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堃：“怀孕”：作为一种性别政治

《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10期

作为一个曾经的孕妇，我与克莱尔•汉森所著的《怀孕文化史》相见恨晚——我只是随手一翻，便看到一段某孕妇的内心独白：
如同我的房门大开着，陌生人走了进来，他们四处搜寻，……就好像我的身体里被植入了一个间谍，在它的详细审查面前，我有着负罪感和自觉意识。
这段话如一艘救生船，打捞起我沉没于黢黑记忆之海的诸多经验：在陌生的医生们面前袒露肚腹，接受科学的测量、按触以及品头论足；努力记忆指导手册上列出的正确饮食、对胎儿无害的体操动作和睡觉姿势；因为偷喝了一杯咖啡而心生愧疚，或者因为早晨没有感受到胎动而惶惶不安。似乎谁都有资格批评我，而我从来没有像怀孕时期那样渴望“正确”。
类似的个人经验——身体存在一个自己无法了解和言说的小小“他者”的同时，又变成一个谁都有可能指手画脚的、“像电话亭那样的公共空间”——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这本书不得不运用英国250年间妇产科文件、手册、文学作品、流行小说和视觉图像来解释其形成。
也许女性的身体从未在概念上“属于”她们自己，但孕妇的身体尤其具有多重性：作为社会人群复制自身的机制，怀孕绝不是一件私事，相反它关乎人口控制和优生学策略，关乎国家民族的实力，甚至关乎种族政治和殖民战争；在个体微观的层面，情况同样如此，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人们对怀孕的理解各不相同，母婴关系的界定、两者的相对权利以及医疗介入的程度与影响一直处于各种宗教、伦理、法律所争论的话题中心。在作者看来，怀孕显然不只是属于生理学或医学范畴的事物，更不是具有某种本质属性的东西，它是医学和文化共同塑造与建构的产物，它既是私人事件，更是公共事件；既是医学事件，更是文化事件。作者在导言中特别强调了怀孕的“文化属性”：一方面是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人们对怀孕的认知和理解，另一方面，孕产科学的某些“发展”其实并非主要源于医学探索，而是“产生于一定的文化压力”，这些压力甚至造就了一些“疾病”，比如所谓的“妊娠期精神病”。
令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引用了大量以怀孕为主题的女性写作文本，包括女性自传、小说和女性主义理论写作。这些对怀孕主体经验的感性与理性认知都十分丰富的女性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社会对女性的文化压力之“应力”而存在的。同为女性的作者耐心地倾听了这些声音：怀孕就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严酷考验：身体的分裂，自我和他者、自然和意识、生理和语言的分离与共存……怀孕就是一种被制度化、社会化和本质化的精神错乱”，不过，“怀孕和分娩也为女人同自己的母亲团聚并回归最初的同性纽带关系提供了可能性”(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因为女人与伟大的生命之树有着神秘的脐带联系，所以男人对“具有生育力的、孤雌生殖的母亲，即那种孕育万物的、古老而原始的人物形象有着潜在的恐惧与渴望”（芭芭拉•科瑞德）；凭什么医生总是剥夺女性对怀孕的表达权利而替她代言？“你说你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熟悉你的声音，这没有用……医生会像你的恩人一般劝说这只是你的幻觉，告诉你女人总爱去想象一些并不存在的事情”（多丽丝•莱辛）；“子宫里的胎儿或者怀抱里的小家伙能够停止时间。时间静止了，死神后退了……带着半分茫然，半分神秘，她感觉到她的生命之墙延长了，变薄了……从生命、时间和死亡中解脱出来，她已经步入了永恒”（伊妮德•巴格诺尔德）……
