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 7月 17日,海因里希 ·希姆莱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扬克尔 ·迈泽尔由于弄丢了条纹囚衣的 3颗扣子而丢掉了性命。这可能是他生平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衣冠不整。 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矮个儿的扬克尔老头,尽管从来不是很了解他。他那双黑黝的玩具熊般的眼睛总是瞅着地面,悄无声息地完成一个个的任务,遵守一道道的命令,然后麻木无情地把自己编织到集中营那个沉闷乏味的坯布中。 要是他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话,我相信,那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隐身人。当然,他最终没有达成那个让人理解的目标;而且我坚信,这次失败的后果对他的伤害要比那戏剧般显赫的自我暴露要轻得多。他讨厌自我炫耀,却无法摆脱这一点。 当希姆莱随行人员接近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时,扬克尔 ·迈泽尔却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而被臭名昭著的电弧光所包围。区长发现了他衣领上的裂口。据说,他很快被棍棒打死,拖到地毯下。几分钟之后,希姆莱抵达营房进行视察。 扬克尔永远不知道,在他死的那一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未来被塑造成型了。我们这些对自己衣服更谨慎的人逐渐了解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什么。 确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被囚禁在那儿仅仅只有 17天。我的理智被希姆莱要来参观的想法所占据,因为那些天我们几乎不谈论别的。 就在希姆莱参观的一周前,我们正要睡觉,区长疾步跑进我们的营房,我们即刻变得鸦雀无声。这是规则,而且这个人操控着我们当前的命运。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也是一个囚徒,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专业罪犯,一个谋杀犯。这种专业罪犯、谋杀犯的身份把他置于那些所犯罪行仅仅是由于其犹太人身份的人之上,而他作为德国人这个事实进一步提升了他的这种身份。 他说:“一周之后,集中营将会迎来它一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帝国保安队 的希姆莱将会访问我们,你们的行为必须如下: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你们只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你们只能用最尊敬的方式说话……‘是的,上校先生。’‘不是,上校先生。’ “显然,如果这也不够的话,你们应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回答。要是被问到集中营的状况,你们应该说:‘我在这儿很幸福,谢谢您,先生。’ “集中营的所有人、所有物必须绝对的干净——一尘不染,必须有绝对的秩序。任何一个暗中不执行这些命令的人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那天晚上睡觉时,我比平时更紧张,别人也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帝国保安队员面前的任何一次犯错都意味着遭受鞭笞或绞刑,或者二者兼具。但区长一定更紧张,因为第二天,为了希姆莱的这次参观,他开始以普鲁士学院一名警长的热情来训练我们。 他让我们排成一队,然后突然说道:“我是帝国保安队员,看看你们如何在我面前表现自己。” 他慢慢地走到排尾,像一个出道的杀手模仿嗜杀成性者,用他那愤怒的目光逐个扫视我们。如果发现肮脏的手指甲或是涂黑不当的木鞋,他就会咆哮地辱骂犯规者,并且用他那沉重的竹手杖重重地打他。他甚至用托儿所里的那种方式检查我们的耳朵后面,然后在营房里到处巡视,寻找着折叠不合规范的被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情绪逐渐增长,并弥散到整个集中营。