幅和它带给我的鼓励从我的脑海中驱除。 站着旁边观望我们的是一个党卫军四级小队长——大约相当于军士长。他是我所见过的身材最高大者之一,超过 6英尺,简直就是一座粗壮的小山。他两手放在一根几乎够到他下巴的大棍上。然而,并不仅仅是他那魁梧的身体,他那宽阔的歹徒面孔,他那一动不动的眼睛,或者是他那望着我们时冷酷无情的眼睛让他脱颖而出,尽管这些都很有冲击力。是环绕在他周围的那种光环,那种邪恶、死亡的光环——直觉告诉我,在那个巨大的躯体里,没有一丝同情、体面和善良。 这次,我的第一印象准确无误。他叫雅各布 ·弗里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迄今为止最野蛮残酷者之一,也是无数谋杀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对于我来说,弗里斯就是奥斯维辛,而且永远如此。 我们从他的身边经过。我看见一幅同样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门口两边分别是双排的白色混凝土柱子,每个柱子顶部安装着一盏电灯泡。柱子内部是十几个瓷器绝缘体,螺纹状的电线大概通过它们而环绕整个集中营。电线上负荷着高压电流,这是可以让人即刻死亡的双线线路。 就在那时,探照灯开始转来转去扫视全营,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望塔。它们建造坚固,三面带窗,第四面开着。我看见一个党卫军站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一挺装配好的机关枪。 这是奥斯维辛安全系统的基础:高压围墙,环绕四周的了望塔,不间断的灯光扫描——没有人能够在夜晚走动而不被发现。 我从未见过如此固若金汤的预防措施,它们让我意志消沉,因为我来这儿的一个主要原因毕竟是逃跑。然而,让我更消沉的是迷惑不解。在这个奇怪的集中营里,有干净整洁的混凝土道路、振奋人心的标语,还有军犬、暴徒以及双重致命围栏。他们用这些机制防护的是什么东西呢?在这儿储藏了什么财宝呢?这种大规模的反逃跑机制肯定不是为了把几千名无关紧要的犹太人围圈在此吧。 当然,我错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生产宝藏、金子、珠宝、金钱、衣服、假肢、头发甚至骨灰,以及所有火葬场的附属产品。这些都是事实。这些安全防护措施的确是针对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囚犯的。希姆莱已经下命令说决不允许任何人逃跑。世界必须永远都不知道对他来说是高效无比的死亡工厂的这个地方。 我们走进集中营,脚下仍然是混凝土。一排排整洁的红砖营房——奥斯维辛是战前为波兰军队建造的。每个营房的编号醒目,“街道”听起来像郊区社区的名字——樱桃大街、野营大街等。每个金属牌名字旁边是一个搞笑的雕刻作品。例如:一个卫队员脚踢一个囚犯的屁股,囚犯跌倒在地上并撞倒另外一个囚犯。这些冷幽默被手艺人雕刻得栩栩如生。所到之处,我看见的都是整洁、命令和威力,还有消毒橡胶手套下面的铁拳。 他们让我们走到第十六营房——一栋两层的楼房,然后走到地下室。在一面墙上我们看见一个水龙头。凭着直觉我们朝它奔去,因为我们已经有两天半滴水未沾了。但还没有到达,我们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军靴下楼的声音,接着一个声音咆哮道:“安静!” 站在那儿的是一个粗壮的男人,用他那敏锐而又专业的眼光审视着我们,好像屠宰场的一个屠夫。他穿着褶皱良好的囚犯裤子,蓝色的军上衣一直扣到脖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四角帽。这是一个囚犯头,但并不是我们在麦达内克认识的那种未经训练的小丑般的囚犯头。他是一个有权力之人、一个老手。从他上衣上的绿色三角形我也知道,他是一个专业罪犯。事实上,我后来了解到,他是一个谋杀犯。 环绕在他周围的是他的卫星——那些地位稍低一等的囚犯头。他把双手放在臀部,尖叫道:“我是该营的长官。你们现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好别忘了,这不是一个疗养院,你们不是来这儿休息疗养或是度假。 “在这儿,人人都有生还的机会;但对于违反规定的杂种,是没有机会的,绝对没有机会。谁要是在晚上瞎胡闹,让我三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我会好好教训教训他。要是发现谁晚上在营房外面,也要被枪毙的。必须服从任何命令,否则你们会后悔的。” 他厌恶地扫视着我们。我们这个时候到达真是搅了他的好梦。然后他看到我们的眼睛朝墙上的水龙头游移,就降低声调说道:“不是不允许喝那儿的水,但谁要是喝了就会得痢疾,下一站就会是火葬场。这儿可没有地方容纳病恹恹的人。只可以喝茶,你们明天早上就有茶喝了。记住——这儿只有健壮的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后面跟着他的随从。看着他离开,我的内心感情很复杂。显然,他很粗暴,甚至是残酷无情。但能够警告我们不要喝那儿的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在奥斯维辛看到的就是粗暴、高效,这与麦达内克的嘈杂、危险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工作带来自由,这就是安慰。我躺在牢房的地上,开始睡觉。 第二天早上一声刺耳的锣鼓声把我们惊醒。我听到集中营突然迸发出生气,到处传来木鞋子刺耳的咔嗒声。从地面的窗户上,我看到数百双没有身体的腿匆忙而过,奔跑着、推挤着、碰撞着。但那些腿永远处于忙碌状态中,好像害怕它们的生命似的。 那些脚步匆匆,无止尽地发出单调的咔嗒声,时而被尖利的命令声、重重扑倒在地声、尖叫声或是虚弱绝望的呻吟声所打断。现在,我听到了一个全新的奥斯维辛。 我们的门被突然打开,一小队囚犯抬着一桶桶冒着热气的茶走进来,我们狼吞虎咽地喝着。这时区长走进来说:“今天,你们可以在集中营到处走走。现在还没有活儿给你们干。” 我们喝尽了每一滴茶,然后仍然穿着平民的衣服集合点名。对我,这是惯例,因为我已经在麦达内克艰难地学会了这一点。点名刚刚结束,我就与伊皮 ·米勒像游客一样在集中营周围溜达。他年纪较大。从麦达内克到奥斯维辛时,我们在同一个车厢里。至少对于我来说,他较老,但不可能超过 45岁。我们一边走,他一边说:“也许我可以在这儿找到我儿子。” 我对他儿子已经相当熟悉。一路上他经常说起自己的儿子,说他的小提琴拉得很棒。我记得自己一直在想,伊皮真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一个贫穷的斯洛伐克裁缝,给他儿子付小提琴培训费。甚至在那个肮脏的车厢里,他都只想着自己的儿子而不是自己。我说:“是的,伊皮。也许我们会在这儿找到他。” 就在那时,一个管弦乐队开始演奏军曲。伊皮站得僵直,他两眼发光,微笑慢慢地从他那瘦弱、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他抓住我的胳膊,我们转过身朝着音乐奏响的方向。我们看见集中营门口站台上的乐队。 他仍然抓着我的胳膊,小声说:“鲁迪,他一定在那儿,他一定在那儿演奏。 “ 我们朝乐队走去,但并没有走近去看看伊皮的儿子是否是那里的一员,因为集中营突然变样了。我们听到一声命令:“去干活!”这声命令不断被重复叫喊着,直到变成了一个回声,在每一个角落里回荡。然后我们又听到木鞋的声音,但这次更有节奏。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男人,5人排成整齐的一排,像蚂蚁一样从集中营的每个分区走出来。门被打开,好像无穷的队伍从集中营走出来。 我认真地研究着他们,震惊不已。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看起来健康、强壮,大多数人都是面色苍白、骨瘦如柴、怪异而又痛苦不堪。他们像木偶一样呆笨地走着,试图保持健康,好像他们的性命正依赖于此。的确是这个样子。我不久了解到:那些不能干活的,要么在毒气室里被杀掉,要么被党卫军“卫生服务”部的约瑟夫 ·克莱尔向心脏注射石硫酸。 然而,我对他们的同情不久就让位于更自私的想法。鬼才知道这些人会去哪儿,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远离了望塔和高压电线。