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是我国东汉时期武氏家族墓地的一组较完整而有代表性的石刻画像建筑群体，属于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群石刻现在保存有双阙、一对石狮、两方武氏碑和零散的祠堂画像石，即“武梁祠画像”和根据武梁祠的位置掘出后定名的“后石室画像”、“前石室画像”、“左石室画像”。另外，还有一些以后增补进来的其他汉画像石以及清代人为武氏祠堂立的碑刻题记。因为武梁祠画像发现和著录最早，所以武梁祠的名称久已蜚声中外了。
传统的金石学对武氏墓群石刻画像著录虽有一定成就，但也有其局限和缺点。由于缺乏近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它多集中注意于画像榜题故事内容的考证与描述，或品评画像拓本的优劣完缺，而不注意对画像石刻原物的考察。对画像石构成的建筑形制如双阙，尤其对那零落散乱的祠堂画像石在建筑上的配置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则忽略了，更不要说未能涉及画像石刻艺术及社会背景等方面的研究。基于这种倾向，以往的许多著录只知记录有画像内容的画幅，而不追究这些刻画的石头，有些材料被遗弃，各家著录的画像幅数和刻有画像的石头数也混淆不清；或只凭辗转到手的画像拓本，所录材料片断不全。再者，旧时金石书的图像著录皆为摹刻，画像往往走形失真；有的又只有文字记述，而无图像附录。自近代摄影印刷行世之后，中外著录也有不少施之于武氏祠画像者，但所录图像仍沿旧序，只当作零落散乱的画像对待，材料的错乱和遗漏仍然屡见不鲜。如此等等，对武氏墓群石刻缺少综合、系统、完整的著录，不能反映出武氏墓群石刻的原状和整体面貌，因而，也不利于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一点，随着近代考古学的进展，也为人们所注意。所以，当容庚先生的《汉武梁祠画像录》一问世，由于沿袭旧的金石学，就受到了当时学术界人士的批评。又如叶瀚的《中国美术史》，根据四组零散的祠堂画像石考订了祠堂的主人，除武梁祠外，“前石室画像”为武荣祠，“左石室画像”为武斑祠，“后石室画像”为武开明祠。以后对武氏祠的著录和介绍多引用此说，实际上它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因为传统金石学所分的四组零散的祠堂画像石，并不是证明实有的四个祠堂。以致今天，对武氏墓群石刻这一重要文物资料，仍缺乏准确的认识。
由上述看来，对武氏墓群石刻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研究，编著一部较完善的著录是完全必要的。为此，我们到现场进行了详细考察，结合文献记载首先弄清楚画像石的来源、数目、准确尺寸和形制特点，对零散的祠堂画像石作了建筑配置研究，得到了基本成功的复原。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对武氏墓群石刻的阙、狮、碑、祠堂的形制、画像内容、榜题文字等做一系统的著录，并将考察过程中在武氏墓地上发掘清理的两座墓葬配合发表。本书力求以文图并举来编纂，如双阙，先考述其建筑形制，再按建筑部位顺序介绍画像内容；在图形方面，有照片和建筑实测图，又有用拓片配置的阙的四面画像正视图，文图对照，可以对阙的整体和具体部位都有全面了解。对祠堂画像石先进行配置复原，再按照每个祠堂的部位顺序介绍画像内容，图文相配也如双阙。部分画像以原石拓本制成图版，全部画像中的榜题文字（缺失者以文献资料补入）又单独拓出制版，以便进一步了解祠堂的画像内容。编著此书时尤其注意了诸祠堂画像的整体布局及其相互关系，整理资料所取的拓本，是按画像石面的大小铺满纸全部拓印，不仅把花纹边饰拓齐，还可见原石面全貌。用这种拓片（缩成比例一律的照片）按祠堂的复原部位配置起来制成图版，不但可以看到祠堂画像布局全貌与各幅的具体部位，而且还可用来进一步检验证实祠堂画像石的建筑配置关系。另外，这次还发现补充了过去遗漏而从未著录的武氏祠堂画像石，对个别实物资料缺失者，又利用文献记载和旧拓本补入，也是对这群石刻文物的过去与保存现状的一次历史记录。
在编著此书时，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对多数已知的和这次新辨定出的画像故事内容，不在正文内作繁复考证，而将记载该事的文献列入注释中。对以前著录的错乱、遗漏，需要时给以校正指出，但在画像内容方面不能一一累指，只按照画面作符实的记述。将我们整理研究武氏墓群石刻的一些管见，也略作陈述。除此绪言外，本书共成文八章，另将以后增入与武氏祠没有配置关系的汉画像石以及清代立的碑刻题记，作附录一章于后，奉献大家以资博览、研究，更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评价“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