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到囚犯,甚至还影响到卫兵。那些从来就没有多少耐心的党卫军军官们开始相互找碴。病人受到密切关注,那些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者,就很快被处理掉。干净的制服发了下来,事实上,那些军官要求囚犯们每天进行彻底的清洗。 不管是卫兵还是囚犯,都不敢信心十足,对每次的排练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参观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实际上,我们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列队行进在温暖的阳光下,阳光好像使集中营那刺眼的棱角变得柔和、甜美,但并没有使我们的神经稍微放松。漫长而又空虚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保持立正,炎热和焦虑使我们大汗淋漓。 尽管在可怕的环境下笔直地站立着,我们可能看起来是相当像样的一队男人。我们在各自的营房前站成僵硬的直线,像训练有素的斑马。站在营房的第一排,我自己确实就是一匹引人注目的斑马。他们故意把我放在那儿,因为刚刚入狱才17天,我看起来相当健康。 实际上,我的位置良好。我不仅在第一排,而且由于我的营房刚好在悬挂着“工作带来自由”的那种令人振奋的标语的门口旁边,最终使得自己成为第一个看到希姆莱到来的人之一。 不过,我并没有好好享受那个特权。党卫军军官们的制服穿得一丝不苟,长统作训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的神经也高度紧张。他们就站在集会广场的前方,而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此情况下,由于显眼,我必须要注意安全。 事实上,仅仅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乐团的音乐才使我的位子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是一队卓越的音乐家,来自于欧洲的各大首都,总指挥曾经一直负责华沙爱乐乐团。我们等待的那会儿,他试图用捷克歌剧《交换的新娘》中的一首著名的咏叹调来安慰我们。 咏叹调的题目是《上帝给我们力量时,我们应该愉快》。 对于那些长久生活于死亡恶臭气息下的人们,对于那些知道任何一天他们自己都有可能成为那股恶臭气息一分子的人们来说,那种氛围不是很恰当。奇怪的是,我们当中鲜有人考虑到将来,最重要的就是帝国保安队员海因里希 ·希姆莱的到来。其实,有一次,我们把自己做作党卫军的一员,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 突然,音乐停止了。我不敢扭头,从眼睛的余光里,我看到乐团指挥期盼地望着门口——视察队伍在望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被派过来警告他。他纹丝不动地站着,举起指挥棒,泰然为我们的座上客演奏音乐。 然后,悲剧发生了。每个演员都害怕的那种灾难,只有盛典才匹配的那种恐惧,纠缠着每一刻的那种危机。 我们营房外面的第十排里,区长发现扬克尔 ·迈泽尔少了几颗上衣纽扣。 几秒钟后罪行就发生了。他一下子把迈泽尔打倒在地。队列中传来一阵心神不安的混乱。他们迅速地而又疯狂地对他一阵拳打,试图把他从现场、从他们的大脑中彻底抹杀掉、清干净。他甚至不能优雅地死去——只能迅速地、悄无声息地死去。 他尖叫着,那强有力、牢骚般的叫声充斥在燥热、死寂的空气中。然后,尖叫声突然变成被遗弃的风笛的那种稀疏、悲痛的哀号声,但并没有很快消失。叫声持续着、持续着,淹没了真空般的沉默,扼住那些被紧密遏制的大脑,并用恐惧扭曲着它们。叫声甚至盖过了拳打脚踢的丑陋的重击声。那一刻,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怨恨扬克尔 ·迈泽尔。那个矮小衰老的犹太人在破坏一切,用他长久以来的孤独和徒劳的抗议给我们所有的人制造麻烦。 现在他呜咽着。我看见一个党卫军军官,脸上汗渍斑斑,对我们的营房点了点头。两个士官跑向迈泽尔,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党卫军军官从石头建筑那边整齐地行进过来,回到原位;区长和他的那些笨拙的下属屠夫们拖着脚步怯懦地跟在军官后面。所有营房中,唯独他们的营房,不得不在希姆莱的注视下公开示众。所有人当中,唯独不起眼的扬克尔 ·迈泽尔制造噪音。 主席台上,乐团指挥一动不动,甚至没用眼睛望一望门口将会给他一些暗示的党卫军。他指挥棒后面的音乐依旧泰然自若,对他来说,这才是重中之重。 