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奥斯维辛——纳粹党卫军在行动

火车叮叮当当而又阴郁地向北行驶。被塞挤在里面的人最初没有时间相互同情，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麻烦事，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使他们的精神遭受禁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们及被留下的家人会怎样？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例如，他们要去哪儿？被迫与文明相隔，然而由于家庭这条密不可分的纽带使他们仍然与其相连，他们也担忧一些琐屑之事。他们关掉总管煤气开关了吗？他们锁后门了吗？他们记得取消牛奶和报纸了吗？ 事实上，这个被赫林卡卫兵塞进 80个人及其行李的车厢是一个被忧虑所纠缠的小世界，每个人都只关注自我的小世界。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一切，尽管人们困惑、害怕、身体不舒服，每个人都对托迈索夫夫妇深怀关心。 我第一次看到托迈索夫是在火车刚过斯洛伐克边界之后。他是个高个子、皮肤黝黑、大约 20岁的年轻人。他挣扎着穿过车厢朝我走过来，还小心翼翼地拉着一个金黄头发的姑娘。突然之间，在为数众多的面孔中我认出了他：他是我在家乡相识的一个伙伴。 我们大叫着问候对方。终于他喘着气，汗流浃背地走到了我面前。我看了一眼那女孩儿，问道：“你妹妹？”“不，”他说道，带着腼腆而又骄傲的笑容，“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妻子。我们两周前结的婚，因为……因为……提索大人说被流放时家人会永不分离。” 我明白了。提索大人——斯洛伐克傀儡总统、大叛徒——确实作过此许诺，因此，为了力求待在一起，全国上下相爱的年轻人匆忙结婚。但是，当我盯着站在面前的这两个在一个散发着恶臭的火车上度蜜月的年轻人时——天知道它会开往何处——我想知道他们的未来如何。 然而，那些事情只能猜测。与此同时，当前我们可以做点儿事情。我把他们结婚的消息传开，很快就有了反应。 他们立即被礼物所包围——有人给食物，有人给一些廉价的饰品，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对他们表示了祝贺。一个人拿出他偷偷带到车上的一瓶酒——火车上禁止任何酒精——我们举行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奇怪的婚宴。 我们为新娘干杯，为新郎干杯，为他们各自的父母干杯，为他们未来的家庭干杯，而托迈索夫却和他年轻的新娘羞怯地站在一个角落里。 那种情况下，那是一个很好的婚宴。婚宴结束后，我们仍然有个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妇需要一套新婚套房，但那并不容易——车厢如此拥挤，以至于只有几个人能够躺下睡觉，其他人都得站着。 然而，我们想方设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移动行李，重新布置。尽管托迈索夫夫妇强烈抗议，我们还是设法给了他们一个非常特殊的睡觉空间和尽可能多的隐私。 的确，托迈索夫夫妇柔化了人们为了自我保护而在自己周围修筑的硬壳，婚宴后，一种崭新、粗糙的礼貌在人们当中形成，尽管我们处于一个极易引起争斗、吵架、邻里相反的环境下。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处于同样的尴尬之境，所有的斯洛伐克人、犹太人及其他人都在朝一个未知走去。 这种礼貌以多种不同的而又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谁想上厕所——一个放在角落里的小桶——他一边有礼貌地请求原谅，一边慢慢地向小桶移去，就好像是他正在穿过一个拥挤的舞厅。当他到达小桶旁时，别人会体贴周到地转过头。 有食物的人同被仓促赶上火车而一无所有的人共同分享食物。离开诺瓦基前费罗 ·朗格尔悄悄塞到我的帆布背包里的香肠——我俩为了它们而玩的那种奇怪的撞柱游戏——并没有维持多久。但是，一旦它还有，它就属于所有的人。香肠吃完后，除了果酱，我一无所有，别人就同我分享他们的东西。 对于老人，我们也有细致入微的关心。例如，在日利纳，车门被打开，一个大约 80岁的女士被推进我们的车厢，手里拿着一束皱巴巴的薰衣草和旧蕾丝。我把她扶起来，她带着旧世界的那种魅力感谢我，好像我在帮她走下马车，而不是进入一个肮脏的牛车里。