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稿

真理总是赤裸裸的”：《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的艺术

       网友“自忧自在007”偶然在twitter上看到一本老书，粉色的扉页上盖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图书馆藏书”的红戳；封面上印着两行书名：《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以下简称《参谋助手论》）。
　　“自忧自在007”转手把这本书放在了微博上。这条微博被转发的速度让他有点吃惊——2011年10月25日到28日三天时间，转发近九千次，评论近三千条。
　　书中直白地揭示出种种秘书工作的“隐秘”，让许多网友感到惊讶：“点点滴滴都是大实话。”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的确是一本公开出版物——1994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3000册，在新华书店销售。
　　现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院长、少将张本正为这本书作了序。序里，张本正这样评价：“这部书不矫饰，不虚伪，不欺骗。真理总是赤裸裸的，那么，接近真的东西穿衣服也是不能多的——这是一本实话、真话集。”
　　《参谋助手论》的两位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老师。如今第一作者王怀志刚刚退休，第二作者郭政则年长一些，已经过了好几年的退休生活。他们曾是张本正的部下。
　　王怀志和郭政都不怎么上网，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采访电话，还有一家出版社重版此书的邀请，他们几乎要忘记这本书的存在了。十七年前的旧作突然受到这么多的人关注，王怀志也上网看了看评论，他觉得支持的、批评的声音都可以理解：“写作时，还是1990年代，我们只是考虑到现实的一些情况，认识、表述、措辞难免有一些不当之处。”
　　参谋助手论作为政工学秘书专业的教授，王怀志和郭政当年写这本书只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书中的秘书，其实泛指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其他工作人员。之所以只写“首长”不写“领导”，是因为“对地方的情况不太了解”。
　　“在总的趋向上，这本书是为了使工作人员更好地为首长尽职，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使首长的工作更顺利。”王怀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18岁那年，王怀志应征入伍。因为文化水平不错，他多次被借调到团、师、军政治机关工作。珍宝岛战事发生的时候，王怀志在编的部队上了前线，从前线撤下来后一段时间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帮助做宣传工作。真正在机关当起干部，是1974年的事了。一干就是十来年，从文化干事干到股长，“小秘书”干成了“大秘书”。
　　那时候还没有“秘书学”。老干事偶尔会提醒新干事几句，但多数工作还得自己摸索。摸索的过程中，总有人闹笑话。
　　珍宝岛战后那段时间，很多慰问团到王怀志所在的部队演出，接待方每次要致辞感谢。有一次，团长和政委都出去开会了，讲话的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副团长身上。副团长参加过抗日战争，就是识字儿不多。
　　干事写讲话稿时就特别注意，在一些笔画复杂的字旁边打个括号，写上一个读音相同的常见字。比如“衷”字旁边，就写上（中）。谁知讲话时，副团长拿着讲稿便念道：“让我们对慰问团表示哀——括弧，中——心的感谢！”
　　讲稿中写道“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副团长张口断句：“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坐在下面的人笑作一团：“怎么团长叫这名啊？”慰问团的人忙在一旁解释：“我们团长姓李。”副团长听了赶紧纠正：“哦，李跋涉——这是谁写的稿子，怎么连团长姓什么都没搞清楚？”
　　稿子读到第一页末尾，副团长念到“慰问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翻过来看到没完，继续念：“哦，还有一个舞！”
　　这些笑话，就成了王怀志的经验，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琢磨，秘书该怎么写讲话稿。到了机关，王怀志发现这样的事情也还不少。一次，有首长的讲话稿里引用了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首长念到这里觉得有发挥的必要，就开始说：“说到雷锋塔倒，我要多说几句。不论花多少钱，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塔再修起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学雷锋的嘛。”
　　王怀志觉得这些也和秘书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有关——首长文化水平不高，秘书就该写得简短通俗；首长文化水平高，秘书就可以引经据典，提高讲话水平。
