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_学校与社会 明日之学校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
【美】约翰•杜威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通过别人对他自己的各种活动所作的反应，他便知道这些活动用社会语言来说是什么意义。

我认为为了正确说明儿童的能力，我们必须具有关于社会状况和文明现状的知识。儿童具有自己的本能和倾向，在我们能够把这些本能和倾向转化为它们的社会对应物之前，我们不知道它们所指的是什么。

我们为了要知道能力究竟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知道它的目的、用途或功能是什么，而这些是无法知道的，除非我们认为个人是在社会关系中活动的。

因此，我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我认为不通过各种生活形式或不通过那些本身就值得生活的生活形式来实现的教育，对于真正的现实总是贫乏的代替物，结果便形成呆板，死气沉沉。

教师在学校中并不是要给儿童强加某种概念，或形成某种习惯，而是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来选择对于儿童起着作用的影响，并帮助儿童对这些影响作出适当的反应。

我认为教育不能在科学的研究或所谓自然研究中予以统一，因为离开了人类的活动，自然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体。

我认为目前科学教学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这种资料是以纯客观的形式提供出来，或者作为儿童能加于他已有经验之上的一种新的特殊经验。其实，科学之所以有价值正因为它给我们一种能力去解释和控制已有的经验。我们不应当把它作为新的教材介绍给儿童，而应当作为用来显示已经包含在旧经验里的因素，和作为提供更容易、更有效地调整经验的工具。

我认为在儿童本性的发展上，自动的方面先于被动的方面；表达先于有意识的印象，肌肉的发育先于感官的发育，动作先于有意识的感觉；我相信意识在本质上是运动或冲动的，有意识的状态往往在行动中表现自己。

我认为兴趣是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我相信，兴趣显示着最初出现的能力。

我认为这些兴趣必须作为显示儿童已发展到什么状态的标志来加以观察。它们预示着儿童将进入那个阶段。

放任兴趣等于以暂时的东西代替永久的东西。兴趣总是一些隐藏着的能力的信号，重要的事情是发现这种能力。放任兴趣就不能从表面深入下去，它的必然结果是以任性和好奇代替了真正的兴趣。

社会通过学校机构，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交给它的未来的成员去安排。社会所实现的关于它自身的一切美好的想法，就这样希望通过各种新的可能途径开辟给自己的未来。

这好比把机车和电报机看成是个人的发明一样。教育方法和课程正在发生的变化如同工商业方式的变化一样，乃是社会情况改变的产物，是适应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的需要的一种努力。

我们必须把木工、金工、纺织、缝纫、烹调看作是生活和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各种特殊的科目。

帮助别人不是使接受者更加依赖别人的一种施舍形式，而仅仅是一种帮助，它使被帮助者舒展力量，继续前进。

如果教育不是实质上视同纯知识的、学术的研究，……

当把学术专业看作是文化或自由教育的类型时，一个机械师、一个音乐家、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农民、一个商人或者一个铁路管理员的训练，就会被看作是纯技术的和专业教育的类型。它的结果是我们到处所看到的“文化”人和“工人“的区分，理论和实际的脱离。

这些有固定课桌的教室说明的另一件事就是，一切事情的安排都是为了尽可能管理更多的学生，把他们看做单个人的集合体；这些教室还同时意味着，学生被看成是被动的。

只有一切事情都是以“静听”为基础时，你才能有统一的教材和方法。耳朵和反映耳朵的书本构成了同样适用于一切人的媒介。几乎没有机会适应不同的能力和需要。有一大堆——数量是固定不变的——现成的结果和技能要所有儿童在同一时间内同样地学会。……世界上需要的知识、需要的专门技能实在太多了。于是产生了把这些课程按6学年、12学年或16学年划分的数学问题。现在每年仅仅只将总数中的相应部分给予儿童，在他们学完以后，他们就掌握了全部课程。

因此，如果我们将这一切加以组织或概括，这就是理想的学校。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没有教育学或教育理论上的惊人发现。它不过是将大多数家庭中有各种理由能够做到而只是偶然做了又做得很少的事情系统地、大量地、明智地、适当地去做的问题。

