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斯鲍姆论人文教育

李文倩

　　　这十多年来，我们时常能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有关“人文教育”、“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的讨论，一些相关的教育机构，也组织实施了一些实验性的教育计划。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重视教育的国度，总是能够引发广泛的关注。但事实上，关于教育的讨论是全球性的，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教育难题，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只是问题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古典学家和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除了在其专业领域出版多部论著之外，还充分运用古典学的思想资源，介入当代公共问题的讨论。关于教育问题，纳斯鲍姆著有《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肖聿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忧思录》”，引用只注书名和页码）和《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李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以下简称“《人性》”，引用只注书名和页码）这两本书。在如下的讨论中，我们将较多地援引纳斯鲍姆的观点，来思考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教育难题。

一
　　　
　　　正如其书名所示，纳斯鲍姆提倡要告别的“功利”，首先是指对技术教育的过度强调。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在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技术教育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合格的技术工人，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事实上，也不仅是美国，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发展技术教育。当然，发展技术教育本身没有错，但纳斯鲍姆所批评的，是技术教育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有用的技术，而漠视受教育者其他素质的培养。
　　　极度功利的技术性教育，其所带来的最大危害，是人本身的工具化。康德关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论断，为现代社会奠定了人性基础。但是在功利主义主导的技术教育中间，人本身就是目的这一最根本的人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漠视。人似乎不过就是一件有用的工具，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于是乎，人之工具性存在，成为主导技术教育最根本的价值观。这样一种观念，其所带来的后果，极有可能是相当严重的。
　　　在技术教育主导之地，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如果不能通过人文教育，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认识到他人和我们自身一样，是一个个有灵魂、情感和欲望的自由个体，那么人之工具化将在所难免。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当我们将他人看作工具的时候，我们在他人眼中同样也就成了工具。一个由工具组成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同情的价值得不到尊重，有的只是冷漠。而对他人作为自由个体的极度漠视，有可能会瓦解一个社会。
　　功利的技术教育鼓励一种服从的文化，而将自由思考视为异端。在课程的设置和评价上，功利教育强调模式化和标准化，而不允许有多样的思考和个性展现。纳斯鲍姆指出：“追求经济增长的文化非常热衷标准化考试，而不易通过这种考试做出评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则会遭到冷遇。”（《忧思录》，第55页）这似乎说的正是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公立教育系统正在成批量的生产“乖孩子”。而在公立教育系统之外，热衷于传统文化的民间教育机构，在培养更多的“乖孩子”这一点上，与公立教育有着高度的共识。
　　将高度服从视为最大的美德，以这种价值观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一个缺少自由竞争的社会，的确会因其善于服从而赢得更多的机会和好处。但如果我们抛开这一短视的功利目标，即可发现这样的“人才”，其实不过是十足的庸才。而从社会的角度着眼，正如纳斯鲍姆在《印度的民主恐惧》（吴万伟译）一文中所指出的，“高超的技术加上绝对的服从”，将对民主形成极大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只有我们想一想赫胥黎、奥维尔们笔下的极权世界，即可获得不少想象性的认知。
　　纳斯鲍姆所倡导的人文教育，旨在视人为目的本身，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因此，她提倡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即在辩论中学习。辩论式学习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它对口语表达的高度强调。与书面语的静止性和可能形成的僵化效应相比，口语是灵活的、即兴的，带有强烈的语境性。更重要的是，在口头辩论的形式背后，是对每个人作为自由个体之绝对价值的承认。在这样的对话之中，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哪怕你引用孔子的话，也并不能保证你就是正确的化身。唯一重要的是每一论点本身的质量，而非你的身份和权势。在逻辑和理性面前，人人平等。
　　纳斯鲍姆说：“逻辑分析是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人性》，第23页）我也相信，只有在允许自由论辩的地方，民主的政治文化才有可能得到良好的培育。而且，也只有在理性得到认真对待的地方，弱势者的正义呼声才有可能得到尊重和聆听。正如纳斯鲍姆所言：“理性有其特别的神圣之处，使之超越于权力的倾轧。只有当理性在社会上得到尊重，少数派才能让当权者倾听自己正当却不受欢迎的要求。”（《人性》，第24页）

