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捣乱的上帝 讲故事是医治心灵的灵丹妙药。书上的故事也好,电视里的故事也好,它们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把意义的碎片拼凑在了一起,最终产生了更多的意义。换句话来说,故事让我们理解世界,而理解世界会让我们的大脑很高兴。但我们听到的一些故事并没有什么前因后果。下面这个真实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几年前,我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一家公共卫生组织工作时,碰到过一起悲剧的意外事件。有位女士驾车前往市区,在一个路口停下来等红绿灯。她不知道,自己正好把车停在了城市总水管道的一个井盖上面。她同样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相关部门正在测试总水管道可以承受的压力。她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好在加压试水。 就在她等着变灯的这短短几分钟里,测压用的水流到了她停车的地方。水管有个比较薄的地方突然破了,灼热的水蒸气像间歇式喷泉一样冲出井盖,车里那个可怜的女士就像蒸锅里的龙虾一样死于非命了。 发生这种突发意外事件的概率很难计算,不过还是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在综合考虑伯明翰市区里的司机数量、井盖数量和水管突然爆裂发生的概率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水锤” 事件发生的概率大概在五十万分之一。这个数字当然不够精确,但无论这种事发生的确切概率是多少,这种死亡方式肯定是很罕见的。然而,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下午,这种小概率事件终究还是发生了。当我们得知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大脑就会把导致意外的偶然因素联系在一起,希望给这出悲剧找到原因。即便我们已经知道这出悲剧源自试水的意外,大脑还是不依不饶。 大脑难以接受这个解释的原因在于,相同的事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对高度敏感的大脑来说是种威胁。换句话来说,这种意外凸显了我们生活中的偶然性。我们急需一个原因来安抚大脑。人们常说“事出有因”,但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即便找不到原因,也会断定原因是存在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期待,我们如果找不到原因,就会去找个 “替罪羊”。从心理学上看,“替罪羊”就是我们认为导致某事发生的人或物。我们总在寻找“替罪羊”,不管它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有时,即便我们知道“替罪羊”是无辜的,也会故意无视这一点。比如,一位教授准备了PPT讲义,打算上课时用投影仪放出来给学生看,但不巧赶上投影仪坏了。他试着把投影仪修好,但徒劳无功。于是,他叹了口气:“看来投影仪打算毁了我这堂课呀。”其实,他自己知道,其他人也知道,投影仪没有生命,不会为了毁掉他的课而故意坏掉。不过,他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会埋怨车子发动不了,文档没自动保存,植物不迅速生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称其为“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我们为了迅速消除某件事引起的困惑和不满,会说某个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对象是“故意”这么做的。 我们可以发现,快乐大脑的这种倾向和之前谈到的倾向一样,很可能是进化导致的——判断出某事的起因或许可以救自己一命。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正在密林中觅食,忽然听到旁边的树上有点动静。那是风声?还是小鸟发出的声音?说不定是头猛兽呢?迅速发现真正的原因,关乎他是能回家吃晚餐,还是成为别人的晚餐。人类离开森林后,这种倾向同样很有用:它能帮助我们识别他人的意图。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物种,不仅对其他生物来说是危险的,对自己的同类也是如此。无法正确判断他人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成为人一个人这辈子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 合取谬误,你相信哪种超自然现象? “合取谬误”(fallacy of conjunction)指的是,认为某个根据事实推论出来的东西比事实本身更准确。比方说,如果我告诉你吉姆是个民选出来的官员,同时也是个狂热的政见宣传者,你脑海中立刻会勾勒出吉姆的样子。我接下来要问你,下面关于吉姆的两个描述哪个更准确:一是“吉姆是个政客”,二是“吉姆是个不支持私人持枪的政客”。这两个描述中都有一个我们已知的事实(吉姆是个政客),第二个叙述还包括这样一个推测——由于吉姆是个狂热的政见宣传者,所以他肯定不支持私人持枪。那么,第二个叙述比第一个更准确吗?并不是。因为即便吉姆不支持私人持枪,第一个叙述也没有因此不准确。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叙述建立在对吉姆政见的推测之上,这种推测的准确性非常低。心理学研究指出,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非常容易落入这个圈套。如果你把上面这个例子中准确的描述换成对另一个事实的描述,也是可以成立的。比如,一个通灵者在通灵过程中说出了某人已逝亲属的名字,如果他说的名字是对的(即这个描述是准确的),那“合取谬误”之门就打开了。如果你完全相信了他的话,那你就掉进这个圈套了。从此,通灵者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一座以“唯一的真实”为基础的谎言之堡就此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