他们那天的工作恰好是煮鸡蛋，这是从炒蔬菜到炒肉的过渡。为了获得比较的证据，他们首先总结了在蔬菜中食物构成的成分，并与肉中的成分作了一个初步比较。于是，他们发现蔬菜中的木质纤维和纤维素相当于肉中的结缔组织，是形体和结构的成分。他们发现淀粉和淀粉制品是蔬菜所特有的，而矿物质盐则在蔬菜和肉中都可以找到。他们还发现，蔬菜和肉中都有脂肪，在植物性食品中脂肪含量很少，而在动物性食品中脂肪含量则很多。然后，他们准备从事研究相当于蔬菜中的淀粉的动物性食品所持有的蛋白质，并准备好了要考虑一下正确处理蛋白质的必要条件——以鸡蛋作为实验材料。
他们首先用不同温度的水做实验，看它何时达到烫手的程度，何时达到即将沸腾的程度，何时沸腾，并弄清各种不同的温度对蛋白的影响。做完那些事以后，他们不仅学会了煮鸡蛋，而且懂得了煮鸡蛋中的原理。我不想忽视这件特殊事件中的普遍性。如果一个孩子只是想煮一个鸡蛋，因而把它放在水里煮三分钟，叫他取出时他就取出，这是没有教育性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由于认识了事实、材料和所包含的条件而实现他自己的冲动，然后按照那种认识去调整他的冲动，这就有了教育性。这就是我所坚持主张的引起或满足一种兴趣和通过对兴趣和通过对兴趣的指导实现它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完成一项工作和检验一个新的真理或新的方法并将它大规模应用，使它成为很多人能够用上的东西，使它成为商业性的，这是大有区别的。但是，首要的事是要发现真理，是要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条件，因为从长远看来，这毕竟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事情。……一个工作模型不是要照抄照搬的东西，它只是为原理的可行性和使原理可行的方法所做的一次演示。

问题在于选择能最确定地满足某一特定生长时期的需要和能力的教材的性质、种类和恰当的比例，在于选择表现的方式，使选定的教材生动地进入生长中去。

不承认发展的顺序——只要较早的部分比较晚的部分容易点就够了。

直截了当地说，“游戏”是指儿童的心理态度，而不是指他的外部表现。这一事实意味着从遵循某种既定的或规定的制度、或遵循恩物、表演和作业的程式的必要性中完全解放出来。

儿童头脑中的想象力的运用来源于由他所使用的物件引起的一连串暗示、回忆和期待。这些物件愈是自然、简单易懂，唤起并凝聚使他的想象力的运用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一切相关的暗示就有了更为确定的基础。

总的原则是，任何活动都不应根源于模仿。起点应始于儿童本身；然后才可以提供模型或样本以帮助儿童更明确地去想象他真正需要的东西——使他进行思考。模仿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作为在行动中照搬的模型，而是发展明晰而适当的想象力的指南。除非在它出现于实行中的时候儿童能够为了他自己的意象而摆脱它，否则就会使他变成奴性的、依赖的而不是发展的。模仿起援助和帮助的作用，而不是起创造的作用。

不要忘记，为保证幼儿园和一年级之间的连续性所需的调整不能完全由后者造成。学校的改变必须像儿童的生长那样是逐渐的、觉察不到的。

成人的心理如此习惯于按逻辑顺序组成的事实，以致它不认识——它也不能理解——那种直接经验的事实，在它们能表现为一门“学科”，或知识的一个部门之前，必须经历多少的分析和重新组合。

只有儿童提供了标准。对于儿童的生长来说，一切科目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它们是工具，它们以服务于生长的各种需要衡量其价值。个性、性格比教材更为重要。不是知识和传闻的知识，而是自我实现，才是目标。具有世界上的一切知识而迷了路，在教育里就像在宗教里一样是可怕的命运。

儿童现在的经验决不是自明的。它不是终极的，而是转化的。它本身不是完成了的东西，而只是某些生长倾向的一种信号或标志。

实际上兴趣只不过是对于可能发生的经验的种种态度；它们不是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所提供的那种力量，而不是它们所表现的那种成就。

我们称之为一门学科或一门科目的东西，是将过去经验的最后结果用一种将来最合用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代表一种可以立即生息的资本。

