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自由——由杜威《人的问题》引发的一点想法

                    缘起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自由是一件社会的事情，而不仅是私人的一个要求。我曾经论证过：自由是有关实际力量的分配问题；而最后争取自由的斗争是重要的，因为它的结果影响着在男女老少之间产生一些比较公平的、平等的和人道的关系。争取学院自由的斗争是在实现自由的社会内容中社会努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重点是放在把教育当做培养为使民主成功所必需的公民的必要条件这件事情上。理智的公民在参与社会改造中要的是真正的自由，而没有这种社会改造，民主就将死亡。在今天，要有这样理智的公民就绝对需要有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的方面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当事情像今天这样的复杂而经济力量又像今天这样集中的时候，民主是不是一种可能的社会形式。既然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源，否认教育方面的自由就是犯了反对民主的罪恶。”（《人的问题》P62-63以下援引该书只标页码）
    在这里，我也不过是借杜威之酒杯浇吾心之块垒。对教育的自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其实在《人的问题》一书中，作者论述了民主与教育，人性与学术，价值观与人的思维，还评论了詹姆斯、怀特海等哲学家。另外还有少数表面看来并非“人的问题”的专门性的论文。
    我为何单单选了“教育的自由”这一小点来谈论，一方面是有感于自身这20多年来的受教育经历，另一方面却是奢望能以自由的教育为入口，尝试着探讨中国学人的塑造问题。我这里不用学者，而用学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学者”习惯的用法是“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而“学人”是指意欲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人。恕我狂言，就中国的这种教育体制，能多塑造几个“学人”，就足以令人欣慰了。
                     （一）自由的教育
    “教育的自由是一件正在争论的事情，——我甚至想说，它正在危险之中。而且，既然教育并不是一种在真空中发生作用的功能，而是由人来执行的，教育的自由具体来讲就意味着学生和教师的自由：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学校的自由。（P61）”
    杜威并非“儿童中心”思想的首创者。“儿童中心观”最早出现在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当时的人文主义强调把儿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培养并以此为中心课题，其特点在于注重儿童本来的自然本性。伊拉莫斯在《幼儿教育论》（1512）中指出：“用恐怖的手段来是他弃恶，乃是一种奴性的做法。儿童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意味着‘自由者’因此，自由的教育都是符合儿童的。……自然，用教育手段把本来是自由的儿童奴隶化，是何等的荒谬。” （[日]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钟启泉编译．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杜威是赞同"儿童中心"思想的，他说：“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政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杜威认为把学生包含在教育自由这个观念中的重要性，远远胜于把教师包含在这个观念中。“教师的自由是学生学习自由的必要条件。（P61）”杜威还说，学校系统，不仅在道德的和理智的教育自由方面有许多的限制，而且还受有障碍性的传统所限制，由此，自由的空间时常会变得狭窄。“这些传统影响着学校里的学科、教学方法、纪律、组织和行政管理。（P62）”杜威在此指出，有良心的人们看到对自由教育的这些限制时是极其悲痛的。但是，这些麻烦的限制还不够，在这些限制之外还有一种在目前更加危险的限制，“那就是企图把学生和教师的心灵、嘴巴和耳朵同样都封闭起来，使他们不能接受一切与代表经济上和政治上既存利益的特权阶级的实践与信仰不相调和的东西。（P62）”
    在这里，不禁要触及“禁书”这一话题。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先生发表了《禁书问题》，书中说：“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外，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
    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为什么这些书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真正问题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曾经把这些书籍都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理。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
    眼下的一批禁书，细看，再细看，哪怕你拿着放大镜去细看，都觉得没啥子大碍。读了《往事并不如烟》，也看了被删节的部分。在提倡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新社会，那都不算啥。何况人家不过是将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罗列一下而已。“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不是说得挺好么？总得时刻回头看看啊，不然怎么顺顺当当往前走？
    压制文化必将导致教育的无力与荒芜，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恐怕也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停滞吧！自由教育不是光呼吁一下就能皮颠皮颠地来，更重要的是学会“容忍”。
                     （二）学人的塑造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喉舌！能够容忍这些喉舌的嚼吧，才能真正塑造起一批推动社会向前的“学人”。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胡适先生提出的“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
    易卜生剧本《国民公敌》中的主人公斯多曼先生，因揭露本地的黑幕，而被全社会的人视为“国民公敌”，但他仍大胆地宣称：“世上最强有力的就是那些最孤立的人！”于是胡时说：“自由独立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
    在一种欲求自由而不得的境遇中，多数“学人”逃避现实，以纯书斋阅读和远离当下现实的言说方式主导自己生活。“中国学界近20年有太多的思潮走过，每种思潮最初都给人希望和承诺，但当它过后，它给我们留下来的却多只是在它时髦时‘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贺照田《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艾略特的《基督教与文化》中阐述过这样的观点，“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应成为人们推迟研究该问题的正当理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情况最终会证明，是我们所推迟解决或忽略不管的问题，而不是尽了力却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反过来使我们遭殃。”
    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即“学人”们该着手做的是争取深入历史和现实，“把现有知识生产脉络和理论思潮脉络之外影响和制约我们的历史现实因素问题化。（贺照田《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并凛然面对这些问题，努力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为把住自己的命运而向历史中人的惰性进行的一场搏战。（贺照田《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是让上课、评分成为人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没一切的活动领域。我们的教师和学校舆论总是根据分数来给一个人做出好的或坏的结论。我们打小开始，就只能在掌握知识上、分数上表现自己，于是，失败和困难在等待我们，我们的生活变成一种痛苦。这样不自由的教育谈何容忍？又怎能塑造出直言不讳的“学人”？
“教育，如果它是真正的教育，应使学生被输送出去的时候，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的动向，以及他们在这里所要起的作用等等具有某种统一的看法。学校应该已经给予了他们以进入他们当代世界的某些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钥匙。（P74）”
                          结束语
    只有自由的教育，才有可能塑造这样的一批“学人”：他们对自己倡导的观念、价值充溢着身体力行的诚意，且有很强的意志力进行实践。无论在非常观念的层面还是学院知识的层面，他们不仅谈论一种文明，并使得这种文明逐渐成为塑造指导他们人伦日常和他们作为公民、作为专业人士这三个层次任何一个层次生活的深层有机部分。他们使得自己谈论和盛赞的现代西方文明的真正精神，逐步成为他们切己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他们谈论传统，而传统也成为他们精神中能感到的活的组成。他们呼吁民主与共和，并为配合一个健康的民主与公共社会，在骨子里作适当的调整。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在知识和价值观念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和认肯了不少，但落实到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人却极少。
对教育的自由，学人轻轻叹道：“停一停吧，你真美丽。”刚一说完，他的灵魂就被魔鬼夺走了，当然后来上帝拯救了他。

参考书目：
1，《人的问题》 [美]约翰•杜威著 傅统先 邱椿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