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故事》前后左右

缘起

《梦幻故事》的出版是一系列巧合的结果。
我上初中的一年，库布里克去世，留下遗作《大开眼戒》。凤凰台在一档娱乐节目里播了几个片段，我记得妮可•基德曼身上打着两块马赛克。后来，我买到一张无码版的DVD，但看得不太认真，除了那些“引人入胜”的镜头。好几年后，我把它当做正常电影又看了一遍，不过没有看懂。第三遍，似懂非懂，但感觉到这里面有种异乎寻常的强大的东西，同时留意到片尾出现Based on Arthur Schnitzler’s Traumnovelle。(Traum是德语的“梦”)
去年我在奥地利的一家书店买了一本叫Liebelei的戏剧短篇，是一个情节简单，却张力十足的故事，作者正是Arthur Schnitzler。于是我又想起了Traumnovelle，这部被后人忽视，却为库布里克所看重的小说。读完德文版与英文版（Dream Story），《大开眼戒》也一下子清晰了许多。加之这部小说情节诡谲离奇，且本来就是文学大家之作，我就想，何不出个中文版？

施尼茨勒

Arthur Schnitzler在民国时期大受推崇，林徽因、郁达夫等人是他的粉丝。他的中文名从郑振铎笔下的“显尼志劳”，变为施蛰存笔下“显尼志勒”，如今他叫施尼茨勒。
施尼茨勒1862年5月15日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父亲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外科医生，主治喉科。施尼茨勒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便担任父亲的助手，之后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但相比日复一日地窥探别人的喉咙，他显然更爱文学。没多久，他弃医从文，开始写作。
施尼茨勒所写的东西远远超越时代，现在读来仍不过时，但在当时，可谓极端另类，主要有两点：
其一，他的作品十分的“开放”。所谓“开放”，是指身处那个年代（100年前）的施尼茨勒热衷于通过小说与戏剧来探究反传统、非常规的性。出轨、一夜情、性乱……这些主流社会不齿的放荡行为频频出现在他的文字里，让低俗的施尼茨勒饱受审查之苦。他的小说《古斯特少尉》得罪了奥地利军队，令施尼茨勒被剥夺军医的职位，紧接着，1921年的戏剧《轮舞》因为表现大胆放肆的性观念，第一次把“小三”、“小姐”、“荡妇”、“不举”等内容堂而皇之地搬上欧洲舞台，而遭到围攻，最终法院下令禁演。（《轮舞》近年来在北京上海都演出过，叫《谁爱谁，爱谁谁》）
这种创作的执着估计与施尼茨勒的个人生活有关。他是个风流才子，有过多次婚姻，婚姻之外，还有着道不尽的韵事。他自己显然乐在其中，因为他死后留下了长达8000页的日记，其中详细记录了一生的艳遇，以及每次性事的细枝末节。
在精神分析的祖师爷弗洛伊德看来，性与我们的潜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同时代的人中，有一个人不仅是弗洛伊德的好朋友，弗洛伊德还对他极为钦佩，称他是自己的“双影人”（知己）。这个人就是施尼茨勒。弗洛伊德是理论家，施尼茨勒则是“实干家”。
深入人的潜意识世界，是施尼茨勒作品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他是最早把文学带入这一领域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字，像一把精细的手术刀，小心地划开人的意识，理清深藏在下面的复杂结构，并解开一个个微妙的死结。1958年的《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纪念施尼茨勒的文章，其中提到弗洛伊德写给他的一封信。弗洛伊德在信中说：“我通过辛劳的实验所获得的人内心的秘密，你通过日常观察就轻松得到了。”这既是对施尼茨勒的褒扬，也是一个心理学家对文学实用价值的肯定。
《梦幻故事》是施尼茨勒晚年的作品，写于1926年，它融合了以上两个另类的要素。虽然今天看来，这部小说并不算太另类，但称它是一部“很现代”、“尺度很大”的小说，应当绰绰有余。

施尼茨勒与库布里克

库布里克生于纽约，时间是1928年7月26日，施尼茨勒去世前三年左右。库布里克青年时代的纽约，正如同施尼茨勒青年时的维也纳，是全球文化繁华之都。库布里克也是犹太人，父亲同样是外科医生。不过，库布里克从未想过当医生。
从1957年的The killing算起，库布里克一共拍过八部独立制片的电影（不包括之前的几部个人作品，以及大片厂请他导演，却并非由他控制的两部电影）。这八部电影均改编自小说，其中《洛丽塔》、《2001太空漫游》与《发条橙》的原著作品都入选了兰登书屋评选的20世纪百大英语小说，另外还有萨克雷的The Luck of Barry Lyndon（《乱世儿女》）和施尼茨勒的《梦幻故事》（《大开眼戒》）。
六十年代初，库布里克读到《梦幻故事》，深为着迷。在纪念库布里克的纪录片A life in Pictures中，他的第三任妻子，遗孀克里斯蒂安•库布里克透露，有一段时间，库布里克每晚睡前都要读一会《梦幻故事》，并且竭力向妻子推荐。
施尼茨勒的作品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库布里克的遗作《大开眼戒》（Eyes Wide Shut）无疑是最出名的一次。实际上，库布里克读过《梦幻故事》后，很快就买下了版权，却一等就是30年，1999年才将它搬上荧幕，完成剪辑后一周，库布里克与世长辞。
库布里克等待的，是一样只有时间才能改变的事物：审查。他认为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不会容忍他所设想的改编，这一点上他与施尼茨勒一样超前。《发条橙》上映后引来了无数麻烦，迫使库布里克在全英国撤下影片。而对于《梦幻故事》，他谨慎地决定，将书中的内容呈现给30年后的观众。