我无法不被这些富于想象力和哲学深度、洞察性别政治的游戏规则却又不惮于与之狡黠抗辩的声音所吸引，并发出会心的微笑，但同时，我也觉得在社会性别与文化研究尚处“初级阶段”的中国，这类女性声音多少有些阳春白雪的气味，显得曲高而和寡。不过，在另一个层面上，中国又似乎是在时尚文化方面最愿意趋附欧美、最“全球化”的地方之一，它不仅为混搭了原始生命崇拜与外星异种生殖恐惧的《阿凡达》贡献了全球最高的票房，还在所有可能的犄角旮旯拼命追赶全球时尚——当然包括“怀孕时尚”。自从美国明星黛米•摩尔的怀孕裸照刊登在1991年的《名利场》杂志封面并“开辟了一个从魅力和渴望的角度诠释怀孕身体的新时代”以来，时尚界就出现了一类“怀孕偶像”，她们通过特定的衣服、配饰和专用消费品打造自己和胎儿的时尚感和优越感，“这赋予怀孕以相互竞争的消费激情”。我们的社会对这种消费激情几乎照单全收，曾经有个阶段我家的报箱被各种“孕妈咪艺术照”影楼广告、母婴商品邮购目录、各种进口奶粉试用装和打着“欧美标准”旗号的孕妇指导与早教培训班宣传册子塞得满满的。尽管我安慰自己说那些高端品牌孕妇专用品的实用性其实很可疑，但不能购买它们“仍然会产生一种普遍深入的失败感和被社会排斥的感受”——我甚至读到过一本充满赤裸裸暗示的孕期指导手册，它以真实家庭按照“科学指导”安排孕期生活的案例分析而著称，却把孕妇及其丈夫的年龄、职业、居住城市都详列其中：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生活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年轻白领、高级经理人以及商业成功人士。
《怀孕文化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英国，怀孕依然是一个充满多样性和阶级差异的领域”。而在中国，这句话的注脚则是：把怀孕作为一个复杂多样的文化现象来进行反思的性别主体，只属于特定的阶级——尽管两性之间的权力博弈并不限于特定阶级和特定形式，尽管各个阶级的女性都有对身体经验的感知和诉说欲望，并且同样面临着社会对女性进行文化塑造的压力——人们思想与情感最敏锐的那根神经，依旧首先是被诸如毒奶粉、毒疫苗以及胎婴尸体曝露之类的公共事件挑动着，这些事件挑战着生命权利的底线，而在这一底线被不断突破之后，孕育生命的那一性别的经验与文化反思，难道还有立锥之地吗？恰如那句名言所说，“奥斯维辛之后无诗”。
与那本早有赫赫声名的、苏珊•桑塔格写的《疾病的隐喻》一样，《怀孕文化史》同属“知识考古学”谱系，也同样以性别化的身体经验为思想契机。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文化的性别化建构/反建构，事实上是“知识考古学”思想脉络的内在有机部分。知识的考古者们活跃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政治运动业已偃旗息鼓之后的七、八十年代，即政治上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和经济上所谓的“自由市场”时代。像历史上所有中途受挫的政治激进运动一样，未完全耗尽的革命能量被迫转入文化象征领域的斗争。然而，隐身的革命者们很快发现，象征领域的斗争似乎远比街垒战更加大有可为和触及根本。他们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做了巧妙修改，换成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模式，于是象征秩序被设想为权力秩序的基础。他们像鼹鼠一样在象征领域的历史地层深处打洞，啮噬权力等级制大树盘根错节的根茎，期待这大树因象征水分和合法性养分的枯竭而萎败。但也许由于性别政治的历史过于悠久、斗争范畴过于广泛，那些关注性别经验与现实、致力于拆解性别话语及其背后的权力格局的思想著作，比其他领域的作品更需要耐心、更需要洞察秋毫的眼力，也更容易失去具体的目标。我们很容易知道萨义德《东方学》的敌人是“东方主义”，但读了《怀孕文化史》，我们并不知道那些备受困扰的孕妇的敌人是谁，是让他们怀孕的男人？是医生、助产士？是国家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越来越精密的孕产技术和仪器？是她们所属的民族与阶级身份？做出回答不是这本书的职责所在，而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了解质询其敌人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了解那些局限这一质询行为的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恐怕是更为切近的目标吧。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