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之后（代后记）

by 马西莫·格拉梅利尼


我写的书是属于那种能改变人生的。事实上，书在电视上介绍后的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医院。我发烧40℃，胃窦那块发炎，疼得我鬼哭狼嚎的。
头一天晚上我还好好的，甚至在《天气好吗》*的摄影棚里我还见到了我的偶像，税务局的头儿，一个藏在一张坏人面具下的敏感的好人。演播计划是先就税收问题采访他，再就孤儿问题采访我——这么做为的是让人振奋一点。
在直播中再度咀嚼了我童年的苦楚之后，我走出演播室，人在颤抖，但面前过道上有一群全副装备的大个警察挡着。他们都来找我了，我的处境真的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我在寻找出路时，那群打手就像红海一样朝两边闪开，中间露出了他，那个收税官摩西。他戴着一副模糊不清的眼镜。请相信我，看着一个平常总是让别人哭泣的人痛苦，是一种让人难过的经历。
他走到我身前，手指指着我说：“记着，我一直盯着您呢！”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以最心爱的一切对他发誓，一定按时交上神圣的房产税和综合报税表，而且很快我就为支付版权税而花掉最后一分钱，也跟别人一样心疼得痛哭流涕。


第二天，在街上，人们对我施以慷慨的苦笑，我回以笑容，却没能理解其原因。当一位夫人走近我，爱抚地摸了摸我，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这些，下午就住进了医院。大夫看过我之后，说：“电视真的是对人不好啊。”
他准许我出院，却开了一大堆抗生素，让我去药店购买。我不甘心地听从了医嘱——我是一个顺势疗法爱好者，把所有化学药物都当作外来入侵者。我点了药品，用一张50欧元的票子付了药费。药剂师非但不找我钱，还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拿起票子逆光端详了一番，然后用生硬的调子说道：“您是格拉梅利尼吗？”
这类问题是很难避而不答的。
“您能跟我到后面来一下吗？”
我拖着不太好使的腿往后面走，一路上都是排着队的互助会成员，他们严肃地扫视着我。一个老太太小声嘟囔着：“他们上电视时对别人说得道貌岸然的，然后自己用假票子付药费！上帝啊，这是什么世道！……”
在药店的后面，药剂师改变了表达方式，变成了一个忧伤的人。她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是彼此互补配套的：她是复活节时送进烤箱的羊肉，而我则是配套的烤土豆块。她捋捋我的胡子，给了我一块薄荷糖，泪水把我的风衣都淋湿了——其实并不需要如此啊。然后，她不顾我的疼痛，开始讲起她的家庭故事来。
一个过于敏感的女儿，用半瓶漂白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个小外孙女，从小就被谎言哄骗：“你妈妈误食了有毒的鱼。”而现在，孩子年满十五岁了，厌恶食物，因为她把食物视为等同于招致死亡的毒药。
药剂师又给我递过来一块薄荷糖。
“我该怎么办？如果跟她说了实情，有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危险吗？您给我一个正确的建议，格拉梅利尼……”


那只是一个开始。从那天起，我就被数以百计的生活问题的报告轮番轰炸，对他们的心病而言，我就是药店啊。
似乎这就叫作同病相怜吧，人们在一本小说讲述的真实故事中照见了自己，而不经羞愧感的过滤，觉得也被授权道出自己的秘密。不是向自己最亲密的人，而是向纸上的朋友，并把这个朋友看成自己苦难的患友和帮自己改变现状的贵人。
这类情况我接触得太多了。有些甚至是挺逗笑的。一个年轻朋友给我写信说：“我也像你一样，从一张报纸的文章中发现了我们家的秘密。”他找法院去调查不知是什么案子，却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写着他姓名的卷宗，于是就跟我讲了这些。
在卷宗里，他找到了一个发黄的本子，上面有他的父亲，我们大家都记得那是一个极为正直廉洁的道德主义者，而他年轻时居然因盗窃进过监狱。没有人有勇气向这位朋友揭示这个秘密。而他则写道：“我的下意识知道。现在我可以跟你坦白了。马西莫，从小我就是一个有盗窃癖的人。说起来，你记得你那副神奇消失的滑雪板吗？”
我记得啊！当初我急着去撒尿，就把滑雪板放到山上的一个小房子里，过了一小会回来一看，滑雪板已经没影了。
“是我把它偷走了。”三十年过后，直到不久前他才向我坦白，“后来我把滑雪板给卖了。但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把所得用于慈善事业了。”
还有一封信，上面有一个度假胜地的邮戳，多年前那里由于一家饭店着火、店主丧生而诞生了一条黑色新闻。
那封信的作者说那个被烧死的店主就是他的父亲。他找了一个借口，让顾客和员工们都出去了，然后点着了木头墙壁，躲进顶楼等着事情的结局。
那之后没几个月，他母亲也因伤心而过世，我这位纸上朋友在火灾后的灰烬中找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他用父亲的全部储蓄在故地重建了一个饭店，在新生的工程里，他得到的不只是一座建筑，还有一位姑娘。可是，当情况变得一切正常后，贝尔菲戈尔出现了。
在我的小说里，贝尔菲戈尔是我给自己心里的那个魔鬼起的名字。一个有着良好意图的坏灵魂，其实是有害的，因为虽然让人远离痛苦，却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害怕一切的牢笼里了。害怕生活，害怕去爱，害怕相信自己的梦想。
我的这位对话者就躲开了自己的女孩，带着那种想要摆脱女人却又没有勇气离开她的典型男人的懦弱。因此，他竭尽全力让自己离开她，经过巨大的努力，终于成功了。
当我把《孤独的梦中人》送给他时，他把这本书放在床头柜上一个月都没有打开。“可是一天夜里，”他在来信的最后一段里写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好像掉进网里的一条鲨鱼，便打开台灯，开始翻阅起来。我看到最后一章，就是爱丽莎教您原谅，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那章，我明白了，那就是在说我呢。外面天色开始泛白。于是，我合上书，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绒衣，到我前女友的窗下。我给她打了门厅电话，她从窗户探头看看。‘你还要我吗？’我大声喊了起来。她没有回答，却打开了大门。”


