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神经病

看這本書，一個是沖著網上的高評，一個是沖著作者的名頭，再一個，想了解一下所謂的新弗洛伊德學派到底在講些什麼。相當失望。這本書存在兩個主要的問題：1、神經症的描述太過籠統；2、未涉及到神經症產生的根源。

書中提到了三種人：親近人，對抗人，回避人。這個並沒有什麼新鮮的。已經有一個普遍的觀點，把人分成四類：活潑型，力量型，完美型，和平型。這四類不同的性格都有積極與消極的一面，書中所提到的三種人實際上正對應著這四類不同性格的消極面，如：親近人對應著活潑型，對抗人對應著力量型，回避人對應著和平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歸類並不完整。實際上完全可以再加一類人，那就是偏執型，而這一類型對應的則是完美型。

理想化意象也一點都不新鮮，實際上就是妄想出來的形象，就夢而言，也即弗洛伊德所說的願望的滿足。至於說外化作用，弗洛伊德也已經談到，也就是投射，移情，無非是換個名稱而已。

書中有兩句話挺有用，一句是：“神經症一直是個程度問題。”（P6）一個是：“關於治療目標的最全面的界定是：爭取人格的整體性。”（P178）至於第二句，我並非完全贊同。海濤法師曾說：“修佛即是人格的完滿。”“爭取人格的整體性”與海濤法師的這句話似乎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這句話當然沒錯，但這句話還是從外在而言的，還是沒論及到本質的問題，一切眾生皆具佛性，佛並非專屬於人類而言，因此也不能局限於“人格完滿”上。所以，從本質上講，當是“和合”，類似於和諧，但比和諧的意義更深。無論怎樣，就因為這兩句話，勉強地給兩顆星。

我想撇開作者所談，想談談自己對神經症的看法，所以有下面的文字。這是個大話題，作者寫了一本書，所以，不要期望我用幾千字就全部講得明白。另一個，我也沒打算寫這麼多文字，到最後還是做了簡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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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神经病


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得道。——释迦牟尼

这是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悟道后发出的感慨。这句话，包含着“即心即佛”的思想，亦包含有“佛即众生，众生即佛”的意思。同样的，也有“悟即是佛，迷即众生”的含义。这句话也同样道出了众生之苦的根源——亦即妄想执着。众生之所以弃佛性而不顾，轮回于六道之中，皆因妄想执着而已。这是佛家的话，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句话也同样道出了一切心理疾病的由来，亦同样是妄想执着。但凡是人，皆在众生之列，皆有妄想执着，不同者，唯轻重而已，故而说，每个人都是神经病，并非妄言。

说“每个人都是神经病”，这句话有三个含义：其一是站在佛教的角度来看，这在上面已经谈到；其二是，神经病只有程度的问题，而并非指某一特定的病症。这就如同说人的高矮胖瘦一般，都是相对而言。另外，就“病”这个概念来说，亦很值得探讨。这个也是相对的。同样的就如同谈到人的高矮胖瘦，何谓高，何谓胖，恐怕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关于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其三是，心理学上所定义的精神病症状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或经历过。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妄想，精神分裂症者有妄想的表现，妄想症者亦有妄想的表现，同样的，一般人亦有妄想的表现，比如抑郁症患者有抑郁的表现，而一般人也同样地会在某些时候表现得抑郁。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单就某一单个的个体来说，我们很难说他是高或是低，因为没有比较的缘故，同样的个体，在此处为高，在彼处就可能是低。就神经病来说，同样是这样，单就某一个体而言，他永远都是正常的，但当把他放置于另外一些被标定了“正常”的标准中时，他就有可能有病了。所以，就非常有意思，一般人看出家人都有病，而出家人则说，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众生的病所以才出家，所以才普渡众生。

