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中国教育报》3月20日第9版，发表时有删节。）
191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管理学教授约翰·富兰克林·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出版了一本新书《课程》（The Curriculum），由此诞生了“课程论”这一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作为课程论的开山之作，本书的出版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课程改革运动。但是，这本经典著作在中国却芳踪难觅，仅有少量民国时期的节译本存世。青年学者刘幸有感于访书之难，于是历数年之功，潜心钻研，重新翻译了《课程》，收入教育科学出版社“世界教育思想文库”，终于让它在百年诞辰之际，与中国读者重逢。为使读者进一步熟悉《课程》的写作背景、博比特及其身后的课程理论发展脉络，本书责任编辑对译者刘幸做了一次访谈，全文辑录如下。
问：你最早接触到博比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境下？对他最初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后来为什么会萌生翻译《课程》的想法？
刘幸：我个人第一次接触到博比特，是2012年，当时我进入北师大教育学部，攻读“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的硕士。郭华教授为我们开了一门必修课“课程理论”。在介绍了中外的一些传统课程之后，当郭老师正式介绍现代课程理论时，她开宗明义：博比特以及他在1918年出版的《课程》一书，为整个现代课程理论奠定了基础。那堂课带有入门性质，因此郭老师只是大致地介绍了他的理论，比如，博比特开始思考如何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课程的编制，而不再是基于个体教师的感性经验；另外，教育要实现效率化，就需要将课程编排得紧凑、细致、精确，不再用一些笼统的概念来涵盖一切。这些思路都贯彻到了他的学生，日后享有盛誉的拉尔夫·泰勒的课程理论中。我现在都还清晰记得，郭老师的课是在第二教学楼上的，那栋楼出门走几步就是书店。下课后，我想把博比特的原书找来读读，就溜达到了书店，结果却找不到任何一种汉译本，事实上，当时市面上也确实没有博比特的译本。之后回北师大图书馆检索，我才看到，民国时期有两本博比特的书被译为汉语，分别是《课程》和《课程编制》，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当时师大图书馆只有一个书目，民国版的原书已经佚失了。我没有料想到这个过程竟是如此一波三折，这一方面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在经典学术著作的翻译和推广方面还有很多沧海遗珠，另一方面也更激发了我想要了解博比特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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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特《课程》：百年后的重逢——与《课程》中文版译者刘幸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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