被头天晚上的所见所闻所击溃的逃跑的想法再次开始在我的心里翻腾涌动,这也表明我在那时仍然很幼稚可笑。 现在集中营看起来多少有点空。但那些留下来的并没闲着,他们闹哄哄地忙着一件神秘的任务,一直跑步走着。囚犯头们对他们大吼大叫,党卫军高傲地望着他们。那些偷懒的受到棍打和鞭抽。但我不明白这种紧急匆忙到底有何用。 我背后的一声叫喊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我跳了起来,差点儿被一群乌克兰囚犯推着的一辆巨大的手推车撞倒。它被推到几英码外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建筑物门口。我跟着朝那儿走去,对他们要装载什么东西感到很好奇。 双扇门被打开,两个囚犯走出来,一边用波兰语交谈,一边笑着。乌克兰人把手推车转了个方向,使它与建筑物门口的五六个台阶垂直。 然后那两个波兰人停止说笑,他们转过身,面对面站着,肌肉紧绷的胳膊举起来,稍微离开身子,手掌向上,好像两个摔跤手要准备开战了。我试图从门口向里望,但什么也没看见——入口处一片漆黑,而我又是斜着看的。但是,我注意到:两个乌克兰人上了手推车,走到一端,同样地严阵以待。我看出来了,这肯定是一项手术。 确实如此。一具尸体突然像箭一样从漆黑的门口扔了出来,头在前,胳膊伸展着。那两个波兰人从半空中抓住它,分别抓着一只脚踝和手腕,然后把它朝手推车扔去。 那具尸体——瘦弱、灰暗、不成人形——嘎吱一声落在光秃秃的木板上。乌克兰人拿起尸体,跑向——是的,跑向——手推车的另一端,把它整齐地平放着,然后又跑回去抓起另一具多余的、不成形的尸体,拖回去,放到第一具上面。 那些尸体从里面被迅速扔出来,好像从枪膛里推出来似的。它们飞了出来,有些像鸟儿,有些像跳水员,但一律脸朝下,头先出来。波兰人抬着尸体飞快地来回移动着。啪,啪,啪,尸体有节奏地落地,像恐怖的节拍器。乌克兰人大汗淋漓,娴熟地把货物 10个一堆整齐地放好,一具尸体的头一律放在另一具的两腿之间,以节省空间。 啪,啪,啪,一具尸体,一具尸体,又一具尸体。那些尸体飞出来,像可怜的靶子,空洞、轻巧、无生命,骨头紧贴着绷紧的皮肤。偶尔,节奏会被打断,这时我看到一具较重的尸体——破碎的头,血肉模糊的身体夹带着排泄物——从黑门里飞出来。甚至那时,那两个波兰人也丝毫没有摇晃。他们机械地接过货物,肌肉绷紧,快步向手推车跑去。尸体落到车上,发出更加沉重的嘎吱声,让手推车摇晃了一下。 乌克兰人弯下腰,边抱怨边把尸体扔到顶部。他们跑回去时,我看到血从破碎的头颅里流出来,浸染了下面的尸体。 10分钟后,手推车上整齐地堆放着 15堆尸体,每堆 10具尸体。乌克兰人爬到货物的顶部,站好,脚踝深埋在死尸里。现在他们不能跑动了,因此又有两个人爬到手推车另一头的顶部。格局稍微改变了一下,现在尸体被两个人从手推车的一端扔给另一端的两个人,然后像先前一样整齐地摆放好。 音乐也改变了。尸体撞击木头的刺耳声消失了,代之以尸体相撞时低沉的声音,偶尔一条手臂或是一条腿撞到手推车的边缘,发出啪的声响,给这支恐惧的交响乐带来点儿不和谐之音。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音符!这是一个穿着灰黄色破布的玩偶,秃顶、嘴巴大张着。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波兰人关上门,松懈下来,继续谈话说笑。一个人扔过一些毯子,手推车上的人把它们盖在尸体堆的顶部。 我们这些新来的——对我们来说工作意味着自由——盯着那辆手推车,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目瞪口呆。200具尸体被堆积在一起,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刻钟。但鲜血还是从破碎的尸体中流出来,穿过肉体组成的网状结构,发出单调的滴答声, 滴到一尘不染的混凝土上,最后在混凝土上形成暗红色的血坑。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他们是谁?不像犹太人。” “也许是乌克兰人。他们总是对乌克兰人很狠毒。” “或许是波兰人。我宁愿说是波兰人。” “无论如何他们不是斯洛伐克人,”伊皮 ·米勒说,“肯定不是斯洛伐克人。” 