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意人的担当

读《大生意人》时，我有画面感。也就是说，仿佛我身临其境，不说话，也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就那样默默地观察着主人公及其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感同身受地观看他们命运的波折起伏，人情世事的冷暖悲喜，商场的明争暗斗和你死我活。

小说开头衬托主人公的铺垫手法处理得很巧妙，“一个连面儿都没露的年轻人，居然能把县大老爷都摆不平的事情顺顺当当地解了，水火不容的两边居然都能听他服他，不知这人是何方神圣？”而主人公在考场因何被骗，又是谁设的骗局，这个伏笔也埋得很深，即使到了《大生意人2》也没有揭开谜底。当然也有编得不当之外，比如古平原在欲火焚身时被人扔到结冰的水缸里，如果确有其事，那他的内外肾就会毁坏，身体基本上就废了，以后怎么还会驰骋商场呢。

但这些文学手法不是我想关心的主题。在商言商，读商论商。

商人

作者似乎认同“商人”一说始于商代。小说开篇即说：武王伐纣，灭了殷商，商的遗民被赶出自己的土地，只得以生意为活路，以贸易求残喘，四宇之内从此有了“商人”。其实，这只是一家之言。另外，还有河南的商丘称为中国“三商之源”，是中国商业、商人、商朝的起源地之说。是因周朝中的商朝遗民经商而称“商人”，还是因来自于商丘而称“商人”，似乎无从考证。

商朝的商业已经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在都邑里也出现了坐商，据说姜子牙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过饭。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商代数位君王都修驰道，来利物流。可见，要想富，先修路，自古一理。

武王灭商后，周成王继位，但年幼，纣王之子武庚联兵反叛。周公东征平叛后，商贵族成了俘虏，他们反对周的统治，被称为顽民或殷顽。《尚书·多士篇》中周公诰诫顽民说：你们受天罚，本当杀死，我保留你们的生命，应该感恩做我顺民。现在分配住屋田地给你们，安心谋生，如果再反抗，那是你们自己不要生命。又劝诱顽民说，你们只要安居乐业，你们的子孙会兴盛起来的。顽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也只好逐渐软化降服。可见他们并非只剩下经商一条路。因此，此“商人”一说有点把他们当成犹太人了。

但是，尽管谁也离不开商人，但商人的地位似乎从其诞生起就没有高过。中国历朝历代，商人的地位总是排在后面。清制“士农工商”，仅比娼伶贱籍高上一等。尽管低贱，但还是可以存在的。及至到了新中国建国后几十年里，我们逐步消灭了以私人身份出现的商人，代之以国营商店、供销社和农村的集市，商人地位不但跌到了历史最低，而且个人经商是犯罪行为，是投机倒把，类似于现在的贩毒。尽管1997年《刑法》取消了“投机倒把罪”，但《投机倒把条例》却一直存活到2008年1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改革开放之初，最早下海经商的人大多是没有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的待业青年、刑满释放人员、机关或国营和集体企业受处分的人、农村不想务农的人或社会上的二流子，苦于生计，硬着头皮到路边摆摊，俗称“无业游民”、“做小买卖的”，排在机关、国企、大集体、小集体的身份之后，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把人分为“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两种，似乎自挣自吃不是工作，在家干活不是上班，不但不被社会上的人看得起，而且商人自己也没觉得自己养活自己，没比躲在垄断、体制内和财政收入背后靠商人养活的人更高尚，反而要对他们感恩戴德，因为是他们制定了政策，给了“不务正业的人”一条活路，他们再也不用像贼一样将烧饼揣在怀里到处兜售了。

像商人这种自食其力，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是最低贱的，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获却在那里指手画脚的人反而是最高尚的，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而其中的国民竟然乐此不倦地信奉了几千年，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们怎么好意思地一代一代地传说：我们是文明古国？

正商邪商

据《明清商贾奇闻录》记载，古平原被人尊称为“商王”，他本是一名读书人，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却在考场上无端被人陷害，流放宁古塔，从此，中国未必多了一个官僚，但一定多了个商人。

古平原是作者心目中的一个理想人物，是正商的典型代表。他的经历体现了很多生意经，整部小说就像是一个个案例串起来的故事。我们不妨归纳几条：

利向险中求。坦途大道上竞争者必多，利必少，而险地刚好相反，人少利多。比如，古平原勇敢地带队闯黑水沼，当然，除了危险之外，这是唯一一条可以如期交货的道路。而且，是别人都不敢走的路，更显其大胆心细。

预测需求。综合各种信息，确定市场需要，提前做好准备，以待时机来临。比如慈禧和恭亲王联手发动的“热河政变”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咸丰百日大丧之后全国需要欢庆，低价买进的红绫鞭炮让帮他进关的常四老爹大赚了一笔。

