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觉眼前生意满

以前读到过一句诗：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诗里说的是自然景物，春天万物生机勃勃的感觉扑面而来，当时我想，这是否就是浙江人天天挂在嘴边的“生意”二字的来由呢？是或不是，都很贴切，占点天时，借点东风，脚踩土壤，加上生长与发达的强烈意愿，这不就是浙商传递给人的感觉吗，相比之下，商业二字就太庙堂了。

《不得往生》写的是生意人的故事。主角是个正宗的江湖儿女，精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非常捍卫在江湖里至关重要的信誉和义气，但单纯争勇斗狠捱义气，成就不了一个许半夏。雄才大略上许半夏不如赵垒、脸酸手狠比不上伍建设，拼下限拼不过郭某，勇猛刚烈还让给童骁骑，但胜在是她技能上没有盲点。比赵垒接地气善实战、比伍建设眼光长有知识、比阿郭讲规则善结交、比童骁骑有谋略有雄才（童骁骑这个名字取得很恰当，他就是个白龙马），而且比以上所有人都有个好心态。这是女人的优点，女人只要不是钻牛角尖的类型，一旦突破了某个最低阈值，就往往比男人柔韧淡定，因为女人更善于照拂自己的感受。书里面唯一一个技能点跟许半夏一般均衡、经验值又比她丰富的，就是高跃进。两人之间横贯着几十年的时间差和隔行隔山，恰如彼此呼应的两座山峰。

除了高跃进有点类似个奸商版的风清扬，其他各种人都在一个行业中彼此拆招，立场和见解的对撞之下，每个人的背景、性格和利害关系既彰显又瞬息万变。说说我印象较深的几个桥段：

1、比如赵垒最初姿态甚高，很多话不明说，不仅是城府，也有作为大外企职业经理人究竟与当地土豪之间有条沟的意思，参与的方式和程度是种态度。后来被弹劾去职，觉得当职业经理人无非是为他人做嫁衣，心灰之下想自己当老板。许半夏当时一席话说的可圈可点，概括起来就是人需要知道自己的所长所短，才可能扬长避短，搞得好还能跟别人上演田忌赛马式的胜利。人在江湖上行走，了解自己的技能点和弱点是非常关键的，知己排在知彼前面。

2、赵垒精心作局，请伍建设入瓮，本来以为收网时能网住一条大鱼，连赵垒＋许半夏两个人，都没想到农民企业家伍建设，是个属壁虎的，最后壮士断腕及时止损。当时给我的感受是，在当下中国的商业环境，能做起来的民营资本家们简直是每天在家里地堡下挖地道，以备一个”万一“来时金蝉脱壳。哪怕是作实业，也是夹缝里求生，变数太多，不得不枕戈待旦。而伍建设一个老粗能有现在，也不是草包。

3、许半夏和冯遇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一口气，搞倒了郭，也把裘弄个灰头土脸，却不料背后杀出个伍建设准备坐收渔利，最终一算计，可预见会威胁到的还是冯遇和许半夏自己的生意。仿佛一桌麻将的上下家，利益链把大家环环相扣锁在一起，今天伤敌一千，明天可能就发现要自损八百，只有不断在博弈中寻求平衡，然后不断的跳出窠臼给自己挣资本挣门槛，就像独自闯关东的许半夏，再回来本市，已经不同往日。

书里有段许半夏闯关东的经历，也让我去回顾了一下我长大的地方。离开了故乡，有了对比，才更深地了解了故乡。所以下边就不是书评了，来个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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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一个商业几乎真空的环境里。

