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崛起与华尔街金融家的支持

第三帝国的兴起与第二次大战的起源
     为了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缔结的战争同盟，总是注定了会短命的，因为一旦这个敌人被击败了之后，同盟的重心也就随之而毁灭了。很少有理由可以假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三国之间的协约，能够比勒班陀海战以后的神圣同盟或是滑铁卢之战以后的战胜国会议支持更长久的时间。但是与后者作一个比较，则不免具有一个极大的差异：当拿破仑最后失败之后，差不多在一百年的时间当中，“不列颠的和平”始终能在欧洲诸国之间，维持着一个权力平衡的局势。到了第一次大战爆发，这种局势才被破坏了。此后由于美国的参战，于是国际联盟就开始代替了“不列颠的和平”。可是这个工具的设计却完全文不对题，它既不能取消一切足以引起战争的原因，复不能重建一个权力平衡的局势。它硬性的要世界接受一种和平路线，这条路线与历史、地理和经济三方面都是不符合的。国际联盟的毛病是陈义过高，只有空谈，而无实力。所以结果不但不能有益于世界和平的维护，反而更增加了摩擦和冲突的机会。于是终于有“暴君”出现了，他们出现了，他们向它挑战并利用其无能的弱点。
　　在这些权力的艺术家之中，有两个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具有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他们敢向经济人（Economic Man）的神话挑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基本因素，而想把“英雄人”（Heroic Man）的神话来代替它。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军人昆顿（Rene Quinton），在他所著的《军人的圣经》一书中，对于此种神话曾经有明白的解释。
　　“所谓英雄就是一个为旁人而忘记了他自己的人。天之所以生出英雄来，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服务。英雄是与凡人不同的，因为他的生活是具有神意的。战争把人类已经所丧失了的宗教又带回来了。生命的安全足以使神意失效，反之若不惜一死，则人也可以拯救世界的生命。人类的建立者不是人而是思想。”
　　从希特勒眼中看来，国际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他认为他们都缺乏牺牲精神，是违反自然的，足以毁灭人类。所以他提出了他的教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方面相信雅利安人和条顿族是优秀的，另一方面又对于犹太人表示激烈的仇恨，在他的圣经《我的奋斗》（Mein Kamf）一书中，可以看出来他的思想是与昆顿的理论极为接近：
　　“人们不肯为事业而死，但却肯为理想而死。要生存的人却必须要战斗。在这个世界上，凡是不想战斗的人也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法律即为永远的斗争。为了恢复日尔曼的权力，你们不应询问：“我们怎样的制造武器？”而应询问：“我们怎样的培养一种精神，使这个民族能够负起武器来？”雅利安人的伟大，其基础并不是他的智力，而是他愿意牺牲一切以来为团体服务的意志。这种心理态度足以强迫私利退后，而让公义出头。这也是任何种类的真正人类文明的第一先决条件。追寻一己私利的人是不值得一顾的，而牺牲自己幸福的英雄则值得歌颂。”
　　德鲁克（P．F．Druber）在其所著的《经济人的结束》一书中，对于这种教条曾经有极精辟的批评：
　　 “若认为极权主义中的这种号召牺牲的理想，只是一种伪善、自欺之谈或是宣传高调，那才是大错而特错。它是从失望的深渊中长成出来的。正和一八八〇年虚无主义在俄国的流行一样，它可以吸引最高贵的和最勇敢的青年人，今天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这些战后一代中的优秀份子拒绝与这个现有的世界妥协，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既无值得一死的真正价值，而又无值得一活的活跃思想。”
　　除非对于这两种神话——经济人与英雄人——的斗争有所了解，否则对于一九三九年的浩劫也许就无法了解，而会认为这完全是天命了。
　　希特勒的父母为奥国人，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出生于莱茵河上的布劳瑙（Braunau）。当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投入了巴伐里亚第十六步兵团当兵。在所有的新兵中，也许更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他这样的合于“彻底的无产阶级”的资格。凭着军功，他获得了不少的勋奖，可是说也奇怪，他的阶级却始终只升到了下士为止。
