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改观中国百年“母亲文学”的“小说”

(导)一个女儿如何面对自己母亲的情史、秘密乃至羞耻？一个妹妹如何面对自己姐姐、兄嫂和家族的不堪和隐私？作家在写作时，是否要给自己设置一些底线？在虹影的新作《好儿女花》中，这些问题，都有确定的回答。
2009年10月21日，《晨报周刊》对话虹影。

(主)虹影：在中国这样土壤上的母亲，不应该只是平平淡淡、循规蹈矩的
文|袁复生 图|CFP


18岁知道了自己是私生女的生世，少女虹影离家，后来据此写出了名动世界文坛《饥饿的女儿》。也许因为这样的缘故，她的爱情和婚姻中，找的男人都是寻找另一个父亲，但她说因此常犯错误。
在母亲去世后，回重庆奔丧的虹影，开始构思这本新作《好儿女花》，这本书，一如既往地正面家族的秘密和隐私，比如姐妹俩“二女共侍一夫”，比如她前夫带领她进行的“性解放”……最重要的秘密是属于母亲的，她开始对母亲情人们的寻找，重新发现母亲的苦难、卑微、耻辱和隐忍，努力将其还原为大历史中的一个女人。

（）我希望自己孩子还在我肚子里就知道，她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外婆是怎样一个人
晨报周刊：你现在的你孩子的诞生，是不是你写下这本书的勇气来源之一？
虹影：可以说，这本书是写给她的，我在书前题词：“给我的女儿SYBIL”。因为这本书是我在我母亲去世，我去奔丧的过程中开始构思，然后我回到北京，决定将这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怀孕反应严重，我想，一定要告诉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告诉她我是怎样一个人，外婆是怎样一个人，这就是我写作的一种初衷。

晨报周刊：这是否也是弥补你自己的一种缺憾？因为你18岁才知道自己是“私生女”的生世。
虹影：是。而且这个孩子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重新开始热爱这个世界，让我有勇气继续活下去。所以我希望这个孩子，在一出生的时候，还没出生在肚子里面就知道她的母亲是怎样一个人，来到一个什么样的国度。

晨报周刊：无论是从读者的角度，还是从评论者的角度，看完你这本书之后，无不感觉惊心动魄，从你的前言，以及结尾的那个新生的孩子来看，《好儿女花》的自传色彩，也是不可回避的，是这样的吗？
虹影：我想就是这样的。我已经写得很明显了，说这本书就是我自己的记忆，关于我母亲的故事，是堆积在我内心的那些黑暗和爱。

晨报周刊：你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奈保尔的一本授权的传记《the world is what it is》，也非常坦荡，直露了自己人性的弱点和缺陷，你看过他的这本传记吗？喜欢吗？
虹影：这本传记我没看过。但我很喜欢奈保尔，我看过他的《幽暗的国度》等，我觉得他是那种少有的敢于剖析自己的作家，他对人生的分析是入骨三分的，甚至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比萨姆·拉什迪做得还好，萨姆·拉什迪是对宗教问题感兴趣，而奈保尔是对人性或者生存环境更感兴趣。


（）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果他有“底线”，就不可能做出自己一生想做的作品
晨报周刊：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套路。你的许多重要的作品，其中的主体内容都是自己和他人被视为“隐私”的东西，这些隐私，洞见了许多人性的不堪，也给你惹来了一些麻烦，比如写凌叔华的那本《K》。你在写作时，在处理那些我们惯常说的“隐私”的材料时，会不会有一些套路，会不会有一个过滤的标准？
虹影：所有的作家都很忌讳如此写，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例外，国外作家也如此，写这些必然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在中国，作家更死要面子，更在意家族声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传统极端的国度，对“隐私”处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是一个试金石。但没有比忠实于内心，或者忠实于人性本身的写作更能打动我。没有比讲故事的艺术性，现实的残酷，表现人性的复杂性这三样东西更能使我下笔。我对惹麻烦这方面的考虑，远远超过对其他的考虑，若是写出来之后，给我带来灾难，那我也就认了。

晨报周刊：那么这种抗压的能力是你逐渐积累成的吗？
虹影：我没有抗压的能力，面对麻烦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在这本书里也谈到，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每一次都给我带来了特别大的损害，我的个人生活，包括我的婚姻啊，都跟它联系在一起(编者注：虹影在打《K——我的英国情人》官司的时候，为了使原告的一条证据失效，其前夫劝说其进行了“假离婚”，后来却弄假成真了)。还有在读者面前，以及外界对我的评论，都认为我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女人，甚至有媒体叫我“官司作家”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负面的。家人和好友离我而去。如果你执著于自己写作的立场和观点，从艺术上或者作品本身上挑战自己，在中国这个社会上走得前沿一点，你就会成为一个牺牲者。但没有第一个吃狼桃的人，哪会有今天这么多吃西红柿炒蛋的人呢？

晨报周刊：你的性格是怎样的，你是个怕麻烦的人吗？
虹影：我不会去主动找麻烦，但我认为一件事是对的，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我，那么我就去做，至于做了以后有什么后果，我可能措手不及，但我默认。

