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简介：总序
“海国图志”丛书属于生者，为生命及其动力服务。它既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也属于受难的人和需要解放的人。不过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它严格地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正是这些人在进行一些大的事业和斗争，他们尤其需要模范、指导以及至关重要的安慰。
“海国图志”丛书的根本信念乃是对波利比乌斯的追随，正是波利比乌斯把政治历史恰如其分地称为统治一个国家的正当准备，称为最优秀的教师，这教师通过唤醒人类沉重的记忆来警戒当代，让当代学会承受福祸的交替。因此，“幸福”将遭到本丛书的抛弃，“荣誉”将重新夺回历史庙堂中无尚尊荣的惟一继承权。在本丛书中，“荣誉”将不再是叔本华或者边沁眼中的“我们自私自利的最美味的食物”，而将成为对所有时代中伟大事物的共同和恒久的信仰。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真正构成了对于无常灾难和世事交替的抗议。
歌德曾经谈论说：“当时代处于衰亡期，一切倾向都是主观的；当事物正在成熟以等待新时代时，一切倾向都是客观的。”“海国图志”丛书认为，在一切生者的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歌德式的戈尔迪之结，挥刀之间即可斩断；因此，有关“人类事务中渗透着一条辉煌原则”的辉格党式的朦胧信念将被拒绝，无论是格雷欣法则、亚当·斯密的市场法则、伯克的商业法则，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拉萨尔的工资铁律，都概莫能外地被视为“虚伪的假说”。另一方面，“海国图志”丛书也拒不接受“克丽奥帕特拉的鼻子”理论；我们尊重“偶然性”的可怕权能，但不会将之奉为人类事务的至高主宰；正如吉本的评论：“希腊人，当他们的国家沦落为一个行省之后，不是把罗马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共和国的德性，而是归结为共和国的好运。”——这是失败者历来的观点和态度，就如同“二战”之后那些仍然值得敬佩的德国人总是把过去四十年的民族灾难归因于皇帝的浮夸、高龄的兴登堡恰巧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以及希特勒的个人性格那样。
卡莱尔曾将路易十五称为“一个极端世界性的混乱化身”。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崭新、多么普遍、多么变化迅速的运动啊：制度、社会秩序、人心，难道这些曾经合作的事物，现在以令人心烦意乱的冲突形式在翻滚着、摩擦着吗？必定是这样。这是一个终于衰竭的世界性的混乱的毁灭。”“海国图志”丛书同样拒绝卡莱尔的上述观念；因为在政治历史中，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时代；道德从来都是一个无从决断和没有答案的难题，更确切地说，道德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否则，我们将无从解释雅典的衰落和马其顿的崛起，无从解释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和罗马君主制的崛起；同样，我们在赞叹吉本的才华之余，却不得不反对他就罗马帝国的衰亡所作的普遍道德论的文化史解释，因为这一解释并未起到教化后世大英帝国的实际作用。
“海国图志”丛书意在尊重人类事务的本质，而不是盲从于那些不能产生实际效用的抽象理论；失败往往源自对最能产生实际效用的措施、原则和思想的抵制，转而去赞同那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系统的方法或原则。思想家们都试图把一个国家之伟大的特征告诉读者，并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然而，他们忽视了不可能有人预知未来，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及时认识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复杂性；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为国家的富强或者衰败做出自己的贡献，但谁能宣称了解一个国家？
进一步来说，人类事务的客观性并不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变化的那种标准；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的反对。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歌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理”之类的话，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歌关乎普遍真理，而历史则只关注特殊与个别的事物。我们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这是因为我们遵从霍布斯的更合情理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名字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普遍的，因为有名字的事物中的每个东西都是独特的、个别的。”这也正是“海国图志”丛书的根本信念所在。
必须强调的是，“海国图志”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其性格和目的而言，我们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皆以此自勉。是为序。
“海国图志”丛书编委会
公元二零零七年十月