　　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军在康宾森林中投降时，希特勒下士正睡在医院中，他因为受了毒气伤，眼睛已经半瞎了。谁也不会预料到将来有一天，这个默默无名的小兵，会在同一个地点接受法军的投降，并且把他的卍字旗从大西洋插到了伏尔加河上。
　　这是什么力量使他能有如此的成就呢？一方面是由于他具有政治天才和特殊的领导能力，但是另一方面，比较最重要的，却是他自信是受了神的指示，来领导日尔曼人民走上复兴的道路。他是一个中了“神毒”的人，他相信散布不公正种子的人，应自食其恶果。
　　使他着了魔的即为凡尔赛条约，它与威尔逊十四点的精神是完全不符合。一九二三年，潘卡里侵入鲁尔地区，破坏了德国的币制，扫灭了德国的中等阶级。在一九二四年到了一九三〇年之间，德国的外债增到了七亿五千万镑，使德国人民感到民不聊生。最后美国证券交易的总崩溃，更使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之间，全世界上都发生了金融上的不景气。
　　在一九三〇年，德国人民仰赖政府救济生活的共一千七百五十万人，在一九三一年，共产党的选票增到了五百万张以上。在那一年，有一位美国记者尼克波克（H．R．Knickerbocker）在他所著的《德国——法西斯乎？苏维埃乎？》一书中，估计至少有一千五百万德国人是不能完全吃饱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二是仇视资本主义的，而过半数以上是反对现有号称“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次年，希特勒即在这个局面之下获得了胜利。诚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在一九一九年，他简直不能算是一个人，当时他加入了一个不知名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自称为“日尔曼劳动党”，一共只有六个党员，他就做了第七名党员。一九三二年，这个党改名为“国家社会日尔曼劳动者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在七月间的大选中从三干六百万张的选票中，他一共获得了一三、七七九、〇一七张之多。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命令他以最大政党的领袖身份，出任德国总理并组织一个政府。一年之后，在六月三十日那一天，希特勒开始清党，用一连串的暗杀手段，把异己份子杀死数百人。最后到了八月二日，兴登堡元帅逝世，于是他就取消了总统制，而且任德国人民的元首。
　　除非是亲眼目击的人，否则对于希特勒的勃兴，简直会认为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神话。早在一九三四年，当赫斯（Rudoff Hess）代表全体纳粹党人向希特勒效忠时，其所说的话从麦克风中传到了每一个德国人的耳朵里，在他们的内心中引起了共鸣。
　　“这个宣誓使我们把生命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照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人是替天行道的。不要用你们的头脑去寻找希特勒，他是存在于你们的心灵之中。希特勒就是日尔曼，日尔曼就是希特勒。日尔曼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上帝。”
　　尽管他的敌人曾经宣称这个非常的人物，是一个魔鬼，是一个疯人，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轻视事实——他曾经扑灭了在德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完成了许多惊人的伟大事业。实际上这个人是具有二重人格的，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位“真神”。假使不是如此，则有许多事实就都会无法解释。劳合－乔治总要算是一个智慧超群的人，当他在一九三六年访问过希特勒之后，回到英国时曾经发表他的观感说：“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比德国人更快乐的民族。在我所遇见过的许多伟大人物之中，希特勒要算是最伟大的一个。”邱吉尔也曾经说过：“假使我们的国家若是失败了，我希望也能找到这样一个领袖来恢复我们的勇气，和领导我们回到与各国平等的地位。”
　　希特勒的目标是拿破仑式的：在德国控制之下，建立一个日尔曼大陆体系。同时，他的手段也与那位大皇帝的相差不远：把德国从国际性资本主义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联合所有的日尔曼民族共同组成一个第三帝国，在东欧建立一个所谓“生存空间”。他认为这对于德国的经济安全是有必要性的，正好像拿破仑认为莱茵联邦对于法国的战略安全是有必要性的一样。