散财是为了聚财。利和情并重，结交各色人等，在需要时就会得到他们的帮助。等于事先铺好了路。小说中，古平原做过不少这样的事。

重诚信名誉。所谓赚钱容易赚名声难。古平原说：“利与信就好比悬在腰间的一柄钢刀，利是刀刃，信是刀鞘，有鞘无刃不能生财，有刃无鞘害人害己。”可谓至理名言。而张广发理解的“信”是这样的：买卖做成了才有诚，钱赚到手了才叫信。你若是个叫花子，就是一身文遍了“仁义礼智信”，也没有人搭理你。高低立判，区别也很明显。前者是在求利的同时，注重自己的声誉和品牌，以长久计，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而后者则极有可能不择手段，只要我赚了钱就行，那时我就是大爷，只顾眼前利益，没有深远的愿景。

……

既然有正商，就会有邪商，自古正邪不两立，所走的路数也正好相反。不妨从天、地、人三方面做一分析。

正商要与自身的弱点斗（天），要与腐败的官府和官员斗（地），要与贪婪邪恶的不法商人斗（人），他们必须是有智慧的商人，不但自己要化险为夷，而且要打击对手。也就是说自己解困，帮人脱困，惩治恶人。

而邪商则反其道而行之。邪商的缺点有冷酷无情、贪婪、好色、言而无信，但这些缺点在他们手里却成了敛财、打击正商的武器。而官府和官员在邪商眼里只是工具，谁在高位就巴结谁，比如王天贵承认：官和妓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却是一种人，都是坐堂收钱。只不过一个是堂子，一个是大堂，但都是帮你办事，让你痛快。但是，商人若要是跟小三傍大款一样抱官府的大腿，历史上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这就是马云的度，不是刘汉、刘维的度。

而贪婪之人则是邪商的合作伙伴或帮凶。这其中就包括朝廷的官员。官不可怕，商不可怕，可怕的是官商勾结，而最可怕的是亦官亦商，不但用体制扎出一个篱笆，使得损公肥私更加隐蔽，赚了是自己的，赔了是公家的；而且更方便愚民。所谓民可愚之，不可告之愚，若能称之为“主人”最佳。因为假以时日，“谁是主人”就是一个辩不清、道不明的论题。

正商好比好汉，而邪商犹如群狼，在《大生意人》中，古平原则要同时对付王天贵、李钦、张广发……所以，这个世界上，正商少，而邪商多。

大生意人

我觉得商人分三种：大生意人，生意小人和小生意人。若从道德和业绩上判断，它们的顺序会有所不同，但不外乎这三种人。小生意人处于二者之间，亦正亦邪，而大生意人和生意小人是死对头。

在《大生意人》第二部的结尾，张广发在回忆了自己公开唱对台戏，整垮了一家小商户后，教育东家的少爷李钦说：做生意就要铁石心肠，不仅不能同情对手，而且不要可怜自己，受一次打击便一蹶不振，那是成不了大生意人的。

这话从邪商的张广发嘴里说出来，竟让我哭笑不得。可见，邪商也有做大生意人的愿景。其实，邪商的“大生意人”是做生意的小人，唯利是图，不顾大义，喜欢吃独食，一心只想置对手于死地，谋夺对手的田产、房产、商产和娇妻美妾。

而正商的大生意人则是做生意的君子，如富商弦高用12条牛犒劳偷袭郑国的秦军，使其不敢攻郑，上演了历史上富商救国的一幕。再比如古平原的不顾个人安危往蒙古送治瘟疫的药、大典妻、开太平库等。

说也奇怪，邪商总是想拆正商的台，而正商却不总是想消灭邪商，尽管有反制，但往往是被迫的。比如古平原用开太平库破了李钦的城门当。

其实，大生意人还有一个大事要做，那就是对外以商抑商，对内推动社会变革。

对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要只是刀枪相见。比如鸦片战争，其实，鸦片战争是茶叶引起的战争，因为茶叶贸易导致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人于是以商抑商，从印度进口鸦片到中国与茶叶贸易对冲，可是中国人不了解商战的前因后果，采取了断绝贸易的做法。如果当初不是采取公开焚毁的方式处理，而是一方面禁止国人吸食鸦片，另一方面以枪炮护卫，开展对外贸易，结果也许会有不同，不但发展起了强大的海军，而且可以富国。

对内，则通过商业推动社会变革。社会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而是通过道德、法制、民主等手段，平衡各方利益，要知道地主、资本家也是人，不能二话不说就打倒、枪毙和活埋。不能因为狼吃羊就把狼赶尽杀绝，人为地把羊关在一个人工大棚里，变成一群废羊，还要发挥狼的淘汰落后的作用。最好的做法就是与狼共舞，限制狼群，保护羊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促进作用不亚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或社会改革。

娃哈哈的宗庆后说过：“企业家是弱势群体，管不了天下。”突破既有的体制和规则，一个商人可能势单力薄，但商人和企业家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导师不是说过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孟子·尽心章句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不如古人日久矣。

 

希望尽快读到《大生意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