“海国图志”丛书属于生者，为生命及其动力服务。它既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也属于受难的人和需要解放的人。不过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它严格地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正是这些人在进行一些大的事业和斗争，他们尤其需要模范、指导以及至关重要的安慰。
“海国图志”丛书的根本信念乃是对波利比乌斯的追随，正是波利比乌斯把政治历史恰如其分地称为统治一个国家的正当准备，称为最优秀的教师，这教师通过唤醒人类沉重的记忆来警戒当代，让当代学会承受福祸的交替。因此，“幸福”将遭到本丛书的抛弃，“荣誉”将重新夺回历史庙堂中无尚尊荣的惟一继承权。在本丛书中，“荣誉”将不再是叔本华或者边沁眼中的“我们自私自利的最美味的食物”，而将成为对所有时代中伟大事物的共同和恒久的信仰。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真正构成了对于无常灾难和世事交替的抗议。
歌德曾经谈论说：“当时代处于衰亡期，一切倾向都是主观的；当事物正在成熟以等待新时代时，一切倾向都是客观的。”“海国图志”丛书认为，在一切生者的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歌德式的戈尔迪之结，挥刀之间即可斩断；因此，有关“人类事务中渗透着一条辉煌原则”的辉格党式的朦胧信念将被拒绝，无论是格雷欣法则、亚当·斯密的市场法则、伯克的商业法则，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拉萨尔的工资铁律，都概莫能外地被视为“虚伪的假说”。另一方面，“海国图志”丛书也拒不接受“克丽奥帕特拉的鼻子”理论；我们尊重“偶然性”的可怕权能，但不会将之奉为人类事务的至高主宰；正如吉本的评论：“希腊人，当他们的国家沦落为一个行省之后，不是把罗马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共和国的德性，而是归结为共和国的好运。”——这是失败者历来的观点和态度，就如同“二战”之后那些仍然值得敬佩的德国人总是把过去四十年的民族灾难归因于皇帝的浮夸、高龄的兴登堡恰巧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以及希特勒的个人性格那样。
卡莱尔曾将路易十五称为“一个极端世界性的混乱化身”。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崭新、多么普遍、多么变化迅速的运动啊：制度、社会秩序、人心，难道这些曾经合作的事物，现在以令人心烦意乱的冲突形式在翻滚着、摩擦着吗？必定是这样。这是一个终于衰竭的世界性的混乱的毁灭。”“海国图志”丛书同样拒绝卡莱尔的上述观念；因为在政治历史中，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时代；道德从来都是一个无从决断和没有答案的难题，更确切地说，道德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否则，我们将无从解释雅典的衰落和马其顿的崛起，无从解释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和罗马君主制的崛起；同样，我们在赞叹吉本的才华之余，却不得不反对他就罗马帝国的衰亡所作的普遍道德论的文化史解释，因为这一解释并未起到教化后世大英帝国的实际作用。
“海国图志”丛书意在尊重人类事务的本质，而不是盲从于那些不能产生实际效用的抽象理论；失败往往源自对最能产生实际效用的措施、原则和思想的抵制，转而去赞同那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系统的方法或原则。思想家们都试图把一个国家之伟大的特征告诉读者，并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然而，他们忽视了不可能有人预知未来，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及时认识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复杂性；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为国家的富强或者衰败做出自己的贡献，但谁能宣称了解一个国家？
进一步来说，人类事务的客观性并不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变化的那种标准；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的反对。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歌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理”之类的话，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歌关乎普遍真理，而历史则只关注特殊与个别的事物。我们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这是因为我们遵从霍布斯的更合情理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名字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普遍的，因为有名字的事物中的每个东西都是独特的、个别的。”这也正是“海国图志”丛书的根本信念所在。
必须强调的是，“海国图志”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其性格和目的而言，我们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皆以此自勉。是为序。
“海国图志”丛书编委会
公元二零零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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