那么，关于逻辑形式表演的经验不能说就是最后的东西。它的价值不是在于它本身；它的重要性是在于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是介于过去比较偶然的、暂时的和绕了弯路的经验与将来比较有控制的和有系统的经验之间的东西。它给予过去的经验以一种基本的形式，使得过去的经验就未来的经验来说，成为最合用、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果的东西。它引进的抽象、概括和分类等概念都有着正确地观察事物的意义。

逻辑的并不是注定反对心理的。全面的调查和分类排列的结果在生长过程中占有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表明在检验将来所做的势力中，我们会怎样从过去的努力中获得好处。

作为教师，他考虑的是怎样使教材变成经验的一部分；在儿童的可以利用的现在情况里有什么和教材有关；怎样利用这些因素；他自己的教材知识怎样可以帮助解释儿童的需要和行动，并确定儿童应处的环境，以便使它的成长获得适当的指导。

一位当代英国哲学家曾经要人们注意到道德观念和关于道德的观念之间的区别。……在关于道德的观念，关于诚实、纯洁或仁慈的知识中，没有使这些观念自动地转变为良好的品格或良好的行为的性质。

能力只有与它所派上的用场联系起来，只有与它必须履行的职责联系起来，才成其为能力。如果我们抛开了社会生活所提供的用途，我们就只能用陈旧的“官能心理学”来说明什么叫能力，什么叫特殊能力，等等。这个原理局限于列举一大堆能力，如知觉、记忆、推理等等，然后就宣称，这些能力中的每一种都需要加以发展。
于是，教育变成了一种体操。敏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可以通过学习汉字得到发展，推理的敏捷性可以通过讨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精妙问题获得。简单明了的事实是，除了有独创性的做铁匠的能力、做木匠的能力、或制造蒸汽机的能力以外，没有任何孤立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或推理能力。简略地说，能力是为完成某些特定类型的工作而使之协调起来、组合起来的特殊的冲动和习惯。我们必须知道个人必须在其中运用能力进行观察、记忆、想象和推理的社会情况，以便得到任何方法去说明精神能力的训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迫使教师注意防止失败而不是注意健康成长的任何情况，都是提出错误的标准并造成歪曲和误入歧途的后果。注意防止错误行为应该是偶然的，而不是一条原则。儿童对自己在干什么应该有积极的认识，以便从他必须做什么的立场判断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他才真正有充满活力的标准，一个使他能够为了未来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标准。

正因为全体学生都做同样的工作，对工作的成绩评估不是从他们的个人贡献着眼，而是从比较成功上着眼，于是过分求助于胜过别人的感觉，而胆怯的儿童就感到沮丧。……强者学会了得意洋洋，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而是因为事实上他们比别人强。

我想到的倒是，当工作的动机是未来的而不是现在的时候所发展起来的习惯上的因循；以及当工作不是按现在的需要、现在的责任去评判，而是按外部的结果如考试及格、升级、升学、上大学等等去评判时所产生的错误判断标准。没有什么事本身是值得做的，只有当它是为了某种别的事情做准备时才值得做，而别的事情反过来又只是为遥远得十分重要的目的做准备，从这种经常的印象中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失，谁能估计有多少？此外，一般来说，可以看到，遥远的成功主要是对那些要抢在前面——抢在别人前面——的个人主义欲望已经成为非常强烈的动机的人们才有吸引力。那些个人野心已经很强烈、为未来的胜利描绘光辉图景的人是会受到感动的，其他本性较宽厚的人是不会做出响应的。

要把一门学科看做使儿童认识社会活动的情况的一种工具。这样看问题，就提出了选择教材和判断价值的标准。我们现在有三种独立的价值观已经形成：一种是文化修养的价值，另一种是知识的价值，另一种是训练的价值。实际上，这些只是与社会性的解释有关。知识只有在提出被置于社会生活背景中的材料的明确形象和概念时，才是名副其实的或有教育性的。训练只有在它代表把知识反映到个人自己的能力中去、使他将能力服务于社会目的时，才是名副其实的有教育性的。如果文化修养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有教育性而不是外表光泽或人为的装饰，就要代表知识和训练的生动的联合。它标志着个人的人生观的社会化。

只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利益或不同的目的，我们才把材料加以分类，把一部分贴上科学的标签，一部分贴上历史的标签，把一部分贴上地理的标签，如此等等。每一“类”都是代表着按照某一占主导地位的典型的社会生活的目标或过程加以安排的材料。