为了使她能够免受一次艰苦而又令人尴尬无比的旅途之苦，人们立即在厕所附近给她腾出空间。 当然，在一个仅仅是流动监狱里过正常生活的这些勇敢、凄惨的尝试服务于一个目的：使人们的精神摆脱掉正在折磨着他们的一系列问题。 如何？何因？何事？何地？ 人们对这些问题长时间闭口不提。然后，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矮小瘦弱的老头儿伊萨克 ·拉比诺维奇突然从他那黑色大帽檐下探出头来，并说道：“这肯定是上帝的旨意。” 数小时以来，他一直被挤压在这个拥挤的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我想这是旅程开始以来他第一次说话。那句话带着惊奇，而不是绝对的虔诚和屈从，好像他终于找到自己为何被赶出家园的唯一可能的原因。 他周围的人小声而又有礼貌地对他的决断表示赞同，但在那个汗臭污浊的车厢里，没有人真正相信他们的创造者和此次旅程相干。其实，大多数人觉得他们被诱骗而掉进了一张阴谋之网，而不是受上帝之命被迫迁移。 有时候我们感觉那张网正在向我们逼近，很多东西成了避免落网的工具。例如，有人尝试贿赂，但失败了。 其中之一是来自斯洛伐克中部一村庄的波兰斯卡夫人。她身材高大而又富有——按照当地的标准。她被紧紧挤压在伊萨克 ·拉比诺维奇的旁边，这几乎使他窒息。当她感觉老伊萨克远在自己地位之下时，这种压倒一切的近距离接触并没有阻止她告诉周围人自己的麻烦。 “在家里我去找过赫林卡卫兵总司令，”她说，“毕竟，我有这个权利，因为他的妹妹曾经和我一起上学。去年 4月他女儿结婚，我把自己所有的最好的银器借给他以备婚宴之用。不用说，他们还没有归还，但它们无影无踪，除了我结婚时我母亲把它们送给我这个事实之外。 “使我受伤的是，那个男人欺骗我。我非常谨慎，把一个装有 1万克郎的信封放在桌上。后来他告诉我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他并没有确切地这样说，但让我觉得，他只需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即可。”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发生了什么？”她的上半身处于安适的处境中，由于激动而上下起伏。她进一步挤压着可怜的老伊萨克，接着说：“他拿了我的钱却忘了我的名字。他虽然假装绅士，却是个腐败堕落的卑鄙小人，在他那可耻的内心里没有一点儿诚信可言。” 有人试图否认自己的非雅利安人血统，也失败了。 高个儿伐木工扬科 ·索科尔站在窗子旁边我的附近，他一边咀嚼着一大块香肠，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儿干什么。我是一个正宗的基督徒。但仅仅因为我被犹太人收养，就被赶出我的家庭和国家。 “我甚至给了他们一个教区牧师签名的证明书，证明自己从小被犹太人收养。他们却告诉我，那是假造的。” “他们很可能看了你的连鬃胡子，索科尔，”他的邻居咧嘴笑着说，“我打赌你和我们一样，也行割礼了。” 有人试图争辩说他们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失败了。 林瓦尔德先生——大家都叫他“米斯特尔”——是个来自慈沃伦的富商，现在他那昂贵的衣服却褶皱巴巴、污渍斑斑。他告诉我们：“我的生意让整个小镇的人受益，我同样这样告诉他们。而他们却做了什么？他们抢了我的生意，并把它给了我最大的敌人——一个曾经强烈反法西斯的雅利安人。但你们现在应该看看他。” “我认识那个人，”波兰斯卡夫人说道，“这真是明智之举。他现在是赫林卡卫兵之一，一个肮脏的叛徒。”我们兴趣盎然地听着这些故事，不知道在整个欧洲这样的故事重复上演了数百万次。 我什么都没说，也没有选择用不光明的手段来逃脱这张网。我没有钱，没有生意，没有朋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拉比，也没有可能给我一张光票证明我的宗教、种族健康的牧师朋友。确实，我的方法非常笨拙。 我一直在战斗，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失败的。然而，我打定主意要继续战斗下去，那就是我一直要坚守在窗子旁边的位置的原因。我没有欣赏风景，而是思考如何逃跑。为了回来时能认出路，我研究着火车路线，因为我仍然相信这段旅程仅仅是我为了从地下组织拿到证件而回家前的令人讨厌的拖延。 然而，随着我们逐渐进入波兰境内，我的信心开始一点点地动摇。车厢里的状况在恶化。空气更加污浊，人们之间的礼节变得更加紧张，卫生设备已经威胁到健康。尽管我们仍然有食物，却没有水了。 人们仍然在笑，却笑得很勉强。偶尔为了取乐，有人进行善意的争论，但这种争论越来越无聊而有种被逼无奈的感觉。 一旦看到远处的城市，男人们就会争论到底是哪座城市。 “那是克拉科夫。”一个人会说。 “真荒谬，那是卡托维慈。” “你们两个都错了，那是琴斯托霍瓦。” 一定程度上，那些争论帮我忘记了自己的不舒服。我像游客一样盯着外面的城镇，毕竟，我仅仅是个男孩，而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然而，在内心深处我意识到：他们进行这些争论是为了一个目的——转移自己对口渴的注意力。对有些人来说，口渴正在折磨着他们。不知是谁小声抱怨：“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取水？”争论就立即停止下来。 也有无言的提醒物。我们穿过一条小河，那些窗子附近的人贪婪地盯着它。啤酒广告——“喝塞布希……健康……良好！”嘲弄着我们。的确，过了一会儿，对水的渴求占据着我们的思维，压倒了所有其他方面的担忧。 终于，火车开始减速并停下来。我们到达了琴斯托霍瓦。车厢在 24小时之内第一次被打开，装备森严的卫队员突然说道：“一个人下去取水，其他任何人都不许动！” 我们车厢里的人不够快。事实上，他还没有到达通往水泵的队伍面前，命令已经下来了：“回到车厢里！”他犹豫了一会儿。我听到他对一个卫队员说：“我的罐子还没有装水。”一把来复枪重重打过他的双肩，他回到我们中间，水罐空空的。车门被砰地关上，锁门的铁链子铮铮作响恢复原位。一阵沉默，由于极度震惊而带来的沉默。 但仍然有希望。我们发现，车厢门的铁链子足够的长，可以打开车门几英寸。我们把它向后推，在那儿，我们的正前方，是折磨人的一幕。水，几加仑的水，正在被四处泼溅；对于我们，这真是亵渎神灵！ 实际上，一队开往俄国前线的德国士兵正在洗漱，他们泼溅着水花，像一群玩耍的海豹。其他士兵悠闲地站着，喝着一杯杯的烈酒，笑着，叫着，带着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的男人的那种轻率放弃。他们大多数已经半醉。 我对他们叫道：“嘿——给我们一些水！”他们望望四周，斜视了我们一会儿，说：“你们有什么？食物？钱？”看来，水是要钱的。周围一阵骚动，我们拿出一些香肠，好像士兵对此很满意。 几个士兵走过来接过我们的水罐。立即，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卫队员向他们走去，大叫着：“退回去！离开车厢！你们知道接近火车是犯法的！” 士兵们慢慢转过身面对着他，一动也不动。他看起来气势汹汹，然后突然说道：“继续！你们听到我说什么了。滚开！” 普通的德国士兵和卫队员之间没有友爱。那个防御兵把一只手放在佩枪枪托上，轻声说：“听着，兄弟。我们要出去打仗。我们要去俄国前线，而你们这些幸运者在后方却很安全。你们围绕着一群残忍的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到处游荡着。现在，在我生气前快点离开！” 另外一个士兵，一边不无珍惜地擦拭着冲锋枪管，一边咧嘴说：“弗伦茨，别激怒了大英雄。毕竟，他并不愿意与你这样的人共享他的战利品。” 他们都笑了，炫耀似的嘲笑着那个卫队员。他坚持了一会儿自己的立场。然后，从火车门缝中，我们看见他转过身，快速离去。他权衡了一下氛围，发现自己的状况很危险。 士兵们把我们的水杯填满，拿了我们的香肠。火车开始慢慢移动。我看见手拿冲锋枪的士兵站得笔直，目送它离去，脸上挂着奇怪的几乎是愤世嫉俗的表情。然后，他转过身，厌恶地吐了口唾沫。 我们逐渐远去。我却在想：是看到如此多的犹太人还是那个趾高气扬的党卫军让他心烦意乱？看着他手中闪闪发光的手枪，我希望它在自己的手中。 一小段时间内，车厢里的氛围愉悦不少。但随着水的减少，人们的心情逐渐沉重。不久，尽管我们不停地用理智说服自己，但口渴又重新袭来。 另外一个车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儿也有士兵。这一次，尽管努力跟他们谈条件，却发现他们不肯轻易让步。我们给他们香肠，他们大笑起来。他们要钱。 车厢里的人们再次商量了一会儿，钱从仔细隐藏之地拿了出来。一个男人拿出一个金婚戒，盯着看了一会儿，疲惫地笑着说道：“我很爱我的妻子，不然它早就被卖掉了。真幸运啊！” 钱和金戒指从门缝里递了出去。水杯再次被灌满。贡献出自己戒指的男人沉默地望着窗外，背对着我们。 几小时过去了。车厢的哐当声告诉我们，又一个车站到了。这一次，火车停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车厢刚好在一个加水的机车旁边。水从宽大、肥厚的水管里流出来，一半泼溅在发动机上，一半流到轨道上。 我盯着那股闪闪发光的小瀑布。司机冷漠地靠在驾驶室外面，毫不在意这列奇怪的不知来自何方的火车。我转向他，从窗口使劲塞出一个水杯，说：“先生，可以装点儿水吗？” 我们离得如此近，几乎可以握手了。