这里还需要谈一下神经病与精神病。现在的心理学界是把这二者定为不同性质的病症的，神经病，主要是神经方面的疾病，属于生理方面的；精神病，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属于心理方面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医学里，是没有严格的区分的。至少以前的中医是不会分为心理科或生理科的，是划在一起的。应该说，这二者是不应该作区分的，生理是体，心理是用，二者是一不是二，乃一体二相。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某物的体与味，某物体如果好，味道也大概会好，如果味道变了，那这个物体也就变质了。体用是同时发生的，而没有先后之分。神经与精神也大致如此。神经出问题，精神也不会好哪里去，精神出了问题，神经也会出毛病。露易丝•海在《生命的重建》一书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由身体的问题就可以知道精神的问题，由精神的问题也可以知道身体的问题。我对此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观察，结果证明的确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告诉我背痛，我就知道他心中有气，如果告诉我胃不舒服，我就知道，他不太容易接纳外在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尽管不绝对，但大致可以说，神经病就是精神病。这在中国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说某人有精神病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人是神经病，当说某人是神经病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得的是精神病。之所以如此应该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关系。但是西方却把此二者做了明确的划分，我想，西方人迟早会发现这是一个错误。

前面已经提到，神经病只是有关某一症状的程度的问题，而不应指向某一具体的病症。神经病是很难定义的，这从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的不断变更就可以看得出来。《DSM》的每一次更新，里面提到的病症的症状就会做一些变化，现在已经是第4版了，但绝对不是最后一版。之所以有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心理界对大多数的精神病的病因一无所知。除此之外，精神病还存在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道德，习俗；
社会道德，习俗，这主要是以人的外在（环境）作为评价的标准，也就是个体意识相对于群体意识，个体精神相对于文化而言。比如说，中国流行女人缠小脚的年代，如果有个女人不缠脚，那就是不美，就是有病，比如在集体主义的社会氛围里，个人主义就有问题，自私自利就是病，又比如，中国唐代（包括远古时期）以胖为美，而现代则以瘦为美，以前的人会认为瘦是有病，而现代的人却认为胖是病。再比如同性恋，在西方开始时被认为是有病，现在同性恋已经得到认可，而在东方则仍然把同性恋看作是病。这就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标准。所以，当以这样的标准来确定有病没病时，就不免显得有点狭隘。

2、个体的欲求；
这是从内在的、个体的角度来讲的，更多地指向人的本能。毋庸置疑，个体的欲求是不一样的，有人本能地对性有强烈的欲求，有人则热衷于权利与财富，而有的人生来似乎就注定了要走宗教这条路。每个人的欲求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很难确切说谁是对的，谁的错的，谁是正常的，谁是病态的。这就犹如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怎么能因为他喜欢吃生肉就说他有病呢？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喜欢说话，喜欢独处，怎么能因此就说他有病，他是抑郁症或孤独症患者呢？

3、超出习俗与欲求；
这主要是指特殊的信仰者，更多的指向宗教。这应该是属于文化层面的问题。实际上，单就文化层面这一点，也可以作为一种标准列出来。中年人看小孩子觉得幼稚，老年人看中年人觉得冲动，中年人看老年人觉得古板。当然，这还容易理解，而在文化群体方面，就不会这么明显。林黛玉看刘姥姥，就会觉得刘姥姥有病，而刘姥姥这个阶层的人看林黛玉，又会觉得林黛玉有病。这就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这在宗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些。以世间的标准看宗教信仰者，会觉得这些人有病，而宗教信仰者正是看到世间的病态才去信教。这就是层面的问题与角度的问题，正所谓“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4、群体平均化标准。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标准。这种标准很类似于中国的高考制度。高考制度留下的都是庸才，当然会把蠢才筛选掉，当然，这些蠢才当中有一半会是天才。那些被高考制度屏蔽掉的人才会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因材施教在中国似乎只是个传说。问题是，在心理学界也有这种传说，一些心理疾病的定性也是以某一折中的标准做参照。大家都穿着衣服，如果有一个没穿衣服，那这个人就有病。大家都抬头朝天上看，如果有一个人径直地走去，那这个人就有病。《皇帝的新装》正好描述了这种状况。

之所以心理学界对某一病症的诊断标准不断地修订，上面提到的病症的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到底如何来确定“病”呢？我想，就精神病方面来说，“和谐”将是最终的评价标准：一个人自我内在是否和谐，个人与外在的环境是否和谐。和谐即是正常，不和谐即是有病。就比如同性恋者，如果他们自己内心很平和，对社会又没什么干扰，又为什么非要以自己的标准来断定他们有病呢？又比如妄想症者，同样的，如果他自己内心调和，又与周围的人和谐相处，何必要断定他有病呢？关于这一点，电影《曾是超人的男子》正探讨了这个问题。以群体平均化的标准来衡量那些天才、宗教信仰者，应该就都是有病的人了。