军官们悄声警告我们,希姆莱的套服在 20码外出现。指挥棒优雅、准确无误地移动着,乐团忠顺地跟随其后,优美地、轻快地演奏出意大利歌剧《阿伊达》中的一个选段。选段名字是《胜利进军》。 门开了,一辆长长的黑色敞开式梅塞德斯轿车缓缓驶入奥斯维辛集中营,高贵无比。前面坐着司机和一个身着棕色衬衣的党卫军军官,坐在后面的是帝国保安队的海因里希 ·希姆莱和集中营总指挥鲁道夫 ·胡斯。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群高级军官。整个队伍以葬礼的步伐行进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确实变成了送葬队伍。现在仿佛是一个葬礼游行。 队伍在乐团前面停下来。希姆莱笑着走出来,显然,音乐让他惊奇、高兴。他停下,听了一会儿,然后一边同胡斯聊天,一边漫步走向我们的营房。随着他的走近,我深感欣慰,尽管这种感觉很荒谬。 连日以来,我们对这一时刻恐惧不一。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黑夜,我们生活在恐惧中,直到希姆莱在我们的脑海中变成一个全能的怪物——一个愤怒、丑恶、危险的对手,他甚至成了一个见到我们的脏指甲会捏碎我们的骨头的人。现在,他就在我们中间,迈着步子,带着英国王族中上阶级成员的那种翩翩风度和从容不迫的魅力。他在这种氛围中轻松自如,这种氛围像任何一个英国游园会的氛围一样。 像英国王族一样,他似乎具备一种能力——迅速快捷地而又毫不费力地让他人自由自在。胡斯的副手拉客夫雷尔 ·奥默耶僵硬地走上前,鞋跟咔嚓一声作响,在空中划了一个纳粹敬礼。希姆莱微笑着感谢他,动作优雅;他立即被接纳到舒适、温暖、热情的内圈。拉客夫雷尔身上的古板生硬消失了,代之以文雅的活跃。我贪心地凝视着慢慢朝我走来的那群人——那一时刻,我已习惯于把他们当做非同寻常之人。他们确实是纳粹分子,但是都是举足轻重的纳粹分子。 他们可恶吗?是的。我当时充满了好奇心。他们操控着数百万人的生死。我以敬畏的眼神望着他们的制服:剃刀边裤子的折痕,完美无瑕的衬衣,同时感到自己和他们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尽管离他们仅有五码之遥。 希姆莱向我们走近。我研究着他的面孔:苍白而又松弛;他的表情祥和、谦逊,表现出半无趣、半喜悦之情。未镶边的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制服看起来不是很合体。我心想:“这个人并不是怪物,他更像学校老师,一个平常而又普普通通的老师!” 多年后我了解到,在成为希特勒灭绝营设计师之前,他是一位数学老师。的确,对他来说,死亡仅仅是一个整洁的分类账单上鳞次栉比的数字的简单算术计算。 现在他就在我面前。拍马屁的摄影者窜到他面前,他们的莱卡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咔嚓作响、急速旋转。他们做着各种姿势,腾跃着后退,半蹲着、全蹲着拍摄,疯狂地为这段历史小插曲寻找新的、重要的角度。他们来回往复地飞奔着,好像远洋班轮前面的绳索。 他走到队尾,转过身,再次走回来,颇有兴趣而又文雅地望着囚犯。再一次,他近距离经过我,近到我可以触摸到他。那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那是一双冷酷、无情而又茫然的眼睛。我却发现自己在想:“如果他看穿真相,也许他会改善状况的。也许食物会更好一点儿,也许殴打会少一些,也许……也许作为一种改变,我们会在这儿看到正义。” 你瞧,我已经忘记了扬克尔 ·迈泽尔,其他人也是,因为海因里希 ?希姆莱正在朝我们微笑。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要是他们让他看到一切就好了!要是他坚持看到一切就好了……毒气、焚烧、残忍、命运!” 他的确坚持要看到一切。“二战”后,鲁道夫 ·胡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绞刑架上被处决。处决前,他在克拉科夫牢房写了自传。出版商要我检验这份可怕的证据的准确性,我读到这些:“他(希姆莱)然后爬到塔门上,让人把集中营的各部分以及正在修建的排水系统指给他看。他被带领着参观集中营提议扩建的面积,看到囚犯们正在干活;他视察他们的宿舍、厨房及医院床位。 “我不停地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集中营存在的缺陷上,他也注意到了这些缺陷。他看到那些疾病缠身而又衰弱的受害者,医生坦率地把原因告诉了他。他了解到吉卜赛集中营中不断高攀的儿童死亡率,也看到孩子们饱受着一种叫做水癌的可怕疾病的折磨。 “他也看到那些过度拥挤的棚屋、数量稀少而又原始的厕所和洗澡间。