　　希特勒认为只要国际货币制度还是以黄金为本位的，则一个能够垄断黄金的国家，即可以使缺乏黄金的国家屈服于其意志之下。这个手段就是吸干其外汇的来源，迫使他们必须借债以来维持生产。他的理论是说：“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又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所以他决定：（一）拒绝接受国外的借款，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二）用直接易货的方式以来获得输入品，必要时并补助输出。（三）停止所谓“外汇的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依照政冶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此国移到彼国。（四）当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国外借债。
　　因为当时国际金融的生命，就是寄托在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营利的行为之上。所以希特勒的政策简直是切断了它的生命线。假使若是准许他成功了，则其他诸国势必都会起而效尤。若是所有缺乏黄金的国家，都纷纷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则不仅无人借款了，而且黄金也就丧失了它的权力，所有的放债者都只好关店了。
　　这支财政性的手枪，尤其是直指在美国的身上，因为它是世界上黄金的主要供给者，而且它的大量生产制度使其必须输出其产品的百分之十来避免失业的危机。此外，又因为希特勒对于犹太人采取野蛮的虐待政策，所以当然得罪了美国的犹太籍的金融界巨子。当希特勒做了德国首揆后还不过六个月，纽约的一位富翁乌特梅耶（Samuel Untermyer）就开始向他挑战了。他主张向纳粹主义展开“圣战”，呼吁对于德国的货物，商船和劳务，都采取经济上的杯葛主义。美国的国务卿赫尔（Corded Hull），也依照一九三四年的贸易协定法案，坚持的主张美国的国外贸易决不能因为外汇管制，政策专卖和易货制度而受到任何的损害。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间，希特勒已经使德国的失业人数由六百万人减到一百万人，繁荣与复兴的程度简直使英国人感到害怕。据说在一九三六年，邱吉尔也正像一九〇七年的巴福尔一样，他曾经告诉美国的伍德将军（Gem R．E．Wood）说：“德国是已经变得太强了，我们必须把它击碎”。到了一九三七年九月间，美国又开始发生了一个新的大萧条，其扩展的速度也是非常的惊人。十月十九日，证券市场完全崩溃了，到了十一月间，据调查全部失业人数已达一千一百万之多，另外还有部份失业人数五百五十万。对于这种困难的国内情况，必须要设法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尤其是总统大选又已经迫在眉睫了。所以在十月五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其著名的“检疫演讲词”（Quarantine Speech）。他痛斥现有的恐怖性统治，认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并且呼吁美国人不要幻想以为美国可以幸免，西半球可以不受到攻击。最后提出建议说，增强道义标准的最容易措施，即莫过于对侵略者实行国际性的防疫隔离。不久之后，这个主要的侵略者也被指明了出来。巴鲁赫（Bernord Baruch）曾经向马歇尔将军（Gen. G. C Marshall）说：“我们应该把希特勒这个家伙打倒，不让他的那个玩意儿成功。”什么玩意儿？可能他所指的就是希特勒的易货制度。因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间，巴鲁赫曾经把他与美国总统会谈的结论，公开发表如下：“假使我们能够把价格压低，则并无理由说我们就不能够把主顾们争取回来，因为战争的缘故，敌国必须放弃他们的主顾。于是德国人的易货制度就会归于毁灭了。”
　　在不列颠，对于易货制度也同样的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驻伦敦的波兰大使报告他的政府说：英国的海外贸易部长哈德逊（R．S．Hudson）曾经向他说过：“不列颠政府决定不放弃在欧洲的任何那一个市场，也决不放弃其经济上的优势以来使德国坐享其利。今天我们正在经济领域之内进行谈判，来摧毁德国人的易货制度。”这个经济战争是已经激烈到如此的程度，所以舍伍德（R.E. Sherwood）在其所编的《霍普金斯白宫文件》一书中，曾经有过下述的一段记录：一九三九年四月间，美国大使馆中驻柏林的代理武官向华盛顿当局报告着说：“目前的情况是已经十分的明显，德国是已经在积极的进行一个战争。这是德国为了其生死存亡而作的经济战争。德国的货物必须要有市场，否则就只好坐以待毙，而德国当然不愿意死亡。”
　　当我们考虑到第二次大战的经济原因时，内心里必须要记着，也和第一次大战一样，这种两个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斗争是无所谓是非善恶的，而只是具有生存的价值。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优势而战，与希特勒为了其易货制度而战，在善恶上来说是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对于他们而言，这都是存亡之所系，这都是贸易竞争的产品——也是工业革命的后果。