如果说健康的精神状态就是内外的和谐，那有病就是指内外的冲突与矛盾了。

那这些冲突与矛盾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本能动力；
2、社会压力；
3、系统动力。
所谓的本能动力，这正是弗洛伊德所提到的力比多（libido），而社会压力正是后弗洛伊德学派所关注的，当然，社会压力里面又有荣格所提出来的集体潜意识。再一个是系统动力，这个在宗教里叫“业力”，亦或说是因果，德国的海灵格则把此看作是家庭内在的系统动力。这是目前还不被正统的心理学所认可的方面，然而，这却极大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就如后来的人开始认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概念，很快，人们就会接受系统动力的说法。实际上，现在的人就在关注系统动力的问题，只是，现在的人只是把这个问题局限在了“基因遗传”上面而已。

必须要说的是，上面提到的这三者之间都是互为交叉并同时发生的，而矛盾与冲突也正是在这之中产生。最主要的冲突是本能动力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关于这个，弗洛伊德已经讲得非常的多了。个体的本能需要在很多时候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制的。社会道德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但是，社会道德在一些时候一些方面又扮演着摧残个体的角色。在社会动荡时期这种负面的效果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法西斯统治时期，或者文化大革命时期。而对于眼下的社会来说，繁重的生活负担，各种诱惑，都在人们心中造成冲突与矛盾，所以，神经病就更象是一个时代病了。

系统动力对每个人的影响都非常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前代的影响，一个是当代家庭的影响。前代的影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是精神分裂症。在一个家族中，在过去的某一世如果发生谋杀，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如果没有调和，那么，在后代中就会出现精神分裂。当代家庭的影响主要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父母不和，管教方式不一致，对孩子溺爱或排斥，单亲家庭，孩子长大后都会形成矛盾型性格，而这种性格对孩子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严重时就形成各种精神疾病。抑郁症，妄想症，分裂人格，虐待狂等等。我做过一个小调查，调查了114位学生，其中矛盾型性格33人，占29%，占到近三分之一。就在今天，我分析了两个学生，都是矛盾性格，一个是父母不和，要求严，另一个是单亲家庭，母亲也是要求严，这两个学生在生活中都表现有分裂人格的倾向。我对他们了解并不多，但当我描述他们的过去，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准确性都让他们震惊。我并没有什么预测能力，我对此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

神经病只是个体选择性地适应外在环境的结果。个体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地环境中，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最终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内心，并形成一个矛盾的精神世界。达尔文提出了生物适者生存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对于人的精神世界也同样适用。不要惊叹万物的奇异，只是因为环境的多样，不要奇怪精神的畸变，只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冲突与矛盾。

人有妄想执着，于是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在社会中得不到满足，于是人性就被扭曲，神经病也就由此而产生。七情六欲不能满足，内心就会空虚，因此而产生了信仰，信仰的作用就是填补内心的缺失。就如失恋的人对于感情的盲目，内心空虚的人，在信仰上也是盲目的，一些极权的政治（如法西斯）或者一些邪教也正好就利用了人们空虚的内心。

所有进监狱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有罪，所有神经病者都不承认自己有病。不是他不愿承认自己的病，这里必须要明白，他为什么有病，是因为他想逃避一些东西，现在要让他承认自己有病，那就是要他面对他不想面对的问题，这正是神经病者之所以有抗拒心理的原因。这在梦中反映出来就是梦的伪装。在解梦时，当你告诉梦者梦的真实意义时，往往会得到梦者的矢口否认。不是你解得有问题，只是梦者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梦所反映的那个真实。

最后再提一下神经病的治疗，那就是内外的和谐。这对于治疗师而言，对问题的洞察与时机的把握很重要。当然，每个人，每个神经病者，都可以自己来疗愈自己。最好的途径就是认知，让自己看到得更多，更深，“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让自己跳出那个固有圈子，看到更多，就会少了许多的妄想与执着，自然就可以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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