由于很可笑的原因,听到有人说他们不是斯洛伐克人让我们甚感欣慰。其实,我们站在那儿,穿着平民服,感觉自己与此景毫无瓜葛似的。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那些人来自于另外的世界。我们不是肉堆,我们是人。我们任凭想象飞驰,而那个即将捕获住我们的事实还未到来。 4个乌克兰人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囚犯头四处走动,沉静地下着命令。6个魁梧的乌克兰人抓住车把柄旋转车子,直到它再次与门口相对。又有一些人走到车后面,每个车轮边分别站一个人。 “嗨哟!”囚犯头大叫着。 “嗨哟!”推车的人们应和着,齐心协力向前。手推车开始慢慢移动,嘎吱作响,左右摇摆。时不时地,一条胳膊或是腿从打包良好的包裹中掉出来,吊在手推车的边缘,随着车子的移动而上下摇晃,好像向死亡之屋告别。这一切让人毛骨悚然。 我盯着手推车,它开始逐渐加速。现在那些拉车的人们开始左右摇晃,手推车也从一边倾斜到另一边。我以为它会翻车,泼掉所有的货物,但是没有。这些人知道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显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到这栋没有窗户的红砖营房门口。 血液在流淌,渗透到混凝土里面。两个囚犯走过来,拿着沉重的拖把,开始用力清洗道路。 我心不在焉地望着他们,却几乎没看到他们,因为我的思维跟随着那辆装着死尸的摇摇晃晃的手推车飘游到远方。当他们直起腰,转向我,我震惊不已。这是我的两个朋友--来自特尔纳瓦的奥托 ·普宙斯布格尔和阿里埃勒 ·恩格尔。他们的模样让我逐步向奥斯维辛可怕的事实靠近。 仅仅在 4个月前,黑眼睛、圆盘脸而又高大魁梧的奥托还和我一起去参加舞会,为了当地的女孩子而相互争风吃醋。而现在,他圆盘脸上的肉融化了,让它显得更长,他那高大的身躯也瘦削下来。 然而阿里埃勒 ·恩格尔的变化更让人恐惧。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曾经认真地挑选出每个人的财产,然后再谨慎地毁掉它们。 我们曾经拿他那考究的衣服开玩笑,而今,黑白相间的条纹囚犯服宽松地挂在身上,嘲弄着他。他曾经是个不错的运动员,而今,那匀称挺拔的身躯由于饥饿而松弛下来,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年男人。他曾经也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在各种晚会上极其受欢迎,因为他的巴拉莱卡琴弹得极棒。现在,音乐从他身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呆板、无动于衷。 我向他们走去。他们的脸上露出微笑,但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自己的朋友。奥托凄惨地笑着说道:“我以为你在匈牙利,我以为你成功地逃脱了。” 我摇摇头。那一刻,匈牙利好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它对我失去了吸引力。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揭开这个奇怪而又险恶的集中营的秘密。“这儿怎么了,奥托?”我问道,“那些可怜的家伙们怎么了?”“哪些可怜的家伙?”“在手推车上的那些。”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对于我的无知深感惊奇。他忘了我是个刚刚来的男孩,对这儿的惯例一无所知。“他们是今天的成果。”他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我仍然对此不理解,因此,他耐心地向我解释着,好像他在跟一个孩子说话。“他们昨天晚上死的。一些死于饥饿,一些死于疾病,还有一些是由于挨了重棍而死。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我的大脑与这些简单、随意的话语纠缠着,却不能完全消化掉它们。