历史教学的伦理价值是根据将过去的事情用作理解现在的工具能达到何种程度来衡量的——在何种程度上能对构成今天社会的结构和运转的东西提供洞察力。现存的社会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要儿童整体地投入对它的学习并在思想上获得它的确定形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够像透过望远镜那样选择能展示现存秩序的主要成分的历史发展的典型阶段。

要获得必要的观察事物的眼力，办法是把过去看做有些因素增大了的现在的投影。

请记住，我不是就事论事地提出这些观点的，而是根据这样一个普遍的原理：当一个学科是按照了解社会生活的方式去教的时候，它就具有积极的伦理上的意义。正常儿童所不断需要的与其说是关于诚实可靠的重要性的孤立的道德教训，或爱国主义的独特行为必然带来的有益结果，毋宁说是社会性想象的习惯和概念的形成。

让儿童认识到算术有什么用处，它真正是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这种对合理用途的认识包含了一些无疑是有社会性的目的。

我们把伦理的这个名词与某些贴上美德标签的、从大量其他行为中分离出来的、与履行这些美德的儿童的惯常形象和动机更加分离的某些特殊行为联系在一起。道德教学因此与这些特殊美德的教学联系在一起，或与同它们有关的某些感情上的灌输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提请你们注意到学校道德的三位一体（the moral trinity of the school），作为这一部分讨论的总结。要求是：社会的智慧、社会的能力和社会的利益。我们的对策是：（1）本身就是社会机构的学校的生活；（2）学和做的方法；（3）课程。

实现这个观点的根本困难是对什么是性格缺乏明确的概念。这可能是极端的说法。果真是这样，可以将这个说法换成另一个说法，即我们一般把性格只是作为结果来理解，我们没有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它有一个明晰的概念——即是说，把它看做一个过程，看做工作着的或动态的。我们是从性格产生的行动的角度知道什么是性格的，但是我们没有从它的内部着眼对它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即把它看做一系列工作着的力量。

毫无疑问，个人在这方面的天赋是差别很大的，但是每个人的冲动、前进的倾向和对做事的迫切愿望仍然有一定的基本特征。在这方面，教育的问题就是要发现这种天生的能力蕴藏是什么，然后利用它（提供刺激和控制的条件），把它组织到一定的继续保存下去的行动方式即习惯中去。

仅仅抽象地知道什么是正当的，仅仅只有一般地遵循正当事情的意向，不论它是多么值得称赞，决不能代替这种经过训练的判断能力。行动总是具体的，它是确实的和具有个人特征的。

不仅必须有力量保证在实行中克服障碍，而且必须有机灵的个人的灵敏反应——必须有情绪上的反应。实际上，没有这种敏感性，是不可能有良好判断力的。

判断力像相对价值的分辨能力一样包含着选择和鉴别的能力。

……今天的教学在智力方面的最大缺陷是看到儿童在离校时没有心智上的洞察力，事实对他们来说似乎全都是一样重要的，既没有突出的，又没有背景，没有用价值的天平将事实分类和分成档次的本能性和习惯。

它们是如此纯正的“道德”，以致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务没有实际接触，这些道德原理需要用社会的和心理学的名词去论述，以使它们变得更周全。我们必须看到，道德原理不是专断的，不是超自然的，要看到“道德”这个名词并没有标明它只属于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的区域或部分。我们需要把道德转译成我们的社区生活的条件和各种力量，转译成个人的冲动和习惯。

没有一点兴趣而要引起任何活动，从心理学上说是不可能的。努力的理论只是以一种兴趣替代另一种兴趣。它以害怕教师的、或希望将来得到奖励的不纯的兴趣替代对提供的材料的纯粹的兴趣。归纳出这种特性的典型是埃默森在他的《论补偿》(On Compensation)的开头所印证的典型，在那里他支持流行的补偿论，认为它的意思是，只要你现在充分做出自我牺牲，就允许你将来使自己得到更多满足；或者说，只要你现在表现好（好的表现包括注意于枯燥无味的东西），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更加令人愉快的好处——那就是说，那时你可以表现不好。

