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的荣耀

在反映“二战”集中营的电影中，意大利导演罗伯托•贝尼尼的《美丽人生》堪称经典。而西蒙娜•韦伊——这位深受爱戴的法兰西女院士，告诉人们，此片纯属虚构。“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孩子能够待在父亲身旁，没有任何囚犯经历的解放类似这部电影收尾时神奇可笑的大团圆结局。”在2007年出版的自传《一生》里，韦伊女士如是说。
面对艺术的“再造”，历史的亲历者是有资格予以反驳的。
1944年春天，西蒙娜十六岁，刚参加完中学会考后的第二天，被强行占领尼斯的盖世太保逮捕。不久，她和母亲、姐姐被辗转运往奥斯维辛，关押在比克瑙集中营。她们被派去参加土方施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几乎没有吃的。这一切算不上最惨，要知道在1944年4月和5月，分批运来的几十万犹太人抵达此地即被直接送进毒气室，老人、儿童无一幸免，能活着进集中营，已属幸运。1945年初，强弩之末的纳粹党卫军命令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所有囚犯汇合，大约六万人经历了一场长途“死亡跋涉”，西蒙娜称其为“幸存者真正的噩梦”。“当时的气温大约零下三十多度……那些倒下的人立刻被枪杀。”差不多一半人死于沿途的寒冷和饥饿。大部队穿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最后到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一个没有管理、没有最起码的医疗，连食物和水都很匮乏的地方。饥饿加上爆发的传染病——斑疹伤寒，导致大量的死亡。4月17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那天，英军进来，惊愕地看到尸体摞成堆，骨瘦如柴的人奄奄一息——“我们没有任何欢喜的叫喊，只有寂静的眼泪。”
战争结束了，和许多人一样，西蒙娜原本拥有的幸福家庭生活已荡然无存。母亲在集中营时感染伤寒去世，同样被捕的父亲和哥哥则可能死于立陶宛的考纳斯。带着无法抹去的记忆创伤，她开始了新的生活。研习法律，结婚生子，努力工作，这位立志成为律师的巴黎政治学院高材生事业上可谓高歌猛进：监狱法官，卫生部长，欧洲议会主席，宪法法院委员……从1957年到2007年，西蒙娜为历经五届总统的法国政府足足服务了半个世纪。与其把这一切看成当年集中营的幸存者书写的政坛传奇，不如说，这是一位坚毅、正直、务实的女性在矛盾重重的时代不断啃噬难题的战斗史。
战后的法国百废待兴，人人都希望重建一个新的国家，但那意味着有时必须向旧有的沉疴宿疾开刀。看到“有如穿越到中世纪”的可怕监狱，初出茅庐的西蒙娜积极行动却掀起公众舆论的抗议；针对司法系统的改进政策遭到得势的当权者的反对，司法权需要适量的成本代价的观念在当时完全不被认同；“五月风暴”中的工会躺在行会主义的温水中无所事事，对司法革新漠不关心……每一次伤筋动骨的改革都免不了遭受挫折。即便如此，西蒙娜秉持自己的原则：“正义感，对人的尊重，面对社会发展时的警觉”，尽力使目光保持客观并排除禁忌。
最为艰难的硬仗来自1974年大幅修订关于堕胎的立法。其时西蒙娜刚刚出任卫生部部长，是德斯坦政府里唯一的女部长。当时的法国，地下堕胎成风，而国家执行的仍是1920年制定的严禁堕胎的刑法。每年有三十万妇女做人流。有钱的女人可以去国内一些诊所或者邻国的医疗机构终止妊娠，没有任何风险，也没有任何惩罚；更多决定停孕的女人则只能在孤立无援的焦虑中冒着自我毁伤的危险来实施这一罪行，酿成不少悲剧；即使在天主教教徒中，也有很多妇女堕胎。制定相应的法律来保护这些妇女，结束这种混乱和伪善的情势已迫在眉睫。在总统和总理的支持下，西蒙娜率领的团队起草出人工流产合法化的法案，组织了一系列跨界调查咨询，而法案文本被提交给国民议会进行委员会审查时，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天主教极右派和反犹太者给西蒙娜寄来成千上万封言辞恶劣的信；西蒙娜家门口的墙上被人画上“卐”符号；西蒙娜三番五次被人当街辱骂；同一时期的美国，有些医生因为做了堕胎手术而被杀害……处在风口浪尖的国民议会讨论进行了三天，从头到尾气氛紧张，最终法案以284票赞成189票反对通过。十五天后草案在参议院表决，顺利通过。在道德信仰和非法堕胎引起的损害实情之间，大批具有不同视野的人在经过激烈交锋之后选择通过审慎而人道的法律解决方案来对糟糕的现状进行干预。
发动全法禁烟运动，推进欧洲一体化，亲历“柏林墙”倒塌……一路走来，西蒙娜马不停蹄地操劳运转几乎让人淡忘了她的性别，不过她的犹太人身份，在政坛始终亮眼。
政界精英与集中营幸存者的双重形象让西蒙娜理所当然地成为纪念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主席，她也曾代表犹太人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纪念仪式、向法国正义者致敬的先贤祠典礼，还有联合国纪念大屠杀遇害者国际日等众多重要场合发表讲话。尽管拥有惨痛的记忆，但西蒙娜从来都反对简单粗暴地对待历史。如果说身居高位意味着相应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那么，如何客观、公正地运用这种权利而非滥用，则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宣扬和解，戴高乐派成功塑造出一个“英勇和反抗的法国”，所有人都装作对此深信不疑。二十年后，人们认为“二战”时法国国家形象并不光彩，维希政府助纣为虐，参与了德国纳粹对法国犹太人的迫害。“当我们告诉年轻人他们父母的举动像卑鄙小人，法国行为可憎，四年当中揭露举报无处不在，除了共产党没有任何人作过哪怕是最小的抵抗，这些年轻人会表现得十分开心。”这一发生转变的主流思想在西蒙娜看来，未免过于简化。她公开抗议《悲哀和怜悯》——一部20世纪70年代轰动法国的纪录片。这让民众费解，一个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怎么会反对一部谴责占领期间法国人态度（至少可以说是“胆小怕事”）的纪录片呢？充分研究了大屠杀的西蒙娜，举出了历史铁证：在当时的欧洲，法国其实是犹太囚犯百分比最低的国家。被捕的犹太人仅占法国犹太群体的四分之一，并且儿童所占比例极小。“很多法国人庇护了犹太人，或者，他们知道谁保护着犹太人却什么都不说……那些消失在人群中的人的行为，他们通知整个家庭，拯救了孩子，掩护了大人……”影片中那些描述法国人广泛通敌合作的虚假故事，让西蒙娜感到耻辱。她想起了险恶岁月里帮助过他们的人，临危寄居的人家，“我不希望类似曾在我少年时保护过我的维勒鲁瓦这样的家庭认为社会会把账算到他们头上来”。西蒙娜深知“客观性确实是稀有物，在政治上尤其如此”，但她更知道轰动的伪真相只会更深地伤害现实。
当年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少女，如今已近鲐背之年，荣耀等身。2008年，向来严苛的法兰西学院经过选举，向西蒙娜•韦伊伸出荣耀枝——她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第五位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女性。荣誉的加冕不免给人一种命运宠儿的幻觉，但回首西蒙娜的人生，可谓辛劳大过享乐，传奇让位于理性。若非足够优秀，一名曾遭纳粹迫害的女性要想在政派林立、政见各异的五届政府效劳五十年，在不同领域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无异于天方夜谭。西蒙娜做到了，法兰西以之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