但他看起来并不情愿这么做，继续望着远处的地平线。我低头看看车轨——鸣笛的卫队员们没有朝这边看——十万火急地对他说：“来吧，朋友。给点水怎么样？” 他继续望着远处，然后头也不回地说：“我才不会为了你们这些野种让自己吃枪子呢！”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可以理解他的态度。上面下了命令说，任何帮助流放者的平民都会被枪毙，卫队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把这项命令贯彻到底的。仅仅为了灌一杯水而让自己的后背挨上一枪实在是太大的代价。 然而当时我并不那么宽容。我看见铁路工人把水管从发动机上拿下来，我看见水管里的水流到轨道上。我抬头盯着那个巨大的水箱，鬼才知道它到底装了多少加仑的水。我们的火车开动了，我咒骂着那个发动机司机，那个吝啬、胆小的猪猡。 我们还有足够的水可以支撑一会儿，于是争论再次开始。我们要去哪儿？这些安置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9岁的小女孩儿抬头望着父亲说：“爸爸，那儿有像家里一样的学校和操场吗？有很多的小朋友吗？” 一段时间内他没有回答。确实，那会儿车厢里鸦雀无声，所有人被小女孩那尖锐的声音镇住了。然后父亲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说：“是的，亲爱的。那里会有学校和操场……你想要的一切。你爱它将会胜过家。” 她拽着父亲的一只手，笑了。我想我们都对这个聪明而善意的谎言感激不尽。 当然，没人会相信安置地会像我们的家一样好。然而，他们还是设法让自己相信：安置地是他们能够生活、工作、养家的地方。但还是有一丝淡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信心，那丝阴影来自于先他们而去的人们的信件。 来自特尔纳瓦的果蔬商扎哈日沮丧地说：“我相信可能是劳改营，或者是隔离区。但还是要比集中营好，食物也会比诺瓦基的要强。而且，好像也不会永远这样子。战争应该会在几个月内结束，我们都会再次回到家里。” 一会儿，谈话转移到了战争上。那会儿，人人都相信德国会战败，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让自己想象德国取得胜利。他们感觉唯一真正的问题是：离这一切结束还有几个月。但甚至这一点也没有引起很大争论，因为明天或是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更重要。 扎哈日的女儿 16岁了，一脸的雀斑，拖着一条长辫子。她说：“我表姐是第一批被流放的。有一天她给我写信说一切都好，食物很好，他们的工作不算很劳苦。 “ 她停了一分钟，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然后，一边使劲地擦拭着指甲，一边接着说：“只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她说她妈妈向我问好。可是她妈妈 3年前已经过世了啊。” “我妹妹给我的来信中也有些有趣的事情，”一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年轻而又丰满的女人说道，“她告诉我老雅各布 ·拉科身体很健康，但是雅各布在多年前的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啊。” 一张怀疑之网降落在谈话中。一封封皱巴巴的信从帆布包里、手提包里、钱包里、箱子里被掏了出来逐字分析。有些信里面提到了死去的人或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这些胡说八道让他们忧心忡忡而又迷惑不解。 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谜底的答案。这些信件是写信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临死之前在枪口的逼迫下写的。信的目的是增强那些后继者的信心，因为纳粹分子知道，对于未来之恐惧所引起的哪怕些许的抵抗就会葬送整个阴谋诡计。 于是，有时候就有人通过说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来暗暗警告后来者，以此偷偷地对纳粹分子表示藐视。这种藐视需要极大的勇气。可悲的是，那些收到一封封措辞小心的信件的人们无一例外地试图把这些矛盾之处解释为笔误，也许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安置地。 