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关键先生”

清华大学的“关键先生”
——读梅贻琦的《中国的大学》

■禾刀

在中国大学的短暂历史上，越是出类拔萃的大学，越是离不开一些举足轻重的“关键先生”，比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说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关键先生”，不仅仅因为其人生中长达五十年与清华大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还在于，在他的手上，虽然饱经战乱与颠沛流离之苦，但历史上的清华依然倔强地生长，并愈发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树起了一座靓丽的丰碑。

梅贻琦（1889-1962）自1914年由美国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本书汇集了梅贻琦在清华大学近50年间关于中国大学教育的经典论作，主要分为“大学之精神”、“清华之为清华”、“西南联大的精神家园”、“工业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个部分，着重阐述了梅贻琦的精神之道、治学立校和大学生的安身立命的严肃课题。


大师之理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其实，钱老所提问题的答案，其老校长梅贻琦早就有过精辟的阐释。

1931年12月2日，从美国回国，走马上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直陈个人的办学理念，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至而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第二年的开学典礼，梅贻琦在《教授的责任》一文中再度直抒胸臆，重申“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

按照《民国老校长——大学之魂》作者智效民的考证，梅贻琦的“大师与大楼”论确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刚从美国归来的梅贻琦发现，随着当时美元升值，购买力增强，清华校园内关于趁势大力推进基建的呼声日甚。谁知道，新任校长梅贻琦对此坚决地表示反对，并依照孟子之语“临摹”出自己的这一“大师与大楼”的经典哲理。不过，梅贻琦的这一观点并非一时兴起，信口拈来，而是其毕生致力的办学理念。

清华到底培养了多少“大师”？就这一问题，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学者黄延复和出版人钟秀斌经过认真考证统计后发现，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梅贻琦并非不重视教学设施的改善，本书中梅贻琦在笔下多有坦承。清华校园自1937年陷落日军之手，后被改为日军伤兵营，原有设施遭到大量破坏和疯狂盗运，对此，梅贻琦痛心疾首。“七七”事变后，虽然身在长沙后又抵至昆明，但几乎每隔段时间梅贻琦便要将自己了解到的北京清华校区情况作一统计，然后行文发表于校刊，既为纪念，也为他日复校奠定基础。从这一视角看，梅贻琦在“大师”与“大楼”的先后轻重取舍上，“大师”的突出地位无以匹敌。

提到清华的过去，就不能不反思当下的大学现状。可以讲，今天大学设施远较历史任何时期更为完善，许多大学甚至不惜负下巨债狠抓基建，但高楼林立之处，大师越来越像是一个仅仅停留于脑海的“宗教”符号，仅能供人膜拜。即便是清华北大这类国人引以为傲的一流大学，也不过是沦为为国外一流大学作嫁衣的尴尬地步。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调查发现，2006年在美国获得研究型博士学位的人中按本科毕业母校排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超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列第一和第二位。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高楼掩映之下，我们始终找寻不到大师们的伟岸身影。今昔对比，大师还是大楼孰重，想必结论自知。


通才之学

在具体人才培养方面，梅贻琦多次在书中提及个人观点，即“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就大学培养通才的重要性，梅贻琦在多种场合，费尽笔墨不厌其烦地多加论述，其中还列举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那就是他在美国工科大学读书期间，一位此前上过文学的同班同学，虽然工科专业他不比同学出色，但其他知识与见解远在同学之上。时间是最好的见证，10年后，当别的同学还在当技师和工程师时，“他已经做到美国一个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业界的一个领袖”。

在通才还是专才培养路线问题上，解放后我国的大学教育走过一段弯路。建国之初，社会上下流行照抄前苏联模式之风，其中就包括重专才轻通才的苏式大学办学模式，于是1952年“清华出现了院系的细分，后来形成了八大学院。这两个方面的动机都是好的，但回头再看，实在令人遗憾。世界上那些造成巨大破坏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造成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语）。