二
　　
　　在对功利主义主导的技术教育进行批评的同时，纳斯鲍姆呼吁社会重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在科尔盖特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纳斯鲍姆指出：“我们如果不坚持认定人文学科和艺术的至关重要性，它们就会离我们而去，因为它们不能赚钱。它们的作用远比赚钱宝贵，那就是：它们能造就一个值得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它们能使人们将其他人看做完整的人，有各自的思想和感情，应当受到尊重与同情；它们能造就这样一种国家，它能战胜恐惧和怀疑，以支持富于同情心的、讲理的辩论。”（《忧思录》，第170-171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文学科对于造就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知道，现代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即人生意义的失落。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在一个价值虚无的世界里，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寻求着信仰。于是，各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此起彼伏，给这个乏味的世界带来刺激和血腥。最近的一例，比如ISIS主导下的恐怖活动，竟吸引许多自由世界的年轻人参加。在一个没有Sense（感觉/意义）的世界里，人们寻求刺激。另外，人文学科还能让我们对人性有更丰富、完整的理解，学会尊重和善待他人。而在一个人文学科遭致贬低和污名化的社会里，那里的自由状况一定极度糟糕；理性毫无力量，恐惧和怀疑主导一切。
    纳斯鲍姆认为，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中，文学艺术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文学艺术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并有助于培养一种批评性的思考习惯。而这两点，想象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对于一个自由人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就是说，比单纯的接受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创造，而想象力在创造性的活动当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则只有在坚持独立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与接受技术性知识所强调的高度服从不同，文学艺术则要求接收者的积极思考和高度参与，也只有在独立的思考和参与之中，我们才能进入文学艺术的世界，让心灵在想象的世界中丰盈、成长。
　　但在现实生活中，艺术品似乎不过奢侈品的代名词，或者是腐败环节中的一个基本道具。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学艺术本身的角度讲，这似乎源于人们对形式的过度强调，以致放弃了伦理上的批评性立场。针对种种倡导纯艺术的观点，纳斯鲍姆说：“经常有这样的主张：认为以‘政治立场’来看待文学是不恰当的。然而，如果不拥护一种枯燥乏味的极端美学形式主义，很难证明这种主张有道理。西方美学传统在其历史中始终高度关注个体和社会。在当代‘文化战争’中，维护该传统的做法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人性》，第74页）这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在面对许多令当代人困惑的难题时，有独立发声的权利。而那种无关世界或伦理的文学艺术，其价值则必然有限。
　　　纳斯鲍姆高度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但她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多有批评。她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今日学术界一个危险的趋势，是放弃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追求。在一种相对主义的思想氛围中，人文辩论缺乏最基本的严谨态度，结果使大学的文学课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夸夸其谈。针对这一现状，纳斯鲍姆建议：“我们应该在关于相对主义的文学讨论中更严格地进行哲学要求，否则有可能会流于肤浅和琐碎。”（《人性》，第94页）
　　　纳斯鲍姆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旗帜下，唯一重要的思想家是福柯。对于大名鼎鼎的德里达，她则报以极大的不屑：“如果某人一直在钻研奎因、普特南和戴维森，那么德里达关于真理的思想就不值得学习。”（《人性》，第27页）纳斯鲍姆还认为，在哲学之外的人文领域，德里达们之所以影响巨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作品与专业的哲学著作相比较，似乎显得比较容易接近。而这一巨大影响所造成的后果，却使学生们远离了逻辑。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意大利著名作家普里莫·莱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对西方世界的教育状况，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从事教学工作的人都是些参加过一九六八年动乱的四十来岁的男男女女。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知读书为何物，也不具备一技之长。一个从不学习的人怎能教书育人呢？他们整日热衷于激进主义、冒险、争执、政治等等，把文化拒之门外。”（《巴黎评论》加布里埃尔·莫托拉：《普里莫·莱维：唯有物质是诚实的》，李玉瑶译，《书城》，2012年9月号，第117页）其实，何止是西方，在今日中国大学的文学课堂上，许多一知半解的教师和学生，不也同样热衷于西方学院左派们的激进“思想”吗？

三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缺乏传统的人想要一个传统，正如一个悲伤的人去恋爱一样。正所谓缺什么补什么。事实上，在今天人类所生活的现代世界里，许多传统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确成了过去式。在这样一个传统稀薄的社会里，如何对待传统，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一种简单的思路，即像一个悲伤的人饥不择食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恋爱之中以寻求安慰一样，缺乏传统的人急切地投入传统的怀抱，在想象中得到些许温暖和安慰。但乡愁虽美，却不真实。
    在纳斯鲍姆看来，基于个人身份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她指出：“我们的出生之地只是偶然之事，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任何国度出生。我们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不应该让国籍、阶层、民族或是性别等方面的差异成为我们人类同胞之间的障碍。我们都应该对人性予以承认——包括其基本内容、理性和道德能力——无论出现在何地，而首先效忠于人性的社会。”（《人性》，第45页）照此推论，一个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社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对普遍人性的漠视。而纳斯鲍姆则强调，在某些时候，我们需要放弃过分强调特殊性的情感和身份认同，而对普遍的人性给予更多的尊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强调人类所具有的共通性的时候，应当忽视彼此间的差异性。与此相反，充分认识到个体、民族间的诸种差异性，是我们相互尊重的基本前提。没有对他者的充分认识和了解，所谓的尊重就是空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尽管如此，纳斯鲍姆对于当今学术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则持一种批评性的态度。她认为这一“主义”走到极端，成了一种“反人文”的观点，即在夸大文化间差异的同时，否认了人类成员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这事实上绝不是对他者的尊重，而是另一种傲慢。
　　　纳斯鲍姆继承了古希腊斯多葛哲学的传统，强调要教育年轻一代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一呼吁尤其迫切。但遗憾的是，在今日中国关于人文教育的讨论中，关于此点极少有人提及。人们更多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问题，而对于普遍的人性和伦理，则甚为漠视。尤其糟糕的是，在人文学术界，学术民族主义势头强劲，盲目的排外倾向极为明显。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先在预设，必将极大地扭曲人文学术本身。而且，学术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反过来又会对人文教育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尤其是在官方话语中，“个人主义”在不少时候，都被视为“自私自利”的同义词而遭到贬斥。但纳斯鲍姆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一个人的死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另一个人就要死，或者承认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和责任，那么“个人主义”就不仅是人类环境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也是东西方许多道德传统所应许的。从这个角度看，那种吹嘘传统文化如何高明而漠视个人价值的做法，事实上本身就是很不传统的。
　　　关于人文教育，纳斯鲍姆既批评激进主义，也不赞同布鲁姆等保守派的观点。因为在她看来：“在文化保守派口中，今天的人文科系不过是赶时髦，没有实际内容，受一帮激进精英分子的掌控——他们同时呼吁回归到更传统的文科课程——这实际上使人文学科受到普遍轻视，导致相关科系和课程被缩减，而狭隘的职前教育有所增加。”（《人性》，第288页）简而言之，一种关于传统的浪漫主义观点，对于解决我们当下的教育危机，不仅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反而有可能会加剧这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