因此，我们这节车厢里的人们读着那些信件，漏洞被找到，又被洪水般的解释冲散了。无论如何，这些解释听起来颇有道理。 当然，疑惑依然存在，但很快就被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那些试图挖掘、展示疑惑者被蔑视、取笑或是完全忽视。 事实上，在我们这节车厢，只有一个人清楚地预见了未来，而且我认为那是出于他的直觉而不是理性。他叫伊扎克 ·莫斯科维奇，一个邋遢、瘦弱，22岁左右的男人。 他很坦诚。我想，也许是因为自从拉比把他从一贫如洗的家里接到一般而言仅仅富家子弟才上得起的犹太拉比学校后，他就对嘲笑习以为常了。当然，他那正统的犹太父母对于儿子受到这般尊敬感到很高兴。但他却很痛苦，因为他学习很吃力。到离开时，他是一个失败者，亲友们听到阵阵的嘲笑声。 伊扎克确实是个典型的犹太人，无论是长相还是声音。那可能就是赫林卡卫兵逮捕、折磨他的原因——他们就是不喜欢他那张犹太脸庞。 那之后，他变得更加孤僻，好像对逝去的记忆念念不忘。他也意识到，自己仅仅是个贫穷而又受折磨的笑柄。但当车厢里同胞们开始用乐观的色调描绘安置地时，他被激怒了。 突然，他打断谈论，让它戛然而止。他用尖锐、高昂的声音说：“要是你们认为你们将要去安置地，那你们就都是傻瓜。我们都要死掉！” 接下来是一阵不自在、尴尬的沉默，好像他高声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然后，一个人勉强笑着说：“听听，谁在谈论傻瓜！” 另一个人说：“伊扎克，你听过拉比的话吗？他们对你的将来抱过希望吗？或者你自学过吗？” 那种沉重、冷酷的幽默让伊扎克在剩下的旅程中保持缄默。事实上，不久后，他就被忘掉了，尽管后来他的话又被记起。 例如，在卢布林，他们突然有点恍然大悟了。火车慢慢地开过车站，停在不远处。车厢门被突然打开，我们看到整列火车被手持来复枪、冲锋枪的党卫军团团围住。军官们在他们中间走动，优雅的制服上别着铁制的十字架，趾高气扬地挥舞着竹杖和马鞭。 我们盯着他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不久后，疑惑烟消云散。车厢内外的军官们开始大叫：“16到 45岁的男人都出去！” 最初没人动，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违反规则的，也和斯洛伐克总统提索大人一再解释的总则相违背。在报纸上、电台上，他不厌其烦地说：“亲人们待在一起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原则。犹太人被送到安置地时，会遵循这个原则的。” 然而，好像卫队员们并没有通过阅读报纸、收听广播而接受他们总统的讲话。他们严厉地走向打开的车厢，怒吼道：“得啦！听到没！所有 16到 45岁的男人都出去，剩下的原地不动。” 慢慢的，真相被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而变得迟钝的大脑所领悟。慢慢的，所有体力强健的男人从火车上跳下来，而他们的妻子、姐妹、女儿、父母亲们——被疑惑和新的恐惧撕裂着，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们。 我们被赶到火车旁一个参差不齐的队伍中，仍然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甚至当车门被永久地关上时，真相也没能显现。 新婚不久的托迈索夫第一个回过神来。他突然跳出队伍，冲向车厢大叫：“我妻子还在那儿！让她出来！” 一根马鞭抽过他的脸，他旋转着倒在灰尘里。他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脸上鲜血渗了出来。他试图再次走到车厢旁边。这次，一个卫队员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教训他。他把他猛击到地上，足足打了一分钟。那种高效率是千锤百炼的训练得来的。 我们默默无闻地望着，突如其来的这些事让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关闭的车厢里面寂静无声，因为留在里面的人们的大脑像我们的一样迟钝。然而，渐渐地，我们同时洞察到真相，意识到提索大人是个骗子。从狭窄的、封锁的窗子里，从门缝间，一双双手悲哀地伸了出来，男人们冲过去想要紧紧地握住它们。 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够到它们。党卫军来回奔跑着，用他们的鞭子、竹杖猛抽着。他们猛打那些男人，猛打那些手——老人们枯萎的手、年轻人粗壮的手。火车抽搐着向前，停下，再次缓慢移动。从发动机的噪音中、蒸汽的咝咝声中、车轨的撞击声中我们听到女人的悲恸声和小孩的哭喊声，他们的手腕被划破、被折断了。 