晨报周刊：在李安刚拍完《色·戒》后，我采访他时，问过他一个问题，就是在拍电影时是否会有底线，他说没有。我想拿同一个问题来问你，你在写作时，是不是有“底线”?
虹影：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像李安和奈保尔还有其他我们没提到的人，他们在写作或者做一个雕塑或其他的创作时，都处于同样情况，如果他有“底线”，就不可能做出自己一生想做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很多人在我写出《饥饿的女儿》后，说我写不出第二部这样的作品，其实我自己也认同，我没有想过以后的作品能超过《饥饿的女儿》，因为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就只有一本自己心服别人心服的书，那就是他写自己的那一本。曾有一个荷兰记者专门到伦敦来采访我，说他特别爱《饥饿的女儿》这本书，他认为这是我一生写出的唯一的一本优秀书，不可能再有第二本书。所以一直记着他这句话，其实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吧。但今天我有这个《好儿女花》，我希望让这个荷兰记者另眼相看！任何一个读者，他可以拿它去比较《饥饿的女儿》，他会发现这本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饥饿的女儿》，它更具有社会普遍性，更有对阴暗的人性多面性、苦难记忆的描写和自我批判。

（）读了我初稿的朋友对我说，母亲晚年捡垃圾最好不要写，在文革中为了救翦伯伯被造反派头目摧残和受辱也不要写
晨报周刊：可能有点冒昧，你在恋爱或者婚姻的时候，一直是在寻找一个父亲的角色，因为你私生女的原因。
虹影：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的感情生活会弄错对象，人生之途会失败。

晨报周刊：我觉得你这本书最有分量的地方是发现了一个母亲。而且你的写作角度，我的印象是在中国近代的文学史上是少有的，你是从寻找母亲的秘密，从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认为母亲的那些羞耻开始落笔的，比如母亲有哪些情人等等。你当时选择这个角度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虹影：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参加母亲葬礼前，根本就不知母亲晚年捡垃圾，更不知她的生命中有超过我生父或养父的其他更重要的男人，包括在文革时期有过那样一个被逼成造反派头目的受辱的羞耻过去，而这样一个羞耻的过去是为了救人，救自己喜欢的一个好男人，她出于一种怜悯、人道主义的关怀。一方面我特别伤心，另一方面我特别地敬佩自己的母亲，所以我剔除任何杂念只有一个想法：必须真实地写出母亲，就像小说中母亲的好朋友王孃孃对我说的那样，“如果有一天你要写你妈，你要照实地写，让姐姐们知道，她心里有翦伯伯，并不是得人的事。”当然，也包括她捡垃的事。我想人都有一个记忆的问题，包括国家的记忆和个人的记忆，很多记忆就被抹掉了，但那样的记忆都是和我们的个人生活连在一起的。我的母亲一生不幸，却有幸成为这个国家部分苦难记忆的见证人。
 
晨报周刊：但这个记忆复原的过程，好像还是有一些阻力。
虹影：对。之前读了我初稿的朋友对我说，第一捡垃圾最好不要写，去掉，一个是对我母亲的形象不好，一个是得罪家人。第二，就是母亲在文革当中的那些遭遇，为了救翦伯伯，而被迫被那个造反派头目的摧残和受辱的事，也要去掉。但我想这是历史真实的一面，到最后我们并不觉得羞耻或者不干净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姐姐等亲人或者读者看到这样一个母亲，会更爱她。

晨报周刊：我从旁边人的角度看，你这样写并没有什么问题。说到母亲去救的翦伯伯，也是开始你们姐妹姑嫂们一起谈的话题，就是母亲的情人之一。虽然你没有写太多母亲的性，但写她的情事，还是写得比较丰满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做子女的去还原父母的情爱，尤其是父母之间以外的情爱，可能有会有些障碍，还原父亲可能会好一点，但对母亲可能更严重，其实这点在我们文化里是很忌讳的一个东西，你有没有这样的障碍？
虹影：这样的障碍还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当一个母亲失去丈夫，嫁后父，所有的儿女可能都会不高兴，甚至与母亲吵架或与后父大打出手，会完全跟母亲绝裂。这是人之常情。对别人可以说这样再婚正确，但是事情落到自己身上就难矣。我的母亲呢？我觉得她这一生每向前迈一步都是踩地雷，比如她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敢违背常理和法律把我生下来了，但她在我的生父和养父之间选择了我的养父之后，她并没有在身体上背叛过我养父，除了那一次在文革中和那个头目，那完全是被别人要挟的，完全身不由己，那是强奸。除了这个，她和别的男人，那个值得她去救的翦伯伯，她可能会像爱我生父那样去爱他，但她不能给他什么，从这点来看，我母亲还是特别忠贞的好妻子好母亲，因为她会知道这样走下去会带来两个家庭更加的不幸，跨不得那一步。所以她的内心，会更痛苦，因为她的人生在这样的时候，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顺延，而是被扭曲，被压抑。