姑且不谈未来的问题，即使在孩提时代，继续不断地求助于兴趣的原理是从外部刺激儿童，即是说，分散儿童的注意力。活动的连续性遭到破坏，事事都成了游戏、娱乐。这就意味着过度刺激。意志永远不起作用。依靠的是外部的吸引力和娱乐。一切事情都为儿童裹上了糖衣，而他很快就学会了从一切没有人为地用有趣的事物环绕起来的事情离身而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造就只做他所喜爱的事情的被宠坏了的孩子。

我已经将争论双方的主张分别加以陈述。稍加思考就会使我们相信，每种论点的长处不在于它自己所宣称的主张，而在于它对对方理论的弱点所作的攻击。每一种理论的长处是在否定的方面而不在肯定的方面。虽然有点令人吃惊但却并不奇怪的是，在外表看来互相极端对立的两种理论的基础上，不自觉地假定有一个共同原则，这样一个共同原则在前面论及的双方各执一词的对兴趣与努力的理论中可以找到。

这个共同的假设就是对于自我控制的对象、观念或目的的外在性的假设。因为对象或目的被假定存在于自我之外，就必须使它变得有趣，使它以人为的刺激和对注意的虚构诱惑力装饰起来。或者，因为对象存在于自我的范围之外，就必须求助于单纯的意志力，求助于没有兴趣而仍做出努力。

道德习惯的形成不能与在别人的要求下显示成果的能力等同起来。

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愉快。一种是活动的伴随物。凡是取得成功的成就、优胜、前进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愉快。它是身体方面的能量的消耗。这种愉快往往是聚精会神于活动本身。它的存在是完整而没有分裂的。这就是在合理的兴趣中可以看到的那种愉快。它的源泉在于能满足有机体的需要。另一类型的愉快是从接触中产生的。它是感受性的特征。它的刺激是外部的。它是作为愉快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作为活动产生的愉快而存在。仅仅被某种外部的刺激所激发，这不是建设性地对付外部对象的任何活动的特质。

哄孩子，或许诺能得到教师的喜爱、或升级、或能赚钱、或在社会上得到一个职位，是另一种类型。它们是迁移的兴趣。但是，评价它们的标准也正是这里：一种兴趣在多大程度上在外部从属于另一种兴趣或代替另一种兴趣？

幸福在性质上既不同于一种愉快，也不同于一系列愉快。

（1） 一方面，当一项活动不愿为暂时的障碍所阻而坚持进行下去时，就存在一种精神压力的情况：愿望与厌恶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情绪上的状态。目的继续有吸引力，吸引着人不顾困难的干扰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继续存在时，吸引力引起愿望。另一方面，随着障碍在前面阻挡，阻止前进，牵制行动，倾向于使它转向某种其他渠道——换句话说，使行动离开原来的目的。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努力恰恰是这种相互矛盾的倾向的特殊结合——离开的倾向与趋前的倾向：厌恶与渴望。

（2） 另一种考虑甚至更重要，因为它决定着所发生的事。努力的情绪或压力的情绪是思考、考虑、反省、探究、调查研究问题的预告。既然是这样，这个目的值得为它花时间吗？既然这样，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一旦进行这样的反复思考，情况就与一个人遇到障碍就立即放弃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即使最后决定要放弃，这种情况也和仅仅由于目的不坚定而放弃的情况根本不同。现在的放弃包含着求助于理智，它可能与目的的坚定性和“意志的力量”是十分一致的。然而，思考也可能是沿着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进行：它可能不是引向重新考虑目的，而是寻求新的方法；简言之，是去寻找发现和发明。

因此，应牢记的问题是双重的：这个人是否在做对他来说过于容易的事——没有充分的阻力因素唤起他的精力，特别是唤起他的思维的精力？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否过于困难以致没有相应的必要办法——工作与他的经验和已有的习惯如此不相容，以致他不知道从何处或怎样对它加以控制？