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　　
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　　　　
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二、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 (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而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震撼，论据必须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翻翻文革的大字报，保证有所印证。　　　　
差不多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　　

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放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　　
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　　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　　
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　　　　
 
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
　　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J?P?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 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　　　　
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偏袒却是毋庸置疑的明显。　　　　
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

三．资助希特勒的工业寡头们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此时一战勇士穷途潦倒，二战豪杰尚未登上舞台，灯光下活跃的是一批当代英雄。德国需要钱，华尔街需要能赚更多钱的钱。货币和货币的交流没有语言文化制度历史种种障碍，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直截了当的尔虞我诈。　　　　
1924年到1933年，在道斯计划和杨计划之下，通过华尔街的国际财团经手流入德国的贷款总额为330亿马克，其中的最大三笔款项，分别建立和帮助了三家大工业卡特尔。　　　　
“卡特尔”这种垄断形式最早就源于德国，词根也是德语，指的是把小生产厂家由统一定价限量的协议联合起来，控制某一种行业的整个市场，比方说OPEC组织就是一个卡特尔。卡特尔的特点是简单有效，缺点是不够稳定，每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动机。但是在德国这种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较合适，它从汉撒同盟时期开始就有一个悠久的信用传统，背信弃义的事不太流行。美国的资本进来之后，很快就看中了这种垄断形式。银行家们的操纵方法很简单，控股其中最强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让它们在一两种基本产品上占绝对优势，进而控制整个卡特尔。　　
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I.G.法本，它们分别控制了电力、钢铁和化工行业，把握了德国的工业命脉。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投资者直接进了它们的董事会，顺便说一句，战后他们都没有因为给希特勒的政治献金受到审问。
　　这三个卡特尔的美国债主子和经手人皆为华尔街银行中最显贵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 哈里斯福布斯（Harris，Forbes）；国家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　　公平信托（Equitable trust）……　　　　
美国资本促进了德国工业的迅速卡特尔化，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经济环境和金钱资助之外，这个结果本身也被上台后的纳粹当作宝贵遗产和大好经验继承下来。纳粹的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业界大搞卡特尔，用巨额订单喂养它们，整合出几个高效又听话的巨型战争齿轮来，纳粹党人可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Fans。
　　　　
这是后话，目前还轮不到希特勒说三道四。中学政治课本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家阶级挑选了代理人某某，旁边还常给配个图：一个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个干瘪猴瘦戴礼帽的，俩家伙正在弹冠相庆。话倒没说错，不过和没说差不多，反正我感兴趣的是某某怎样被招聘录用为资本家代理人的，这种好事怎么才能赶上哪。　　　　
希特勒也不是个第一眼帅哥，开始没人觉得他能成气候。当时德国政坛风起云涌，政党林立，国会席位非常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投票难以出现优势多数，几个党联盟起来可以有简单多数，但是中间一出个反水的，马上优势就没了，这种状况正好给小党派提供了砝码，在分裂和混乱中找到机会出头。
　　1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取得107席，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这个胜利令人吃惊，也来之不易，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只有可怜的12席，但是毛主席说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