（）在她临终前的那些年，无奈地把所有的感情和时间放在捡垃圾这样一个具体的卑贱事情上面，她不由自主地让自己回到了那饥荒的三年，就是吃都吃不饱的年代，而且她对那样的恐吓和惊慌觉得习惯
晨报周刊：你这本书，让我想起格拉斯的《铁皮鼓》，我曾写过一篇评论来谈那个小说，《假如你有一个淫荡的母亲》，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极少去思考，去正面面对的，你这本书把母亲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来谈，这是我喜欢这个书的原因。
虹影：中国文学的母亲，没有这样的形象。你看丁玲的母亲，还有冰心的母亲，还有其他人的母亲，都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循规蹈矩的。在中国这样土壤上的母亲，不应该只是这样的，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母亲处于多少为难和难堪的境地？中国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它的母亲也是很复杂化的，没那么简单类型化。但是，我们很多文学作品里的母亲，都是一个模式化的。

晨报周刊：你写了很多其他的人的瑕疵和隐私，包括你姐姐和嫂子们，几乎都不遗余力展现在了小说中，但对母亲的秘密追求的结果，是容貌的美好和隐忍的道德，没有了批评的高度，这是情感使然，还是觉得无法做到？
虹影：其实这里面也有一种批评在里面，不过在《饥饿的女儿》做得特别多。但不如《好儿女花》深刻，为什么我一直不愿意和母亲说自己心灵所有的困惑和绝望，当然是为了让她不担心，但另外来说因为根本不屑与跟她讲，我有那样一个历史背景，就是长时间和母亲冷冻的隔阂关系，你能跟她说什么呢，母亲对我的婚姻和成长一点都不关心，对我找什么样的男人也无所谓，我和母亲之间有一种东西永远都没有和解，连一个沟通的机会都没有。其实也有很多母女说话沟通的机会，但都没有往下进行，我觉得我有问题，我母亲也有问题。

晨报周刊：母亲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虹影：我在书里最后也写到，其实母亲把我所有的心思都洞察在眼里看在心里，但她确实无能为力，而且她怕自己的某一句话，或者做某一件事情，会让我的情况变得更糟更剧烈，她知道我从小是多么就孤独内卷的个性，多么背道而驰的逆反脾气，所以她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如不说什么不做什么。母亲在我面前，觉得自己很卑弱，认为她的一生造成了我的不幸，所以她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没有用的母亲，她根本没这个力量或者能力说出她想说的话。我这个人在她面前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她不敢看自己，她能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偷偷地哭。所以在她临终前的那些年，无奈地把所有的感情和时间放在捡垃圾这样一个具体的卑贱事情上面，她不由自主地让自己回到了那饥荒的三年，就是吃都吃不饱的年代，而且她对那样的恐吓和惊慌觉得习惯。
其实最终是一种和解，写完这本书就是一种和解，但和解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母亲已经不再了。


（）我有好几年都不能在重庆签名售书，今年竟然能把我选成“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 （注：这部分内容因篇幅原因,没有见报）
晨报周刊：这本书的作者简历上，写着你是“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好像你很在乎这个。
虹影：谁能不在乎这个名号？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大使是重庆市民选出来的，他们很爱我这个作家，但好笑的是，这又是重庆政府颁发给我的。当时《饥饿的女儿》出来之后，在重庆特别轰动，有很多人重庆当地作家觉得我把重庆的阴暗面表现，不欢迎我，重庆的某些部门包括某些作协的头头都拒绝我，故事制造麻烦，让我有好几年都不能在重庆签名售书。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今年竟然能把我选成这样一个形象大使，你不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变化吗？我想说的是，重庆的人民欢迎我。

晨报周刊：你这本书中，也写到重庆的阴暗面，比如那些脏水往长江流，写到下岗工人们堵住了大桥等“负面”的东西时，也是不留情面的。
虹影：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代表的是一个真实的重庆。

晨报周刊：当然，假如我是一个重庆人的话，我会觉得你也做了件好事，写出了一个很美好的重庆女人，还是她身边的各种各样的女人群像。
虹影：很多人将重庆女人理解成一个火爆，其实不是。重庆女人是丰富多彩的，她有阴柔的一面，也有阴谋诡计的一面，她有温情的一面，她有善解人意的一面，她有忠诚的一面，也有非常暴烈刚强的一面，都有。
 
晨报周刊：有人说你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近些年，在多丽丝·莱辛之后，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又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你之前接触过她的作品吗？
虹影：我没有接触过她的作品。但出版她作品的出版社，和出版我作品的出版社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上是斜对门，那在德国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出版社，可有一个编辑特别喜欢她的作品，认为她关心下层妇女生活，而且明知道她的作品是完全不能卖钱的，硬是要出版她的作品。她的作品在德国文学界，属于那种看起来不是很夺目的优秀，但经得起仔细推敲，有一种韵味在里面。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我在那里演讲，她也在那里演讲，她自己也说没想到自己会得奖。当然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一些问题，这次有记者就猜，因为每年瑞典学院都会为萨姆·拉什迪争斗，可能分成两派甚至三派，你这派一定要他得，他那派一定不要他得，于是就选另一个大家都觉得不错的人，有一年一个波兰女诗人得奖就是这样。这是题外闲话，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