凭借《孤独的梦中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进入到爱抚、坦白和感激之中。通过信件、电邮和手机短信，以及社交网络上的留言，数以千计的感谢信雪片般飞来。昏暗的时候，靠在这堵感激之墙上是温暖而甜美的。因为从那扇大门进来的，除了爱抚，还有耳光。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当你揭开内心深处的痛苦的面纱之后，你就置身于那些不能容忍真诚的人的批评之下，因为这种人害怕受到传染。于是乎，有人写道，我利用家庭的创痛投机了一把，还有人说我利用了公众对我私人秘事的好奇心，而我既不是一个足球明星，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情人。
但是，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明白我这本小说会让我冒什么样的风险。是什么促使我发表了它？很简单，当一个人命中接受了一个故事和讲述它的工具，只自己保留着它就不对了。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要提醒我的读者们，生命具有意义，我们要面对它，不要让“假如”使其瘫痪。正如萧伯纳所写的：“每个人的使命就在于自然的力量之中，宇宙决不会让一块在倒霉事和积怨中搅动的凝块幸福。”但是，作为特权阶层的一员，记者口中说出来的一些话会让人听着虚伪。只有无情地坦白自己的不幸和弱点，才能使信息变得可信，而希望的信息才是我所要发出的。


因为从小就失去了母亲，我提前尝试了迟早要冲击所有人的创伤：失去爱。
在《孤独的梦中人》中，我说不被人爱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但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不再被爱。就像一块难吃的糖，被人尝过了，又吐掉了。正是害怕被人抛弃，才阻碍我们自我抛弃。
当我向公众说明这些概念之后，我遭遇了鬼脸和困惑。于是我归咎于荣格。
为了不再害怕痛苦，不可或缺的就是摆脱痛苦。千百万人每天都在尝试着，要么忙于祷告和各种善举，要么在毒品和极端经历中麻醉自我。但是正如荣格所说，痛苦的记忆不能消除，可以消除的是与记忆联系在一起的痛苦。
今天，我能够不再感到痛苦地想起我的妈妈，是因为我内心里接受了一个无法表现出来的事实：发生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完美的。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并不是什么不幸的事情，而恰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可以了解我们自己没有解决好的那部分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故事？因为它们逆光揭示出存在的秘密。故事开始时，主人公不知道自己是谁。守着自己的梦，却否认这一点，甚至对此一无所知。轮到讲述人来取代宇宙规则，或者如你们所愿，让上帝出面把英雄人物置于一系列考验之中，使他向其他人和自己做自我揭示。如果从你诞生到死亡，你的一生中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者某些事物没有改变，那就意味着人生对你而言没有什么用处了。


