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和计划经济

sofar 对宏观经济学的书评发表时间：2009-11-08 17:11:49

早年读韩非子，颇为不解的是论理的浅显琐碎，更对其中力陈的法家之严酷不敢苟同。记在心中的不多，能回忆起来的只是这样几个混淆了细节的故事：
说有某国国君用餐时，发现饭食口味比往昔有长进。于是叫来厨子询问手艺如何变好了。厨子诚惶诚恐赶忙说不是奴才手艺长进了，是切堆儿的今天想表现一下，替奴才给主公做的饭。国君说好那你把切堆儿的喊来。之后，国君先是对切堆儿的的厨艺赞扬了一番，接着说道来人哪，切堆儿的正窃喜以为要领赏了，不想国君又说了一句，拉出去砍了。
韩非子评论说切堆儿的犯了越权的大罪，当斩。接着又讲了一个国君洗澡，司衣的睡着了，司帽的替国君穿上衣袍，结果两人都被砍了，韩非子说思衣的渎职，司帽的越权，都当斩。
除了看似上纲上线的僭越故事，韩非子似乎还对办公室政治深恶痛绝，讲的故事就是某国君洗澡发现澡盆里有石子，一查方知副掌浴想谋掌浴的职，设计陷害。还有某国国君吃肉发现吃出头发，一查方知副厨想谋主厨的职，设计陷害。结果是两个副职都被砍了脑壳。
乍看之下，实在无法理解，这三句话不离澡堂厨房的韩非子——据说还是个口吃——怎么就让始皇帝一面顿感相见恨晚，更招惹得千古名相李斯动起小人心思背后捅刀。
正如刀JB所言，古人论道多分为显白和隐微两种修辞，前者讲些无关痛痒的警句——用咱们的话说就是陶冶性情之用，而对于要命的、可能触碰利益集团神经，或者无意中可能把无知民众清静心神蛊惑了的言论，知识分子出于良知和责任感，便该用后者将其巧妙的包裹起来，待日后用心者和德性好的读书人来解码。
韩非子通篇貌似琐碎的故事，便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因为书写下来的文本，世人竭可见，作者若不审慎运用修辞的技艺主动对读者进行筛选，本不属于俗世的激烈思想很可能酿成恶果。这样说来，我们读到的韩非子和韩非子本人亲口讲给始皇帝听的政体构架，起码在字面上，大约是不会相同的。
秦国历任君主对法家青睐有加，多半是从商鞅变法中尝到了甜头。而李斯介绍来的韩非子，更是不复厚望，不但集近百年法家大成，还带了了一套崭新的逻辑：
新近崛起的秦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配比，还远未达到边际产出递减的铁律开始起作用的临界点。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国家中央计划的形式，在既有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分工的作用，几乎可以在一瞬之间把整个国家的资源统合起来，以最快速度坚实强秦扩张的脚步。
而想要在短时间内挖掘社会分工所提供的强大可能性，行政体制运作上的“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国民生产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成为关及服务于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能否塑造成功，性命攸关的要害。“越权”这种行为，由于不遵守劳动分工，该行为不可控的结果，很有可能将导致新兴国家本就拮据的资源的不必要损失，因此应当严格禁止。
而由于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用于单一的目的，拮据的国家机器无法提供除“强国预期”外的更多元激励机制，同僚争宠、互相倾轧的资源内耗会不可避免。于是，严刑峻法，就在有效激励机制缺位的状况下，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补充。
而秦国，受益于商鞅变法的连坐内核，稍微强化监管，人民的经济政治行为都将变得可追查、可度量，进而可控制。坐拥着这样高度满足中央计划要求的先天优势，一直就野心勃勃的始皇帝，在韩非磕磕绊绊却斩钉截铁的语气中，听出了把一个崭新的国家转变成为一台全民一心的疯狂战争机器的可能性。
韩非子所生活的时代，秦廷能臣辈出和秦军能征善战如狼似虎，正是从不同的侧面验证了，韩非的中央集权构想深藏的前提：面对经济增长前景和战胜许诺的超国民待遇，民众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让渡自由平等权利的。
然而权宜之计的让渡，也埋下了日后不稳定的祸种。
由于事实上，唯有统治集团享有瓜分大部分战胜果实的特权，随着中央计划下既有产业结构产能潜力消耗殆尽，人民发现，上述承诺之兑现已缺乏现实可能性，潜藏已久“讨回公道”的冲动——在此之前一直被虚妄的乐观预期所压抑——必将打破缄默，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也就是为什么秦灭六国后，照着商鞅以来硕果累累的政体模本，企图依样画葫芦在更大的版图上复制一个辉煌灿烂秦帝国时，偌大一个天朝竟然在宫廷内耗的闹剧，和农民起义的悲剧中，以早夭的方式草草收场。
同一套严刑峻法，亦载舟亦覆舟，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在选择代言人时的乖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