结果，与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获得的东西相比较，我们把学校中的学习夸大了。

卢梭说：“一个成年人确实必须知道许多东西。可是成年人所应该知道的一切，难道儿童都该学、都能学吗？把作为一个儿童用得着的东西教给儿童，你可以看到已经花费他的全部精力了。为什么硬要他学习也许一生用不着的东西，而忽略了那些适应他的目前需要的东西呢？但是，你要问，等到要用的时候再去学那些应当知道的东西，岂不太晚吗？我不能说。但这点我知道，教得太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真正教师是经验和感情，成年人除非根据他本身的条件，决不会学习适合他的东西。儿童知道他一定要长大成人；他可能有的关于成人的种种观念，给了他很多教育的机会。但对于他不能领会的那些观念，却不应该使他知道。我的整本书就是支持这个教育基本原理的一个继续的申辩。”

没有到你取代自然的职责时，你要让自然去工作，不要干扰它的活动。你断言你知道时间的价值，惟恐荒废它。你没有认识到误用时间比虚掷光阴浪费更大，教育不当的儿童比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儿童离美德更远。你害怕看到他浪费童年，不做什么事。怎么一回事？难道快乐不算什么吗？整天跑跑跳跳不算什么吗？他一生永不会有这样忙碌的了。

儿童的首要任务是自我保存。这不是说只保存自己的生命，而是作为一个生长中和发展中的人的自我保存。因此，儿童的各种活动不像在成人看来是无目的，而是一些方法，通过它们，他熟悉自己的世界，学习使用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能力的限度。儿童经常不停的活动在成人的心目中似乎是无意义的，只是因为成人已经熟悉了周围世界，因而不感到继续试验的需要。

用书本代替它们，不是教我们去推理，而是教我们用别人的理智，而不是用自己的理智，它叫我们相信得多，知道得少。

我们懂得——或自以为懂得——一些词句是什么意义，因而当儿童使用适当的字句时，便认为他有同样的理解。

“你以为你在教他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不过只是在学习地图。”

在学校中获得知识的真正目的是，当它需要的时候，寻求怎样获得知识，而不是知识本身。

约翰逊女士认为，儿童在他们的早期即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他们对于正确和错误的辨别力还没有开始发展。因此，应当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自由；禁止和命令不论对于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同伴，他们都不能理解，因此，它的结果必然是无意义的，它们的倾向是使儿童不坦率和欺骗。

他喜欢学校，忘记了他正在“学习”；因为学习是作为经验的副产品无意识地完成的，他认识到经验本身是有价值的。

当然，判断一项教育实验，靠学生是否有能力“跟上”这实验所要改进的那种制度作为标准，这是很少有价值的。实验的目的，不是在于发明一种方法，使教师能在同样的时间内教儿童更多的东西，或者甚至使儿童更愉快地为大学的课程做准备。实验的目的，更确切地是要给儿童一种教育，这种教育能向他展现自己的各种能力，并且如何在他所处的世界中从物质的和社会的两方面练习这些能力，使他成为一个更好、更幸福、更有用的人。如果当一所学校想方设法为学生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又能把他们在一所更为传统的学校所能学到的一切教给学生，那么我们可以确信，这种实验是不会失去什么的。

教育革新家们可以不断去攻击注入式教学法或被动吸收的学习法，但只要这些有关知识性质的观念在流行，他们就很少取得什么进展。

教师们的兴趣，并不集中在任何一门工业的利益上，而是集中在该地区青年的利益上。如果一个地区的物质繁荣几乎完全由于某一种或两种工业，那么很显然，该地居民的福利与这些工业是密切地相连的。因此，训练儿童最明智地使用他们自己的能力和环境的教育目的，通过用这些工业来作为工业来作为这种严格的功利的训练部分的教材是容易达到的。普通公立学校教育的问题，不是为某种职业训练一些工人，而是为了提供这项工作的动机和意义来利用整个的环境。

他要学习以类似于原始的人使用的方法去掌握那些文明基础的材料，因为这种方法适合于他所能达到的技能和理解的程度。

学生在工厂里的工作被仔细记录下来，就像他的课堂成绩一样，并且这两种记录要进行研究，不是各自孤立地研究，而是互相联系地和统一地进行研究。

到目前为止，只有教育界的先行者，才认识到幼年儿童在多大程度上学习运用他们的身体，以及在没有运用身体培养心灵和没有运用心灵训练身体的制度下不可能保证有全面的智力。

最大的害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一部分人进行过分的书本教育，而对另一部分人进行过分的“实际”的教育，由此造成一种心理和道德习惯的分离，理想和观点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