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南联大及其学术精神

对西南联大的关注和兴趣源自谢泳那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界，谢泳以两项研究著称,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

显然后者在今日的中国比储安平的《观察》周刊更容易吸引大众的眼球。

这并非偶然，当文化和学术被曲解成一种显学流行于世，感性的表象比理性的观察更得人心，人们更愿意以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目光去审视这座荟萃了20世纪上半叶各个领域一流学者的学府，沉醉于其大师云集的鼎盛阵容，却不愿意理解西南联大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本身所蕴含的“民主传统和宽容精神”。这种观察角度的偏差造成了后人对西南联大及西南联大背后代表的学术精神舍本逐末般的曲解和误读，也由此引发了对西南联大在学术界引起热潮真实原因的探寻。

    一、

    自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开始，隐藏在现代化进程背后的文化危机始终未曾得到合理平息。无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对于传统文化取舍的问题上是中国自有士这个阶层以来最为矛盾的一代学人，他们可以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但在情感方面丢不掉中国的传统。这种矛盾使他们尽管运用了无数的新的或外来的观念，但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

而另一个更为矛盾的问题是余英时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讲的那样，中国现代文化长期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根源：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以“西方”（不同的西方，美国与苏联模式）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不但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位置，而且愈来愈被看作现代化的阻碍。现代化每受一次挫折，推动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憎恶便随之更深一层。这一心态的长期发展终于造成一种普遍现象，即以为文化传统可以一扫而光……

在经历1949年后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禁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更加理性的思考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的制约和束缚。1980年前后包括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周一良《毕竟一书生》的相继出版，大陆的思想界不断加深自我反省与自我解构。这种反省和解构更注重于知识分子人格和节操的精神层面，希求从传统文化精神的本原去寻求对于现代化的合理解释。精神层面同高速经济增长的失调，刺激着思想界对于传统的重新思考，间接的导致中国的“国学”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复兴，而这种复兴往往夹杂着很浓重的功利和商业气息，是仅仅浮于表面的对于传统的曲解，只是把传统具体到某个人，把传统误解为娱乐明星般的传奇和掌故。由此导致传统文化的旗帜性人物一一被推上了历史的正面，曾几何时的“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也由“鬼”变成了“神”，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也同样解释了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没落几十年后被重新定义研究的真实含义——中国的现代学统在1949年后被人为终结使中国学术界始终找不到与现代化相一致的学术精神从现代化内部给予支持，作为西南联大模式和西南联大精神的推崇和怀念，西南联大俨然在中国当代学术界成为旗帜性的精神楷模。

    二、

    中国自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产生最初的现代大学教育，至抗战爆发前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便出现了以清华、北大、燕京为代表的一批有着国际知名度的学府。这同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教授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清华、北大等高校在当时几乎汇集了国内各个学科大部分的精英翘楚人物，如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大师也”。这些大多既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又对西方现代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的学者们对五四以来以蔡元培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教育精神有着高度的认同，无论其党派、政见的的迥异，坚定的认为学术同政治是分开的，思想、学术必须独立和自由。也正是这些教授学者们对于学术宽容精神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造就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短暂辉煌。这种辉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一种主流的教育理念，其原因并非简单的政府扶持，也并非中国现代教育先天基础完备，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五四启蒙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及学术自由独立精神对于大学教育的影响，学术宽容精神在当时教育界已成为视之当然的价值标准。思想之活跃、学术之自由程度在今天看来已然成奢望。

     而西南联大背后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自然而然的成为学术自由、思想民主的学术宽容精神最有力推动者和传承者。正如谢泳书中写的那样，“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他的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

    1937年抗战的爆发中止的也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却没有中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所倡言的主旨精神。也籍于抗战，由此客观诞生了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已无可能超越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的时局使北平已经很难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维持下去，国民政府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南迁组建国立长沙联合大学，保证中国高等教育不因战争中断，继而因武汉失守三校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此西南联大在中国的边陲一隅开始了长达九年悲壮、曲折的历程。