因此, 我改变了话题,问他和阿里埃勒是如何到达奥斯维辛的。“我们有 600人从特尔纳瓦来,”他说,“但现在只剩下 10个人了。 ““别的人呢?别的人怎么了?” 他耸耸肩说:“他们的工作太坏了。他们让他们焚烧被卫队员杀死的苏联战犯。那之后,少数几个幸存者也得死,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那你呢?你哥哥怎么样了?”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好像在告诉我时间或是在阅读足球比赛的结果。然而我知道他并不是冷酷无情,而是认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我的哥哥死了,4个都死了。我——还有你,存活的希望很渺茫。也许是几天、几个星期的问题,甚至是几个月。” 他的话阴郁无比,但他还是设法在里面加入一点儿希望的温暖。他非常坦率地估量了一下当时的实情,但从他的口气中我知道他并没有崩溃。 但阿里埃勒 ·恩格尔的状况却不同。他用毫无生气的语调说道:“不久我们都会从那扇门里飞出来。也许几天之后。这是迟早的事情。” 我望着他。那双曾经神采奕奕、随着自己的音乐翩翩起舞的眼睛回望着我。我发现它们迟钝、呆板,带着死亡的阴影。奥托勉强笑了,说道:“不要在意阿里埃勒,他总是很悲观消极!” 一个拿着鞭子吼叫的囚犯头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奥托和阿里埃勒机灵地小跑着走开了,去做些神秘而又毫无意义的事情。我被留下来,思考着他们的话,对它们进行筛选、详查——像淘金的矿工一样。最后,我下定决心:对于奥托和我这样的人,对于那些有活下来的勇气的人来说,生存是可能的,但对于集中营里的阿里埃勒之辈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死亡。 第二天我们的地位有所改变。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穿着平民衣服,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很不利,因为别的囚犯远远地躲开我们,害怕跟我们这些新来的危险分子说话——我们的愚昧无知可能会让他们惹上麻烦。然而现在,我们即将被完全接纳为奥斯维辛俱乐部的成员。 他们让我们走进一个澡堂,让我们脱掉衣服。囚犯头开始咆哮:“进去!”我们在门口停了一会儿,颇为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总共有 400人,而澡堂最多只能容纳 30个人。这太让人迷惑不解了。 然而,不久囚犯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很快走到我们这些裸体者中间,用他们的棍子使劲抽打我们,直到我们每个人蜂拥进那个狭小的澡堂。从喷头里喷出的冰凉的水冲洗掉了火车上的尘土和从我们的新伤口中流出的血迹。在嘈杂的水声和由于某种惊恐引起的混乱中,我模模糊糊听到我们的新主人大叫道:“出去!所有人都出去!快点,猪猡!” 我们冲向门口,争相出去。他们在我们中间穿梭,踢打着我们仍然湿淋淋的身体直到所有的人都被集结成一排。我们站在 7月的阳光下,瑟瑟发抖,毫无抵抗之力。我们仍然赤身裸体。这时他们让我们向前走 50米,别的囚犯记下我们的名字和出生地,给我们注册,好像我们进入了一所怪异的新大学。的确,那是几乎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最后一次正式用自己的名字,因为从现在开始我是 44070号囚犯。他们决不允许我忘掉这个号码,因为入学仪式的下一步是刺文身。 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另外两个囚犯:一个是法国人,整个集中营都知道他叫莱奥——一个文身师,另外一个叫做艾森贝格。他们两人性格开朗,整个过程一直在开玩笑,礼貌地问那些牛们希望把它们的号码烙在哪儿——左肩呢还是右肩,肩膀上面呢还是下面。在此种情况下给予它们选择的可能性,这实在是奇怪而又好笑;就好像在一个人的头被砍掉之前问他希望把自己的头发分在脑袋的哪一边。