医生告诉他那儿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最重要的,也告诉了他原因。他让人以最准确的方式解释所有的这一切,并且细心地看到一切真相,但他保持沉默…… “他看到刚刚到达的一批流放犹太人的整个毁灭过程。他毫无异议地花了一会儿时间观看挑选健壮犹太人的过程。关于灭绝的过程,他没有作任何评论,只是保持沉默。灭绝开始时,他悄无声息地观察那些高级、下级军官,包括我自己,并参与整个过程。 “在女人的集中营,他看到宿舍很狭窄、厕所数量不够、供水匮乏,他也让管理军官带他参观衣服储备,所到之处资源都十分匮乏。他让人给他解释食物配给以及繁重体力活工人的额外津贴的每一个细节。 “在女人的集中营,他参与鞭打一个女罪犯(这个妓女不断闯进来,偷窃任何能够到手的东西),以观察其效果……” 当然,对于帝国保安队员来说,除了工作,也有休闲娱乐。琐事之余,他履行了社交职责。例如,第一天他参加了给所有参观者和奥斯维辛指挥部军官准备的晚宴。他坚持接见每一个人,跟他们聊工作和家人。 稍后,他拜访了胡斯一家。胡斯的妻子和孩子认为,他真是迷人可爱。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视察了胡斯的家具,告诉总指挥说,作为官邸,他的房子应该扩建。临行之前,他说:“我看了你的工作,也看到你所取得的成就,我很满意。感谢你的服务。我提拔你为一级突击大队长。” 实际上,他对自己的所见非常不满,但他并不担心那些骇人听闻的条件。成千的犹太人从欧洲各地来到集中营,但灭绝他们的方法却很低效。 毒气室仅仅是权宜之计。在明沟里焚烧尸体浪费了宝贵的燃料,也使得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优雅小镇上的德国人抱怨恶臭气息。对于当过数学老师的他来说,所有这一切太过于杂乱无章,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因此,他给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灭绝工厂下了命令。现代的混凝土毒气室和大焚尸炉要在 24小时内吞噬多达 12000具尸体;事实上,它们达标了。那些机器将要在 3年内吞噬 250万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然后以无毒黑烟的形式吐出。 *** 海因里希 ·希姆莱于 1943年 1月再次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次我很高兴看到他来,虽然并不是因为我对他出于仁慈和正义而改善我们的命运怀有微弱的希望。我们欢迎他的到来仅仅由于那意味着再过一天就不会有不定期的殴打和屠杀。 我们再次排着队,焕然一新,衰弱多病的站在队尾,健康体壮的站在前面。乐队再次奏响,鞋跟咔嚓一声作响,长筒作训靴在主人的光芒四射下舞蹈着。他再次逐步视察集中营,把他那粗短、学究气的手指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覆盖物上检查是否有灰尘。这次没有谁像扬克尔 ·迈泽尔那样把一粒微小的沙子掉进光滑的机械中。 尽管他以一贯作风对集中营进行彻底的检查,但这只是即将到来的饭前开胃酒。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亲眼看看自己 7个月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勾勒的计划的实施状况。 他要去看看世界上最新的大屠杀工具、胡斯总指挥官的崭新玩具——火葬场的开幕式。那可真是一个辉煌的大工程:长 100码,宽 50码,内含 15个炉子,每个炉子可以在 20分钟内同时焚毁三具尸体。对于它的建筑师瓦尔特 ·德亚科先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混凝土纪念碑。 像我这样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奴隶般地劳苦工作才建造了此纪念碑。顺便提一句,这些幸存者们可能有兴趣知道瓦尔特 ·德亚科也在奥地利蒂罗尔州的洛提镇练习着他的手艺。1963年,由于给洛提镇的教区牧师修建了杰出的新祭坛而受到因斯布鲁克市腊斯克主教的热烈赞扬。 然而,1943年,战争正在进行,他关心的是如何更实际地展示自己的技巧。灭绝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幸亏他的高效率,才使它在希姆莱来此参观的那天上午第一次真正地朝着自己的强盛前进了一步。 他无疑看到了那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演示,唯一美中不足之处是很多德国小站的火车时刻可能让人忧虑。