我很幸运。我孤独一人，没有妻子、没有母亲、没有女儿在火车上。但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个空虚、绝望的时刻。他们和家人离散了。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使人来不及思考，更别说采取行动。 我看到托迈索夫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他盯着火车，眼光迟钝而绝望。他脸上的血迹掺和着泥土，他的衣服被撕破了。我跟他说话，他只是茫然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 一个卫队军官在队伍中来回走动了一两次，就像一个农民在市场上验牛，然后他呵斥道：“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是自己拿不动行李的话，可以把它们放在卡车上。” 我们在这之前就注意到了卡车。现在大家一窝蜂地冲了上去。然而，我紧紧地拽着自己的帆布背包，我记起了可怜而又愚蠢的伊扎克——那个甚至拉比也教育不了的男孩——的话，“要是你们认为将要去安置地，那你们就都是大傻瓜。我们都要死掉！” 我不相信他话语的后半部分。我一点儿也不打算死。话语的前半部分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谎言很快就要被揭穿了。我下定决心，决不让我的背包离开自己的肩膀，甚至是我的视线。甚至，我也下定决心，从那一刻起我将不再相信任何人。 党卫军的殴打使我们这个衣衫褴褛的队伍变得像模像样，也让我们对行军作好了思想准备。然后，我们出发了，虽然无法与纳粹突击队员的精确相比拟，但在那些拿着枪、棍、鞭子的卫队员的命令下，我们的速度相当可观。 我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逃跑的想法，但要是瞥一眼我们的护驾人员，他们的威严足以让我放弃这种想法。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走几英码就会被射倒。 然而，有人更勇敢，也更愚蠢。我前面几步的一个男人突然跑向路边。一阵机关枪子弹射向他的腹部，他向后扑倒，倒在泥地中抽搐。那之后，我们的队伍变得遵纪守法，因为我们意识到：作为狙击手，那些卫队员是其上级的骄傲。 他们让我们从卢布林的后街穿过，可能是仍旧试图给人们留下此印象：纳粹分子是绅士而不是奴隶贩子。然而，对于我们，他们不需要努力装出绅士形象。一旦我们在远离城市的道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俘捕者不仅是说谎者，而且是可恶的小偷。 一个走在我旁边的卫队员问我时间，我看看手表并告诉他。 他的来复枪管即刻轻轻地压在我的腰背上，并平静地说：“把那个手表给我。” 我把手表给了他，好像没有争吵的必要。的确，与摆在前面的前途相比，这起小盗窃案显得无足重轻。我们好像正在朝集中营进军。 我看到了了望塔、带刺铁丝网和一排排丑陋不堪的营房。巨门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从门口通过，看到穿着囚服的男人。一开始，那些景象仅仅让我好奇，但不久，就让我震惊不已，因为我突然开始辨认出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他们不是罪犯，有的来自我的家乡。我看到了自己认识的商人、鞋匠、车修站老板、学校老师、图书管理员，还有当地俱乐部的那个台球好手，他抢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还有拉比的儿子、屠夫的儿子；还有铁匠的儿子，他可以用牙齿咬弯硬币。他们都在那儿。现在他们都穿着破旧的条纹囚服，剃着光头，看起来区别甚微。 我知道，自己将于不久加入他们。不久，我的头发就会被剃掉。不久，我就会在这个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作准备的叫做麦达内克的集中营失去特性。 我的前景一片惨淡，只被一个想法所软化。至少女人、小孩和老人没有与我们同在。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也许稍微轻松一点儿。其实，分离也许是福祉。 我却不知道，他们正在去一个叫做贝乌热茨——奥斯维辛现代化的灭绝机器的粗糙前身——的路上。在那儿，他们会被排气管的毒气毒死。他们的尸体将会在空旷的沟壕中被焚烧，因为火葬场还在酝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