不管怎样,我选择把印记烙在左胳膊上面——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着。 接下来是分发衣服——斑马条纹服。一件短上衣、一条裤子、一顶松松垮垮而又毫无形状的帽子,外加一双木鞋。这些真让人感到丢脸,但总比一无所有要好。我松了一口气,穿上它们。现在,我是整个兽群的一员,一个穿着条纹服的无足轻重之人,既无名也不为人所知;而且,只要我行动迅速,只要我使自己的鼻子保持干净,就不会引人注意。 当然,整个过程包括洗澡、注册、刺文身、分发衣服,这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早上开始,到晚上仍在进行。我一般排在队伍的后面,这意味着我不得不等待别人进行完所有的程序。分发衣服的时候我注意到两个相互谈话的波兰囚犯。 是他们的衣服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的衣服看起来好像被修正过。他们的帽子很有形状,并且以一种流行的方式戴在头上,裤腿处被折叠得完美无缺。上衣非常适合他们,整套服装让他们自信无比,甚至有点儿骄傲。 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也让他们在人群中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强壮结实、营养充足,脸上没有囚犯脸上的那种苍白之色,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的古铜色。我断定,这是两个懂得生存之秘诀的人,是可以帮助我的人。 我漫步到他们旁边,并且介绍自己。他们停止交谈,对我进行了一会儿研究,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突然,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学校里轻率地打断两个级长谈话的小男孩。 然后其中一个微微一笑,用屈尊的口吻说道:“我猜你是新来的。” “是的。我两天前到的。你们到这儿多久了?” 他们相互一笑——愉快而又宽容的笑容。较高的一个说道:“两年前。” 两年前!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我记得我的朋友阿里埃勒和奥托阴郁的话语,对于他们来说,在集中营的日子是以天数、星期、月份计算的。于是我愉快地摒弃他们的看法--他们太过于悲观——明显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那两个波兰人仍然微笑而又迷惑地望着我,这个新来的男孩子的鲁莽、无知使他们感到好笑。我回笑了一下说:“两年!那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一些傻瓜居然一直告诉我一个人在这儿只能存活几天。” 我肯定听起来像是对小事感恩戴德的人,因为集中营里的这两个囚犯贵族的态度很快转变了。显然,他们不仅讨厌一个涉世不深者对他们的赞扬,而且对于他将要竭力模仿他们超群的耐力的暗示感到很生气。 “听着,朋友,其中一个人严厉地对我说,只剩下 4个人。 “1000个人来到这儿,你知不知道,如果我像你一样是个犹太人,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将会怎样做?” 我摇摇头,等着他的回答,感觉他是在提醒我注意自己的位置。但我急切地想接受这两个人的所有建议——他们向我证明了生存是可能的。然而,他一声不吭,只是站在那儿,玩世不恭地望着我,眼睛里却露出同情之色,然后他表情放松了一点儿,平静地笑了。 “要是我是你的话,”他笑着说,“我就会跑向那边的带刺铁丝网,他们很快就会把你击毙的。听我的,朋友,今天就死吧!” 说完,两人就走开了。他们对我孩子气的东拉西扯和幼稚不再感到好笑,而是感到无聊。我生气地望着他们,他们的冷落让我受伤,他们的傲慢让我痛苦不堪。然后,看着他们离去,我听到自己高声说道:“你们两个死后我将仍然活着!” 当然,这只是我一时气愤的臆断,但事实上,我对了。一个月后,一种斑疹伤寒病毒扫荡整个集中营,这两个波兰人都死了。 