     希特勒全国奔波，四处演讲(参看附录)，外加到处赠送他的大作《我的奋斗》，功夫不负苦心人，渐渐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资助者。上面提到过的卡特尔——“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以及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这些工业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为他强烈支持禁止罢工和工会活动。　　
老鼠和猫，钱和选票，一样都不能少。希特勒转身讨好工人用的许诺是消灭失业，提高福利。这个诺言当时听来格外动人，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经过6年的资本输出，现在德国总共欠了美国70多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美资。华尔街一崩溃，银行出现挤兑，开始从国外急调资金回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把德国拉进了深渊，生产收缩，失业率骤增。那边凡尔赛赔款还没完呢，杨计划规定每年必还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费税保证的，结果结结实实转嫁在了民众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来希特勒的极右翼主张在主流社会总是被当作笑柄，现在却有不少人真的追随他了，希特勒的煽动迷人之处在于简单直接——不还钱！赔款和债务是由这些外国资本家、犹太佬和卖国贼造成的，老百姓凭什么负责。　　　　
然而，听得热血冲脑，怒发冲冠的人们哪里想到，希特勒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想办法扩大外国资本对他的支持。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选举胜利的前几个月，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从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上辞职了。　　　　
沙赫特辞职和杨计划后续谈判中与政府的摩擦有关，他对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让步十分不满，在没有通知政府的情况下，他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封信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后，德国政府大为震惊和丢脸，财政部长公开和他闹翻了，在兴登堡总统的压力下，沙赫特愤然辞职。　　
这次离职对沙赫特的影响是微妙的，首先深觉羞辱，他是第一个没到任期就被赶下台的帝国银行主席；同时也委屈和愤怒，且不说当年力挽狂澜拯救通胀的功劳，就是这两年领着谈判队伍，寸土必争一条一条争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视，也让他觉得寒心。他离职后马上去了美国，应邀在各大学里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　　尽管他评价希特勒的文笔在糟踏德语，但是对里面表达的观点却心中一动。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不再让他寄托希望了，那么换一剂猛药如何？　　
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

　　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沙赫特显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给了个小小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长）。我看沙赫特回忆录写到这里，想象博士忍耐着这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还特别能侃的主儿，顿觉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阅人无数老奸巨滑的人物，怎么会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乱的理论忽悠了去呢？　　

答案似乎出现了一点影子，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　　
共谋！考察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各种目的与意志盘根错节纠集在一起，我们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合力的表现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老百姓还有与纳粹合作的美国资本家，都怀着各自目的处于合力当中。能造时势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有幸拿到最后一块图版的人。　　
不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还是勃勃的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沙赫特帮希特勒弄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　　　　
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当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他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希特勒在财运上终于告别诸多蝌蚪，遇见了一群牛蛙。这笔钱十分阔绰地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选完之后还剩了大约60万。　　　　

除了筹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表达了德国工业寡头，以及站在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对希特勒上台和进一步统治的认可。就拿占总献金额30%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国子公司就占45%了）来说，此时它的董事会包括了华尔街和美国实业界最显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以及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的主席。　　　　
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马上就要宣判了。

谁为战争付了钱？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　　
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　　
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柴斯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

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

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

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象前几年

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 "　　
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　　　　

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　　
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I. G. 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　　 　　

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　　　　
象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象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　　　　