　　后来，两位作者就把后一个故事和这些经验一起写进了《参谋助手论》里：“（什么样的讲话稿是‘好’的呢？）关键是取决于秘书对首长性格、爱好、习惯、经历、年龄、学识等个性特征的了解和掌握，并使自己写的讲话稿与首长的个性特征吻合。”
　　“有些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
　　1983年，王怀志被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先在党史教研室做教员，后来到了政治工作系，文秘专业。秘书学讲了多年，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根本不够用。想到自己曾经在机关实践中遇到的那些棘手问题，光写演讲稿，里面就有各种学问，秘书要做好，是很费脑筋的一件事——但因为很难摆上台面，这些内容教科书上完全没有提到。
　　王怀志和郭政商量了一下，决定写一本书来填补这个空白。起初，他们开了一门秘书实践的讲座课，郭政主讲。郭政讲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王怀志的各种亲眼所见和道听途说的例子放进去。王怀志把这些课堂内容记录下来，修饰润色，补充删减，整理成书稿，名字就定作《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
　　讲课的内容里已经有了不少后来被张本正称为“大实话、大真话”的东西。他们讲到了领导收礼的习惯，甚至说明了领导收礼的合适时机，也讲到了首长之间因为功名权力等而产生的各种矛盾。
　　学生们从来没听人在课堂上讲过这些东西，每次郭政上课的时候，走廊、过道、窗台都挤满了人。一次，一个从上级机关调派过来任职的副院长路过教学楼，进去听了一堂课。后来就在会议上批评：“我们有些老同志、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说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话。我们的机关要加强对讲课的审查、把关。”那时候，郭政的这门课已经收尾，正和王怀志两人忙于做书，后来这课再也没开过，这点批评也就不了了之。
　　除此之外，没受到其他“首长”的批评。“毕竟不涉及到大的原则问题，特别是不违背一些政治原则问题。首长也不会太多为难。”王怀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书交给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接手的编辑叫王红岩。当《南方周末》记者辗转找到王红岩时，她也几乎已经忘记自己编过这么一本书。她回忆，1990年代，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审核程序至少分为三步：责编审阅、编辑室主任审阅、总编审阅。但在这三重审核中，没有任何人感到《参谋助手论》有什么不适于出版的地方：假设有，编辑部都会开会讨论，她也不可能毫无印象。
　　《参谋助手论》留给王红岩最大的印象是，在自己所熟悉的秘书岗位上，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学问。她觉得两位作者写得很好：“为领导服务的艺术免不了要投领导所好，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影响的产物，这本书确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文化现象。”
　　虽然是公开出版物，但王怀志和郭政还是将大部分书放在部队发行，上架新华书店的只有极少部分。3000册显然供不应求。一次郭政到南京政治学院讲课，下了课一些学生劝他：“郭教授，您把这书重新修改一下，再出一次吧。”郭政婉言谢绝。
　　最近，有出版社也找上门来，想修订再版这本书，仍然被王怀志和郭政婉言谢绝。“我没那个心境，也没那个兴趣了。”郭政说。
　　现在，这本书在网上的下载量，是它印数的二十七倍多。
　　“秘书人员本身是正直的”
　　从讲课的时候起，王怀志和郭政就希望能把那些“摆不到台面上的东西”写到书里去。但这引起了很多争议。
　　有人拿《参谋助手论》和《厚黑学》相提并论，王怀志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解有点问题。这么大的国家，总有点缺点和不足吧，涉及到这些就是黑了？一些不当的地方，我们也从来没有从褒扬、让人效仿的角度去写，而是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摆出来，去讲看怎么解决。”
　　两位作者曾亲眼见到，一个机关干事走上来拍了拍首长的肩膀。首长虽然面无愠色，却冷淡地说道：“你有什么事情？”语气里明显透着不高兴。
　　于是，他们把“不能拍首长肩膀”写进了《维护领导尊严的艺术》。和它并列的例子还有：和首长打篮球不能盖帽，打乒乓球不能扣杀，下棋的时候一定要输，还要装出悔棋的样子……这些“规则”被网友摘录出来，指责为“马屁经”。
　　“秘书人员本身是正直的。”王怀志解释说，“这里不是阿谀奉承、不是讨好，而是秘书人员要从大局、整体来考虑——首长玩球下棋，不过是图个消遣，调整情绪。如果你老赢他，把情绪调节坏了，那还不如不玩了。虽然似乎是迎合首长，但如果首长心情好，工作起来也好。首长心情不好，对秘书人员也不好。”
　　在《向领导传递假话的艺术》一章里，作者用了七页来解释什么是假话，论述说假话的必要性。他们觉得有些“善意的假话”是必须的——首长检阅部队，问“同志们累不累”，同志们就是累得要死，也得喊“不累”：“那是我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体现。尽管同志们没说实话。”