那天晚上我们被赶进一个新营房。这次我们不是在地下室,而是在阁楼上,屋顶上的横梁从我们头顶上倾斜而过。地上铺着污渍斑斑的浅红色的地毯,虽然不是很吸引人,但要比地窖里的石头地板好。我们刚进去,晚饭就开始了:每人半品脱的茶和两个小面包。 我狼吞虎咽地吃掉自己的那一份,因为我在慢慢地、稳当地学习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课程。食物意味着体力,即使是面包里有锯末,茶看起来像污水。而体力则意味着生存,因为正如区长所说:集中营里没有病弱者的立锥之地。我一边吞咽着粗糙的面包条,一边想:“也许我到田地里干活的时候可以抢一些蔬菜吃。” 但我永远也不会看到田地,别人也看不到,虽然每个人的原因各不相同。正在那时,一个魁梧年轻的囚犯头突然走进我们的阁楼,站定,然后气愤地望着我们。 我们立即沉默下来,小心翼翼地望着他,想知道他这次的拜访意味着什么,一阵毒打呢,还是工作,或仅仅是长篇的辱骂,因为那时我们对于囚犯统治者的期待甚少。我看到他短上衣上的红色三角形,感觉这是个好迹象——这意味着他是个政治犯。然后,我研究着他的面孔,试图读懂这个新来的迫害者,但我并没有得到多少东西,因为这张脸上交织着高傲、些许轻蔑和一种新的元素--幽默,这真让人迷惑不解。 他把双手放在屁股上,叉开双腿,用浓重的维也纳口音吼叫道:“让我看看你们这些杂种!” 我们安静地站着。他那锐利的眼光扫过我们的面孔,然后他从我们中间穿过,慵懒地来回摇晃着他的棍子。他突然在一个囚犯面前停下来,用棍子的一头向他的胸部猛戳过去,然后飞快地把棍子举过头顶。那个囚犯向后退着,绊住垫子,跌倒在地上。那个奇怪的囚犯头继续穿过阴郁、沉默的队伍,咆哮着大笑。 他继续出击,这儿戳一下,那儿推一下,时不时地故作假攻击,让我们这些囚犯像鸽子般四处飞散,而这引起了他更剧烈的狂笑。这期间,我一直在想:这仅仅是个游戏呢,或是还有更严重、更阴险的事情在玩笑之后? 现在我俩面对面了。他停下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嘴角下斜,冷嘲热讽而又半笑不笑。我等待着,下定决心坚决不移动,坚决不成为他那冷酷幽默的把柄。 他快速朝我腹部打了一下。我稳站着没有动,尽管他的出手很重。他围绕着我走了一圈,微微皱下眉头,脸上流露出兴趣而非不悦。然后,他朝我的肩膀打了一下。 “呵,坚强的小子。” 我没说话。一只巨手伸出来摸摸我的二头肌。我本能地弯曲肌肉,他慢慢地点头表示欣赏。 “你从哪儿来?” “斯洛伐克。” 他又戳了我几下,重重地打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问道:“那么你是斯洛伐克人。你可能是。说德语吗?” “说。” “好吗?” “很流利。” 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他一边用棍子轻敲他的一条腿,一边使劲地盯着我。我知道自己正在被审查,但一点儿也不知道如果审查通过自己会怎样。 不久我就知道,自己显然让考官很满意。他最后用棍子顶端戳了我一下,说道:“好的。你会很适合。” “跟我来。” 他转过身,箭步向门口走去。我跟着他,对未知充满了担忧,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因为很明显他把我单独挑选出来了,这对我的健康和体力大有裨益。我穿着木鞋子从阁楼里走出去,咔嚓咔嚓地走下台阶,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鲁莽的新囚犯头事实上正在挽救我的生命。我也不知道他是用一个柠檬把我从我的区长那里买来的。那时我对集中营里巨大的黑市一无所知。这个黑市让某些人存活下来,而让另外一些人遭受折磨直到死亡。
逃离奥斯维辛——新来者
书名: 逃离奥斯维辛
作者: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 李丹玲 | Rudolf Vrba
出版年: 2009年9月
页数: 234页
定价: 2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1406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