小时候他们送给我一件毛衣，上面写着一句话，那是传奇人物亚瑟王对圆桌骑士们说的：“我们被迫在世界上到处游走，寻找历险奇遇，因为我们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心里。”那是一个闪念。世界当作英雄壮举来庆祝的历险奇遇，只不过是真正的历险的缩小版：每个人在自己内心完成的历险。
我们这个社会不会再感受到伟大的历险了。我们被拖着拽着，活在毫无生气的今天，这个因为害怕失去所拥有的东西而受到毒害的今天，而那些东西不少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为低级的情绪而感到荣耀，乃至于一个类似“超脱”的神奇词语就被赋予了负面的含义。情感遭到蔑视。
情绪是猛烈而短暂的，冲击之后就会消退。而情感则是缓慢而深刻的，有时是烦人的。但说到通用的心的语言，不是通过言辞和推理表达的，而是用象征来表达的。那是音乐的语言，是哑剧的语言，是童话的语言。用荣格所说的“神的声音”，就是我们僵直的肌肉的直觉沟通。
声音不断地轻诉着要做的正确的事情。当一个人或一个选择适合我们，或者不适合我们的时候，它就告诉我们。它提醒我们生命是有意义的，即使是我们不喜欢的时候，也总是有意义的。一次启示，道出我们内心的真实声音，尽管贝尔菲戈尔暗示我们，这很有可能不过是一种安慰罢了。
直觉不撒谎，也从来都不会出错。为了能听信于直觉，我们就不能用思想和情绪的噪音去掩盖它。问题在于贝尔菲戈尔害怕直觉，为了不让你感受到直觉，它能设法编造出各种消遣之法，甚至为丧事鼓掌。


我们的大脑什么都知道，但喜欢假装不知道。我的大脑把母亲死亡的真相压抑了四十年，一直假装相信父亲的童话，而他是一个一生中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小说的人，满脑子的现实。
在我们的书店里，有那么多书架的故事书，但没有一个书架上的是叙事的。我就是读着拿破仑的传记长大的。我父亲欣赏法国皇帝，希望我能像他一样，当然不只是秃顶方面相像。
一天，我送他一本《战争与和平》。
我把手伸向前说：“这是一本小说，但说的是拿破仑。”
他为了让我高兴而开始看这本书，但看了百十页就坚持不下去了。
“这里说某天的某个时刻拿破仑在某个营地。不对啊，这可比那里多了30公里呢！”
“爸爸，这是小说啊！”
“什么意思？你的托尔斯泰应该在写这些蠢话之前好好地收集资料。”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假装跟《战争与和平》和小说过不去，居然发明了一个关于母亲死亡的故事，而那个故事也只有我一个人信以为真。
其他人了解真相后什么都没跟我说：因为当我还小的时候，他们认为不告诉我更为稳妥，而当我长大后，他们想象已经有什么人告诉我了，只是我自己不想跟他们说起此事。
也许只有在都灵这样保守的城市里才能发生此事。在罗马，迟早都会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对我喊话：“马西莫，醒醒吧！”然后就进入细节的描述。
谁知道呢。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即使没有人说过什么，我内心也一清二楚。是我自己压抑了在低声诉说真相的“神的声音”。


我想知道真相吗？想，但不是在九岁的时候，却一定是在四十九岁之前。
讲述坏事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往长了讲，会让人玩世不恭或者悲观失望，因为传递的是一种世界一成不变的可怕的信念。为此，我宁愿在这种讲述旁伴以对好事的讲述，讲述那些勇敢面对坏事并且战而胜之的人物的故事，因为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相信世界是可以被梦想改变的。
只有那些做好梦的人，才能从中吸取宇宙的能量，也就是爱的能量。可是我们不再做好梦了。我们不再做动词将来时的变位。不过，将来时没有了，第一个死掉的就是现在时。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偶然，唯一还做将来时变位的就是恋爱中的人。你们听过他们说话吗？当你们自己还是恋人时，你们的谈话被人听到过吗？恋人不断做规划，因为他们接触的是爱情的能量。当你成为任何一种激情的俘虏时，你就拥有了那种能量。
于是，我建议药剂师向自己的外孙女说出实情：母亲吞食了一个中毒的梦，因为她脱离了与爱情的接触。这个实情被接受了，而且毫无痛苦地被记住了，她每天都在餐桌前服用有营养的轻淡的梦想。
于是，我向那个有盗窃癖的朋友保证，他不该因为偷了我的滑雪板而有负罪感，他只是一个错误行动的责任人，而且他已经以自己的慷慨友情把这事给扯平了。
于是，我回答了年轻的旅店主：痛苦向他揭示了爱情的力量。他的女孩一直等着他，而且原谅了他，而她不是一个柔弱的人，相反，却是如此强大，乃至不因所爱的男人犹豫不决而丢弃自己的梦想。她知道，“如果一个梦是你的梦，你就是为它而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么你就能一生都把这个梦藏在心底，藏在怀疑主义的乌云背后，但却始终都摆脱不了这个梦。这个梦将不断地向你发出失望的信号，比如厌烦，或者缺乏热情，以此期待你的觉醒。”
这话不是荣格说的，是我自己写的。有人说得比我还要早，说得也更好，那就是威廉·莎士比亚，在那个仲夏夜里。做个好梦！





《梦之后》为罗马国际文学节而作，作者于2012年6月21日晚上在马森奇奥大教堂里朗读，那天是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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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为Che tempo che fa，意大利电视3台非常受欢迎的名人访谈电视节目，内容涉及时事、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娱乐等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