对于这段打着历史厚重烙印的弯路，武汉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亦曾扪心自问，“现在俄罗斯大学已经抛弃那一套了，中国为什么还坚持？”

为什么教育学者们要一再强调通才的重要性，而非专才？在梅贻琦看来，“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简单地讲，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树人”，塑立一个人完善而又健康的品格。

刘道玉对于大学通才教育的重要性也曾进一步细加解读，即认为大学教育当以培养学生个人全面素质为主，而非职业技能。换言之，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不是如何尽快拥有一个填饱肚子的好饭碗，而是能够勇于直面社会的千变万化，并从中领悟人生真谛，至而在改造社会中享受到奋斗的无穷乐趣。

其实，梅贻琦对于专业并不是一味地排斥，只是在教育方向重点上作了进一步地区分，认为“应当设专科学校或高级工业学校和艺徒学校。高级的技术人才由前者供给，低级的由后者供给。”

反观当下大学教育，问题恰恰在此，尽管我们一再强调通才教育的重要性，但偏向于专才教育的“匠师”式大学教育的历史魅影，仍旧四处游荡。如一些大学教育特别是科目的设置面向人才市场，直接与就业率挂钩，一旦就业市场需求“不旺”，专业常常随之腰斩。如此以来，几乎每年毕业季，总能见到一些大学想方设法逼着学生签订模糊就业协议的荒唐新闻，其意勿须细究。


教授之道

关于教授学业，梅贻琦在回国后第二年的开学典礼上便有过大讲特讲，而在《大学一解》文中，对于师者的表率作用更是作出了极其形象地解读。“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共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即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细加揣摩，梅贻琦此论的观点核心在于，为师者的主要责任不只是单纯地知识灌输，更在于“前导”，意即示范。正是师者的这种形象示范效应，学生才可以更好地领会学识要旨。

作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梅贻琦的身上有许多光环，比如廉洁、包容，之所以特别要提到教授之道这条，是因为在那个极其艰苦的时代，教授授业之道，是决定学生最终学业水准的重要条件。也正因重视教授方法，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那些头顶日军飞机，脚踩弹坑的联大教授，才会一边潜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一边又以极为“乐观”的姿态努力传授学业，至今留下许多美谈。

顺举一例。在西南联大期间，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为应合《月赋》的特殊意境，特地选择在月夜下的校园授课。此举并非简单的教学场所变换，因为月夜下授课，要求讲授者脱离备课本，甚至也无法以余光浏览课本，这反过来要求讲授者必须拥有极其渊博的学识。谁知，刘文典的“月下授课”甫一开头，便赢得好评如潮。“有了这一先例，西南联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时也模仿刘文典在校园广场上摆桌安椅，于皓月下开设讲座”。今天回想这段逸事，既有着校园的特别浪漫气息，同时也充分折射出当年的教授者是多么爱业精业敬业。

为了鼓励教师积极投身研究，梅贻琦还主持评议会，通过教师待遇条件，减少教师的授课时间。这一方面为教师及时充电提高乃至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时间保障，同时也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为学生作“前导”表率，至而激励带动更多学子积极效仿这样的勤学与研究之风。

之所以要重提梅贻琦的这些授业观点，是因为今天“教授老板化”现象业已司空见惯，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授课时间少，专注于跑项目或者外出兼职等。而撬动教授这样远离课堂的表象因素似乎是利益驱动，真正症结则在于学术与教学评价机制、淘汰机制的浮华无力。当精心耕耘却得不到承认，当兜售学术头衔可以换回更多实惠，原本令人尊敬的师者天平，实际上已经向物欲严重倾斜。倘以疲于市场行为的师者，去“前导”其学生，结果自然让人不敢想象。回过头看，梅贻琦的那些教授之道至今仍极具现实价值。


书名：中国的大学
作者：梅贻琦
出版日期：2012年7月
出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定价：￥2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