胡斯总指挥急于展示他那新玩具的高效性,为此,他特别安排了 3000名波兰籍犹太人运送到此地,以德国特有的现代化的方式屠宰掉。 希姆莱那天早上 8点到达,演示要一小时之后才开始。8点 45分,新毒气室里客满为患,虚拟吹淋室设计精巧,上面贴着“保持干净”、“保持安静”等告示。 的确,党卫军的卫兵们确保任何一英寸的空间都不被浪费。他们迫使那些已经进入毒气室的人远离门口,于是更多的受害者被引领进去。婴儿和小孩被扔到大人头顶上。门被关紧、密封。 一个党卫军戴着厚重的防毒面具,站在毒气室屋顶,等待着投入能够释放氰化氢气体的 B型氰杀粒微粒。那一天他的职位无比荣耀,因为他很少有机会有如此尊贵的观众。他很可能像马会大赛的发令员一样紧张。 8点 55分,紧张情绪几乎让人无法承受。戴着防毒面具的党卫军烦躁不安地摆弄着一盒盒的微粒。下面,他的观众爆满,但没有帝国保安队员的身影——他跟胡斯总指挥官共进早餐去了。 电话铃响了,每个脑袋都转向电话。一个低级军士跑到负责此次行动的军官跟前,匆忙敬了个礼,喘着气传达了信息。军官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但什么也没说。 信息是这样的:“帝国保安队员还没有吃完早饭。” 似乎帝国保安队员仍然在吃早饭。毒气室屋顶的党卫军蹲坐着。毒气室里,疯狂的男人、女人们在那一刻知道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沐浴意味着什么,他们呼喊着、尖叫着、软弱无力地敲击着门。但外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新的毒气室是隔音隔气的。 即使是有人听到,也不会关注他们,因为党卫军有他们自己忧虑的事。行动一直拖延着,信差来了又走。10点,马拉松式的早饭仍然在进行之中。10点半,党卫军几乎对虚假情报产生了免疫功能。甚至当远处电话铃响的时候,屋顶的那个党卫军仍然蹲坐着。 11点,一辆车开来,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希姆莱和胡斯下了车,跟现场的高级军官交谈片刻。他们给希姆莱解释整个过程的所有细节,他认真地听着。他从容漫步到密封门口,从厚厚的小管制室里随意瞥了一眼里面蠕动的身体,然后返回去向他的下属提出了一些质疑。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屋顶的党卫军收到一个苛刻的命令。他打开一个圆形盖子,迅速把那些微粒扔到下面的脑袋上。他知道,那些拥作一团的身体的热量会让这些微粒在几分钟之内释放出毒气——这一点人人皆知,因此,他又迅速盖上盖子。 毒气攻击开始了。为了使毒气能够更好地蔓延,胡斯稍等了一会儿才礼貌地邀请他的客人再次到管制室一窥。希姆莱朝毒气室里窥视,显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他转过身,饶有兴致地向他的总指挥问了一些新问题。 这些所见所闻似乎让他感到满意、愉悦。虽然一向很少抽烟,但他接过了一个军官递给他的香烟。他一边笨拙地抽烟,一边大笑、开玩笑。 当然,这种轻松随和的气氛并不意味着对重要事务的忽视。有几次,他离开那群军官,从窥孔里观察里面的动静。人都死了。他很关注接下来的程序。 特制的升降机把尸体运送到火葬场,但焚烧并没有立即进行。金牙要取下来,妇女的头发要头上割下来--它们可以使鱼雷的弹头滴水不漏。富有的犹太人早就被盯上了,他们的尸体要单独搁置、解剖,以防任何一人耍奸计,把珠宝,也许是钻石隐藏在身体里。 这确实是很复杂的事务,但那些新机器在技巧娴熟的操作员的控制下进展顺利。希姆莱一直等到烟囱上空浓烟滚滚,他看了看表,1点钟,是午饭时间。他同高级军官握手,漫不经心而又兴高采烈地回敬普通士兵,然后同胡斯一起上了车。 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进行一种交易,其规模之大足以让矮小的老扬克尔 ·迈泽尔惊讶,让他难以置信地摇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流线型大规模毁灭这种观点可能远远超出了他那简单的思维方式。 他那时对“最终解决方案”也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逃离奥斯维辛——当音乐停止的时候
书名: 逃离奥斯维辛
作者: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 李丹玲 | Rudolf Vrba
出版年: 2009年9月
页数: 234页
定价: 2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1406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