　　说假话也是有分别的：有些假话非说不可，但恶意说假话、搞名堂，就有问题了。“这样的假话现在多了。”王怀志感慨道，“河南的宋庆龄基金会，建了一个24米的宋庆龄纪念雕塑，引起了争议之后，他们改口说是黄河女儿，想掩盖背后的很多东西。结果人家一调查，他们跟广州美院签的协议里，说的就是建宋庆龄雕像。这样的假话你能说、能做吗？”
　　送礼收礼是在中国少不了的事情。他们就把首长收礼的习惯也直白地写了出来——首长下连队视察，在宴席上吃到新疆特产的骆蹄，说：“老张啊，你们这里的骆蹄很不错”，这是明拿；在某单位看到一本珍本古籍，问秘书：“真是本好书，咱们那儿能买到吗？”就是暗索。
　　王怀志写这本书的时候，贪污腐败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他觉得在一般情理上，不影响决策的“小收”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现实中，这样的不正之风是存在的。中国讲究人情往来，家里来个客人，不还得加两个菜吗？首长是老乡，送点土特产，首长好喝酒，送两瓶酒，不足为怪。但很多人在此之上开始发挥了，那就有很多其他问题了。”王怀志说“收”也是有限度的：“你要是替首长收礼收了十万块钱，这就是个事了。一旦首长出了事，对你自己也是个事。”
　　王怀志觉得人们对秘书有很多误解——就像许多人对他的书有误解一样——文学作品里的秘书多是“阿谀不实之徒”，现实社会中人们对秘书也是薄褒厚贬。
　　但在他看来，做秘书的人其实要有很高觉悟：秘书必须淡泊名利，即便写了几百万字的材料，没有一个落款是自己的，也不能计较；秘书要适应随时加班加点的工作，得不怕苦、不怕累；秘书要对政策、局势了如指掌，不然写不出好报告；领导之间关系不和，秘书在中间也得负责任，不能不调和，也不能乱调和……秘书工作其实难度很高，做得好了，常常被委以重任——邓小平原来就是中央的秘书长，王怀志提到。
　　《参谋助手论》中也展示过一组1994年的抽样数据：“在一个高层次同级干部中，秘书或当过秘书的人平均年轻5岁左右。”
　　“秘书从政当然是有优势的。”王怀志分析道：从正面说，首长就是政务的主要执行者，秘书在核心班子里工作，对政策方针的把握、上级精神的领会都可能比别人熟。
　　从另一方面说，秘书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长比较了解秘书，在同样的水平、同样的能力下，容易被发现：“以前陈毅做外交部长的时候，许多新四军的人就到了外交部。这不是说新四军都能搞外交，而是因为他了解那些人。他不了解那些人，怎么知道他能搞不能搞？”
　　否定首长的艺术
　　虽然为了大局，秘书要“维护首长的尊严”，但在《参谋助手论》里，作者也同时告诉读者：秘书也要保持自己应有的尊严。
　　一个秘书，在首长的子女们打牌的时候端茶送水、削水果皮，后来形成习惯，几乎沦为首长家里的佣人，在单位里被人看轻；另一个秘书，面对首长儿子让他代写材料的要求，果断拒绝：“对不起，首长刚交代我写一个讲话稿。”首长的儿子只好自己加夜班。
　　“秘书是首长的秘书，不是首长子女的秘书。”《参谋助手论》里这样写道。
　　对首长本人，王怀志觉得也不能百依百顺：“机关干事要适应首长，并不是说他错了你就要跟着他错。”
　　《参谋助手论》里用一章内容讲解了《否定首长错误意见的艺术》：别用自己的话，用毛主席的话，用小平同志的话，用首长尊敬的人说过的话来劝服首长。
　　这些都来自作者的经验。在机关当干事时，王怀志没少给首长提过意见。以至于有领导私下提醒他：“你怎么能天天批评团长、政委呢？”
　　1978年，党委中心组搞理论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团长讲话说：“毛主席的话就是对的，过去，现在，以后都要照办。”政委纠正：毛主席的话过去是对的，现在和将来不全适应。王怀志心想，这么一个观点，那还讨论什么呢？于是当场站起来反驳：“毛主席的话不全是对的，毛主席说‘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那我们现在还要邓小平出来吗？”
　　王怀志记得，当年部队、机关里开会，不同意见还是很多的。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们简单、直接，开会时瞪眼睛，拍桌子，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争吵过后各不记仇，开完会就拉倒了。
　　但现在，王怀志觉得很难这么干了。“对有些人，用什么方式都不合适，你只要服从他就行了。”王怀志感慨，“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有限。”
　　他发现，虽然现在法规多，程序完善，但人们却越来越把原则运用得非常圆滑：“机关里选拔年轻干部，很多单位设条件——你得有什么学历，一定得是什么重点大学毕业，年龄要多少岁，工作经历多少年，还必须得是女性。最终这些条件全部拿出来，只有一个人符合，是某某领导的侄女。你说程序走了没有？走了。但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王怀志认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没能得到有效的制约：“你可以规定一次吃饭几个菜、几个汤，但能解决实际问题吗？一个鲍鱼、一个龙虾，两个菜就够了。就算我点了四个小菜，假装吃一下子，回头大笔一挥，又批了五千块钱，还是可以吃龙虾，关键是这大笔一挥的五千块钱受不受制约。”
　　在王怀志和郭政之后，学校再没有开过这门课程，而他们自己也不愿再讲这门课程了。
　　
　　 《南方周末》记者 朱晓佳 实习生 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