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镀金时代的秘密与巫师的命运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以前的内阁总理换来换去，愿许得真不少，每次但听环佩响，不见美人来；佳人不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通胀明天衰退加上还不完的外债，来的都是这种牛鬼蛇神，真叫人无语凝噎。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祗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隐然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样的演讲才华，只消在公共场合露露小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立马如醉如痴。　　　　
那么，如果这时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话，是不是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了，然后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对比希特勒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国家干涉，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罗斯福的叫“新政”（New Deal），希特勒的叫“新计划”（New Plan）。诚然，在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条件下，大家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比较行之有效的也无非国家垄断主义那一套。然而，同样的照方抓药，各国家底不同，人家吃独味人参，你可能只弄得起点参须，贾府的方子刘姥姥看了也是干瞪眼。美国的广阔幅员、丰富资源、生产潜力没有一条德国能望其项背，这且不提，单单说通货这一块，它就是一战最大的获利者，加上延续下来一贯的高保护关税政策，资本对外扩张多年带来的惊人收益，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战后年年赔款的德国怎么比？有黄金和外汇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货币贬值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玩赤字游戏而不导致财政破产；换了你行吗？
　　
摆在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顿无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样，这个老巫师如同听到召唤的战马，再一次奔向危机时刻的舞台，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的自信不疑。他的确带来了新节目，电光火石间只见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在一个基本没什么财政准备金的国家里干事，只能使上点无中生有的办法，这个`“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抢，只不过大盗剪径变成了国家没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怜的犹太人；文的就不那么简单了，沙赫特一开始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印钞机来做启动。　　我查阅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几次，大多都说他为了重整纳粹军备，怎么热衷搞通货膨胀，仿佛他是个金融狂人。这个印象之由来，以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和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关。他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大概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人家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孔博士虽然堂堂名校海龟，贵为两位国家元首的连襟，理财的本事还是比不上敛财的本事。沙赫特开动过印钞机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总体上却是紧银根的，这意味着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的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将“拖”字诀发挥到了极致。
　　
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建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
　　　　
沙赫特在“新计划”期间之卖力，确实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可是，随着时光飞转，随着军队强大起来的脚步，这个精明的老巫师没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标并不是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贸易霸主，他把经济全权交给他，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感兴趣。赌桌上再有千般计较，总还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给他的更多，更直截了当。　
　　　
1936年开始，形势看上去正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却开始隐隐感到问题不妙，像一个在舞台上停留过长时间的魔术师，他发觉帽子里已经没有新兔子可以变了。首先是德国在军备上的畸形投资，占用了他千方百计从国际金融界弄来的，和从国内人民牙缝里抠出来的大部分外汇，他主持修订的经济法律严厉到对私藏外汇可以判处死刑，却仍然难以应付军队巨大的钢铁胃袋；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的动静实在太大，其他国家虽然有跟着起哄沾光的一面，却也有惊心警惕的时候，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逐步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来自希特勒和他对经济政策的要求在本质上有分歧。希特勒对经济完全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如果把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零星高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简直没有他们没主张过的观点：支持国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张自由竞争、主张计划经济、打击垄断、保护垄断、限制利息、反对限制利息……总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实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政治要求服务。虽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报纸上撰文，说元首“领导了每一个经济计划、参加了每一项法令制度的修订”，其实希特勒在其中的贡献，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对《卖花姑娘》音乐创作的贡献差不多。沙赫特将高帽子奉送得这么慷慨大方，恰恰因为希特勒当时没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领导打算亲切关怀了，沙赫特与纳粹的蜜月期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1936年秋，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从这个“四年计划”诞生开始就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因为它的掣肘争权，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的，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虽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贸易信奉者，但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对德国的致命意义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德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去消化国内的经济波动，因此一举一动都和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要不他那么辛苦节省外汇干什么？一旦风吹草动，马克受到攻击，以当前国内的信用“圆环套圆环”遍地打白条的现实，这场热热闹闹的“经济复兴”搞不好立马变成镜花水月！“四年计划”在他不仅达不到什么自给自足的目的，反而会摧毁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成就，并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德国信用的怀疑。　　
沙赫特愤然指责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这场争执中会支持哪一方呢？看看这位元首风向标式的言论吧。　　
“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 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 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兆是，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铅云低垂，斜阳诡异，沙赫特独坐在帝国经济部办公室里，看着多年围绕在他鞍前马后的工业家们，蜂拥着向戈林的订单扑去，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间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虽然他之后的人生依然颇有戏剧性，但已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　　
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侵略战争筹资（这一点无可置辩），而且在奥地利合并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国银行的手伸了进去，但是从本质上他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德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去行动的。然而，“大炮和黄油”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有自身合理的惯性，对一种成型的政治文化来说，经济力量可以是发动机，却从来不是刹车。何况这“惊险的一跳”在好日子里难道没有露出过征兆吗？希特勒也许是个魔鬼，但很难说是个骗子，他的基本主张——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扩展论从来直言不讳，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后必将引向战争。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只不过，象十日谈里古老的故事一样，希图利用魔鬼的最后难免沦为魔鬼的奴隶，或者，魔鬼和人类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界限？　　　　

