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清室内陈设》（一）——【明代宫殿陈设小识】

【明代宫殿陈设小识】
明代的宫殿、苑囿，这些不同类型和功能的建筑内的家具，除了床、柜、橱等体量较大的家具常设之外，其余的各类家具大多随取随用，没有一分多余的布置。譬如午门献俘之仪，内官要提前一天在门楼正楹前摆设皇帝御座；奉天殿正旦冬至大朝仪时，尚宝司要在奉天殿陈设御座。与之同时摆设的还有御座之东的宝案，丹陛之南的香案，殿南的表案。可见洪武时，即便是奉天殿里的宝座也是临时陈放的。这种情况在嘉靖朝发生了改变。嘉靖皇帝改奉天殿名曰皇极殿，曾任崇祯年间刑科都给事中的孙承泽在《春华梦余录》中记载了当时皇极殿里的陈设：中间是一座木雕金漆的地平上的宝座，两旁对称列香几、甪端、香筒等各类器物，地平下还设有四个香几，上面各放一个香炉，木雕金漆的地平和宝座，铜胎珐琅、铜镀金的各类装饰华丽的香炉、甪端，想必君临皇极时，定是金碧辉煌，香雾氤氲，龙威十足。皇极殿的东西两壁陈设有“中贮三代鼎彝”的大龙橱八个，这是常设家具。唯有宝案香案表案之属，仍要在先一日由内官临时陈设；还有皇极门御门听政，皇帝的宝座（金台）也是临时陈设的。御门听政时的宝座（金台）其实就是一张加有椅披的交椅。这个场景在故宫博物馆所藏的明代《徐显卿宦迹图》的《金台捧勅图》中有很直观的反映。
中极殿是一个基址为正方形的四角攒尖顶建筑，在皇极殿之后。皇帝常在此赐宴。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四月的一次宴会，中极殿东西开辟四扇大门。原因何在？按照明代制度，皇帝赐宴（多在中极殿、谨身殿），太子亲王，四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在殿内就餐，而四品至九品官员只能在在殿外的庑下就餐，殿之南楹陈设大乐、西乐、舞队，殿内外东西酒陈设官员的食案。这些陈设由内珰（中极殿）或宣徽院（谨身殿）完成。不过食案的陈设是在宴会过程中进行的（或者是之前，即我们通俗所说的“上菜”），而不是像其他礼仪活动一样在前一天完成。明末朝鲜官员的燕行录中就曾记载了光禄寺官员抢夺食案的囧事。那是明末的事情了，一派亡国气象。
《水南翰记》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鹤型香炉，在文华殿中，一对分列御座两侧。东西相向立，下有趺座（龟座），施以金朱，以口衔香。明光宗曾因金鹤勾到侍立官员的衣服而下令将金鹤向两侧稍稍移动。书中还记载文华殿有一种用三山小屏风遮障的炭炉，不知原因何在。
汉代人喜欢在室内墙壁上绘制上古帝王、烈女忠臣的壁画，这种风俗曾经一度影响了汉代墓室艺术的发展。而其实此风在明代仍还可见，《桂州集》就记载了文华殿后西室（作用是斋宿所）的东西两壁上，悬挂有汉文帝止辇受谏图和唐太宗纳魏征十谏图。看来，在明代一些特殊的建筑里，这种说教性的绘画艺术品依然存在，如上文的斋宿所文华殿后室。后面还会讲到太子的端本宫，也有古忠臣烈女的堆纱画。
明清时期的屏风，按形制来划分，分为座屏（插屏）、曲屏、挂屏（清代出现，纯装饰用），以及放置在桌子上的桌屏、炕屏。屏风最早的时候在室内起着挡风、分隔空间、遮挡视线的作用。后来逐渐发展为实用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家具，甚至出现了桌子上的摆件屏风。西安北周康业墓的墓床上线刻有以山水画作为背景的屏风，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具有装饰性的屏风图像之一。明代紫禁城端本宫的太子寝室里有一对长方形的大镜屏，其实就是两张大镜子而已。（这时代是木框座镶铜镜)。值得注意的是，端本宫内的隔扇门上，也都装饰有堆纱（绢）的忠孝廉节故事图。私以为若论屏风画之上品，画山水花鸟之曲屏，最为雅观。