     客观的讲，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教育和知识分子是相当重视的。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应邀前往，同时还邀请大批三校教授参加，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而对于战时的中国大学教育，国民政府竭尽所能的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西南联大的成功背后，国民政府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尤其应该感谢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西南联大在学统上的引导、保护，也正是由于胡适的直接动议才有了西南联大的成立。

 

     三、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笔财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真精神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的高度体现，在对联大风格、联大精神的研究之外，更应当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剖析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民主、自由精神的切实推动者在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意义。

   西南联大的不朽，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西南联大某种悲壮的色彩，而这种悲壮背后则是一代知识分子人格和节操的高度凝练。

   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财政异常困难，但教育部规定西南联大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联大各院系负责人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饥啼号寒，而不致不均面滋怨”。表示拒领这一“特别办公费”。

   客观的讲在抗战之前，中国的大学教授在物质条件上是非常优越的，当时一名大学教授的薪水相当于普通工人的二十倍左右，这仅仅是固定的收入，其他稿费、出版收入还不算在其中，这在今天也是相当离奇的比例了。普通大学教授尚且如此，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在经济方面自是要优越许多。但在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西南联大在昆明的九年时间里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度过的，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实，国难当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历史系教授陈寅恪抗战初期患眼疾，而后万里迁徙虽经英国治疗，但归国辗转任教西南联大，医药条件不佳，一误再误，终至失明。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联大校舍，二人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梁思成听着，心软了，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1938年，华罗庚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6口与闻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

    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回忆文章里时常提及西南联大生活岁月，其中对于物质条件的艰苦时有描述，但各院系教授、学生毫无怨愤之言，齐心共赴国难。这是真正的文化的力量，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放弃个人尊严和物质追求，几乎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诚为中国学术在屈辱的时代中寻找一片净土，中国学人历来推崇的气节、民族观在非常的历史时期被发挥到极致，而在那些教授身上体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是以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为代表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近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这种继承和弘扬起自五四，于西南联大达到最高峰，终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的学术界再无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主流意识，中国大学教育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学统也随之戛然而止。至少在大陆学界自由思想、自由学术的价值标准已成为一句空话被束之高阁，西南联大则成了这一传统最后的终结者。这也留给了后世学人诸多的艳羡与沉思，是何种力量使西南联大在战争这一非常态的历史时期成就了中国大学教育几乎绝版的辉煌，是何种力量使西南联大在短短九年时间里达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大学教育都难以企及的高度。当历史撕开笼罩其头顶的那层神秘面纱，终究会给予每一个有资格被写进历史的事件、史实以公平和客观的评价。

    四、

    西南联大自1937年11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至1946年7月31日三校复员北上，九年时间里为中国战时培养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已然活跃在各个领域。

这只是对于西南联大在教育水平上的肯定，却很难真正触摸到西南联大九年时间里对于挽救中国现代化文化危机的真正含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所‘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在五四之后至1949年的中国，教授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独立力量，在公众 心目中代表着公平和良知，特别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着整体的力量，绝不是个别的去抗争。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这在现代的中国是不敢想象的。而正如谢泳分析的那样，西南联大的教授在发表的声明宣言通常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以西方的法制立论为基本前提；二是一切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前途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绝不是围绕个人，而是以公理为尺度。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西南联大作为学术中心之外的酝酿舆论与领导思想的历史意义，西南联大的教授学生各党各派都有，比如冯友兰、雷海宗是国民党、闻一多是著名的左派人士，民主社会党有潘光旦和费孝通，无党派有张奚若和陈序经，但联大唯一没有顽固派。西南联大包容精神使得这批持有不同政见的教授们在关乎民族、国家的问题上虽然思想途径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而西南联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很好的包容各党各派的教授学生，并给予其充分的说话的权利，这种自由的实质也是西南联大民主精神的体现。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在1949年后逐渐衰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而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则是从结构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从根本上拆散。而西南联大作为五四精神在教育领域的衍生，无论其最终结局如何，最重要的意义是将中国现代教育最完善、最珍贵的学术传统继承和发扬下来，这也是西南联大被后人仰慕的真正原因。在政治高于学术、学术服从于政治的时代，西南联大的热潮也是普通学人对于民主意识、宽容并包的的学术理念最为诚挚的怀念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