在东北，人们对于商业的常用词是“买卖”，“干个体”，前者直接用了商业中最本质的交换动作，动词当名词用，不知来源为何，但总似有一股看轻之意。后者对照的是体制，东北作为曾经的重工业基地，体制相对来说非常森严，基本把社会上的群众都网罗进去给了一个定位，尤其在城市里。比如在我们岛市，石油、化工、化机、锌厂、船厂几个国家特大型企业，就容纳了十几万几十万的职工。然后就是军人（岛市是个军事重镇）公务员医生教师这样的体制内，然后就是周边渔民，“干个体”的是极少数。所以，在国企大规模下岗和百万大裁军之前，岛市的人口结构回顾起来，真是又简化又稳定，大家自觉的都生活在那个“编制”里，我小时候，岛市不管是公务员、军人，工资水平还都不高，央企工人相对来说收入不低，至于商业那简直是萌芽状态，可能跟大家都没什么闲钱，所以也不怎么消费商品有关，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东北人在风气上不是很待见商人，尤其是从前。总有不务正业、投机倒把的轻蔑。相信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小城市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东北的转身更慢。

就在这样一个岛市，我生活在一个军队大院里。搞医的妈和搞技术的爹，不在机关工作所以也没怎么搞过权术，从小最多给我灌输的是一技之长可傍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不仅因为他们的职业，也因为东北重工业基地氛围如此）。小时候从来不觉得家里缺钱或者有钱，因为那时候岛市的商品丰富度低到给人一种有钱也没处花的感觉。说一个风向标，到我上大学后岛市才有only、nike这些全国商场都通有的品牌，很早以前我们买所有的穿戴都去轻工市场，品牌的感念咱没有。我在岛市的亲戚，都是央企的职工，小时候觉得大家经济状况差不多，我很羡慕他们生活在民生相对丰富的城市中，而军队驻扎在偏远的海边，每天的生活都整齐划一的，周边与世隔绝。作为一个实验基地，也不像省会城市的部队大院有什么文工团之类的花边点缀。（其实现在院里的生活也没有变化，过惯了城市生活的我每次回家都闷的要死。）到本世纪，军人的待遇提升很快，在岛市成了收入不薄的群体，而工人大批下岗或者还守着收入菲薄的鸡肋，通胀的物价下过着不咸不淡的生活。我最小的舅舅家里就是典型一例，年轻时据说还有点朋克青年气质的他，到三四十岁的时候舅妈下岗，全家收入只有2k多，还要供养一个学生，我妈也就是他姐鼓励他出去干点啥，他很迷茫的说别的都不会。这是体制对个人的影响：失去了主动性。我常想，在浙江会不会早就把这鸡肋丢了，跳着扁担就走街串巷了呢？直到我工作，回去每每聊到我跳槽的事，父辈朋友还看我就像看一个异端，居然工作说辞就辞，工作单位难道不是一辈子的吗？

自来到浙江，只觉民间生气勃勃，人人念叨着做生意，连我接触的老师和医生都不例外。而我感到浙江人跟广东商人的区别又在于，他们对官商勾兑特别踊跃。这我想是因为广东自古还是化外之地，而浙江本来就是仕途与经商盘根错节的地方，有这个传统。浙江人对考公务员和编制的热情，最初吓了我一跳。很多浙江好青年都投身公务员队伍，这种身份在相亲市场也炙手可热。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做这种选择，答案汇总起来无非是1、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 2、第一手的信息与政策 3、稳定轻松收入不错，总之除了3其余又跟变现到商业世界有关。相比于东北上一代人对体制的依赖，浙江人对体制的热衷又不一样，这不是一种惰性和被动，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或投机）。所以有时看到老公的同学，彼此相见像模像样地勾兑着关系交换着信息，觉得很感慨。而东北我这一波同学，却很少有回到体制的，纷纷的漂泊向湖泽深处，因为都是从小被教育学好数理化，所以很多人凭着技术和专业谋取生活。谁知道再过20年来看会怎样？

回顾来时路，很容易看到自己个性和心智其来有自。我对商业敏感度极低，甚至在以前还存着一份假清高。我也不擅于察言观色，搞人际关系，或者说这一点我可以提高但是必须先栽几个跟头，而且永远，怄着自己做这些做不到很自然。我遵守规则，对一技傍身依然充满了迷信，而且内心充满了条框。。。。。改变自己的格局是个很难的事，也未必靠主动出击就可以成功，也许还需外力刺激。所幸，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让我一直在四处张望，想挣脱自己的局限，同时也逐渐明白扬长避短绝对是不错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