明代太庙正殿设宝座祭祀，宝座上不用神主而用衣冠。不知这个制度参考于何种文献，或宋时规仪？又，所祀衣冠为何种衣冠？常服衣冠？冕服衣冠？弁服衣冠？这种种问题，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初读乾清宫的室内装潢的时候，不甚明了。《宙载》中提及乾清宫后的暖阁，而上下以天桥为界，初读时甚不明了。朱家溍先生在书中以清代乐寿堂做拟，待看了乐寿堂内部照片之后醍醐灌顶：原来乾清宫后暖阁是靠后檐安装的，以碧纱橱组成的上为仙楼下为暖阁的布局，仙楼上也照常布置。所以能够“置床二十七张”，诚不我欺也。
坤宁宫是明代皇后的寝宫，有三楹明间。帝后大婚在此合卺。皇帝皮弁服坐东朝西，皇后坐西朝东。都座交椅。两人中间放置一张酒案，上面有四个金爵，两个金卺。执事之人将馔案举到皇帝和皇后面前，女官司尊者再取酒案上的金爵酌酒以进，可见这里饮酒用的是爵。清代帝后的合卺宴，要比明代的亲热的多。合卺之宴时，帝后二人在东暖阁的前檐炕上一起吃饭，而且是在炕桌上合餐。
明代的文渊阁在文华殿之南，十间，上覆黄瓦。文华殿的牌匾在西五间的正楹之上。正楹设东西两向的两排凳子，后面各设书架用来隔断空间。那东西两侧被隔开的空间是干什么用呢？官员在工作之暇，可以退到两侧之内休息。至于里面是什么布置，是不是每一楹都用书架隔开？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的资料。后来嘉靖皇帝派人来送了一龛孔子铜胎镀金四陪像。后来又送来一轴圣贤画像，文渊阁的官员们把它悬挂在龛后壁上。嘉靖这个皇帝改礼，一边废除全国各地祀孔的塑像改用神主，一边却又颁赐孔子的铜像给帝国文化的中心——文渊阁，真是自相矛盾。
正统到成化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彭时写有一本笔记，名字叫做《彭文宪公笔记》。里面记载了和他同为大学士的李贤在文渊阁里的一场闹剧。李贤在进文渊阁后，有碍于正中间藏三朝实录的红柜以及东西两侧的长凳傍坐不安，决定把红柜移到壁后（壁后是指哪里，笔者也同样不知，且暂留一问。初步推测壁后应还有隔断的暖阁），在正中设上公座。彭时此时就出来劝他不要这么做。李贤不以为然，说：“紫禁城东边会食处和各个房间怎么有有正座的房间呢？”彭时说：“文渊阁有牌匾在此。那些房子之所以能那么做是因为没有牌匾。”李贤又说：“东阁既有牌匾，也有正座，何必拘泥于此？”彭时回答说：“东阁面西而不面南。”李贤语气稍稍不平，说道：“做文渊阁大学士怎么可以不正座呢？哪有居官在任而不正其位的道理？”彭时反驳道：“在宫外的衙门可以这样，在宫内是断然不可的。如此一来，那么华盖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想要正位该如何？这些殿、阁都是皇上平时所常到的地方，原本设官于此的目的是作为皇上的顾问侍奉两侧，而绝没有官员在此正座的道理。”李贤一时语塞，欲言又止（估计是在心里：呵呵。。）。后来彭时在笔记中评论李贤，说道：“盖李为人，好自尊大，往往不顾是非，直行己志如此。”
那么文渊阁藏三朝实录的红柜两侧的两行方凳前有没有桌子呢？《彭文宪公笔记》中并没有提及桌子。又考虑到两行方凳的设置其本意是侍奉皇上到此时的坐具，前面应该也不会有桌案。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于1966年出土于苏州虎丘明王锡爵墓中。这幅写实性的佳作真实反映了明代早期宫廷内的生活、礼俗、器用、服饰、建筑等。其中有一帧画面，是宪宗皇帝坐在殿门外的帷帐中，旁边宫女太监侍立，丹陛下是表演的优伶。《悫书》记载了明德殿宴会时的陈设，和这帧画的情形非常相像：皇上召集群臣赴宴，坐在宫殿门外，内外张有帷幄（称为御幄），左右（即东西；两侧）张有黄幕（上面有布盖而两侧没有的帷帐）。关于帷幄、帷幕、帷帐的区别，扬之水先生的《古诗文名物新证》中有特别详细的考证，兹不赘述。
以上是读《明清室内陈设》对明代宫殿陈设的一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