《梦幻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叫费多林的医生，他与妻子和女儿住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在一次舞会上，夫妻二人各自都有机会收获艳遇，为乏味的婚姻生活注入一点刺激。但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都没有这样做。回到家后，他们陷入激情，随后话题转向了两人内心深处的隐秘之地。妻子率先说出了自己曾经对一个陌生军官的出轨幻想，令费多林怒不可遏。此时有人通报一个老病人病危，费多林深夜里走出家门，却不自觉地踏上了一场意外的性冒险之旅。一系列神秘、惊悚、荒诞的奇遇令他命悬一线，险些不得脱身。连续几个诡异的夜晚让他感到脱离日常生活的快感，又充满无所适从的空虚。小说的最后，他几近崩溃，回到家中，却发现……
《梦幻故事》继承了施尼茨勒的一贯风格——情节简洁清晰，着力点分明，故事主线笔直而不绕弯，旁支情节较多，但最后都回归主线；施尼茨勒的小说看似简单，但从来不缺乏阅读乐趣。
作为一部“现代”小说，《梦幻故事》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或含义。它包含许多不同的面，像个三棱镜，每个人都可以读出与自身最相关的意义，但又似乎都没有抓住整体。这种诠释的困难在《大开眼戒》中变得尤为明显。

《梦幻故事》与《大开眼戒》

90年代中期，库布里克着手改编《梦幻故事》，他请来奥斯卡得奖编剧Frederic Raphael合作。库布里克去世后，Raphael写下回忆录Eyes Wide Open，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大开眼戒》的改编过程的一份记录。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电影开拍后，有一天编剧接到库布里克的电话：“明天是妮可•基德曼的全裸戏，你想来看吗？”编剧想了想说：“还是算了吧。”我认为这个编剧很奇怪。
在改编中，库布里克将整个故事情节从19世纪的维也纳，全盘搬到了20世纪末的纽约；消除了男主角的犹太人身份；编剧提议的电影名是The Female Subject，而库布里克坚持用Eyes Wide Shut，这个名字的翻译后来让中国影迷争执不休。
这些是大的变动。库布里克与编剧还修改许多旁支情节，让故事前后的连接更加紧密。比如，电影加入了举办片头舞会的富商Ziegler，他在片尾向男主角吐露了“实情”。
所谓的“实情”并没有让电影更明白，相反，让人越想越多，越想越不明白。恐怕，库布里克是故意为之，因为他说过：“不能告诉观众电影究竟有何含义，那会毁掉一部电影。”另外，库布里克在《大开眼戒》中将他的视觉风格发挥到极致，也使得故事所传达的讯息变得更为模糊不清；最主要的，是电影的形式本来就无法承载小说中那些细腻深入的心理剖析。这是施尼茨勒之所长，却是电影这种视觉艺术的缺陷。
所以，改编后的《大开眼戒》比《梦幻故事》更为惊世骇俗（在九十年代的西方社会仍然掀起巨大的波澜），同时也更为模糊、暧昧。中国影迷对电影的解读彻底分化，众说纷纭，无奇不有。
有人说，《大开眼戒》“一开始像性爱片，接着看是婚姻性片，再看是性悬疑片，最后看成了爱情片”。
有人说，它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
有人说，“这是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故事。”
有人说，这片子比《咒怨》还恐怖。
有人说，男主角是“道貌岸然的伪善的中产阶级一员”，这部电影展现了一个肮脏的消费社会。
有人说，这是阐述梦境与现实的影片。
有人说，我把它当A片看了。
有人说，“这部片子的伟大，足以当做婚检的教材，让那些幸福得昏了头的小男小女们都看一看，反问自己，我们准备好了吗？”
妮可•基德曼说，这是一部关于爱与勇气的电影，充满希望。

我觉得，不读《梦幻故事》，恐怕无法不带偏见地去理解《大开眼戒》。这部小说包含了人性深处的许多东西，男人心底的一些秘密，以及两性关系中无形而有力的互相作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