纽伦堡的美国人放过了沙赫特，他的祖国却没有原谅他，战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然而华尔街呢？J。P。摩根财团呢？那些显赫的信托银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这些工业帝国呢？伯尔尼和日内瓦赚得钵满盆满的金融家和军火中间商呢？即使在战败的德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托拉斯们，总电力公司、法本、联合钢铁，谁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触动了呢？在两极格局的战后世界中，又一轮金钱和控制的奇妙博弈开始了……　
　
你看你看世界的脸。　　
“波丽娜，她无处不在，她就是社会……”——巴尔扎克《驴皮记》　　　　
这篇大而无当的文章结束之前，不妨再对沙赫特苍老的背影目送一程。这个精装的伏冷脱，失去法术的老巫师，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41年一个公开场合上。希特勒的问题依然和华尔街有关，他问他是否能再去美国一次，争取华尔街新的贷款。这次沙赫特没有丝毫犹豫地告诉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是他对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华尔街与纳粹德国这出人间喜剧的最后落幕。　　　　
亚尔马。沙赫特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
　　
他象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姿态难看却总能安全地四脚落地，一时的凶险也变成了因祸得福的契机。读他那洋洋洒洒一册又一册的回忆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甚至还在监狱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儿子战死，自己等待受审、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71岁的老巫师写道：　　
“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种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对第三帝国那种狞厉嚣张的美。也许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细节。当写到他的爱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文风铺张华丽的沙赫特只淡淡说了一句：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　　
可是呢？　　
他活到了93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年青人死于这场战争。　　
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陈词滥调，有时候却真的难以替代：　　
愿后人勿复哀后人！

华尔街借钱给德国购买华尔街控制的美国工业的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再投入德国军工业以扩大投资。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奥秘即在于此。对于华尔街金融寡头，这样可以控制德国经济，赚取暴利。
　　 但希特勒并不甘心于寄人篱下。他说过，“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依靠华尔街德国重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此时的希特勒意欲在这个基础之上打破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建立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经济新秩序。
　　 希特勒所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华尔街控制的德国金融体系转移到政府手中。很快，政府便完全控制了德国国家银行，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1934年12月5日的德国信贷法使政府可以监督银行业务活动的各个方面，政府不仅能要求知道银行各项办事手续的全部细节，而且能对银行放给私人的贷款实行严格的控制，以保证它们的目的完全符合政府的全盘计划。政?还严格控制金融市场来适应国家的长期目标。比如，新股票在发行前需要通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其是否可能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纳粹政府严格控制外币使用，管制进口，管制外国人使用德国银行的贷款，管制德国人向外国人出售马克。比如，德国贷款马克给巴西，但这些钱只能用于购买德国货，而不能到德国银行兑换成黄金。
　　 严格管制的措施会降低进出口贸易量。沙赫特又和各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的汇划结算协议。所谓汇划结算协议，就是德国进口商向德国央行账户支付马克，至于出口商是立即得?当地货币付款还是等待一些时日，则取决于德国政府的出口政策。有些商品，外国央行接过限制使用范围的马克后立即向出口商支付当地货币，这将使出口国家国民收入没有变化，不仅是来自德国的进口品不能增加国民收入，而且整个进口品都不能增加国民收入，此即支付原则。还有些商品，德国央行先让出口商等待，一旦德国的某一个进口商能够从德国购买商品之时，该进口商才能用当地货币购买马克，而央行则用这笔当地货币来支付原来的那位出口商。这就是所谓的等待原则。
　　 因此，德国可以通过关税与适当的汇率，来限制进口或者促进出口。比如，在进口方面又可搞买家独家垄断，政府对进口商品都征税，或者向进口商卖出外汇，其汇率比从出口商那里买进时高出很多，政府收入得以增加。如果目的是进口而不是出口，以特殊方式即从国外借钱的方式改善国际收支，就可以用补贴汇率自由进口，但按很高的汇率出售外国需要的出口商品，为出口造成困难。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垄断的好处，改善贸易比价，对于国外需求不受价格影响的商品，汇率可以提得很高。而对于供应不受价格影响的进口商品，汇率可以压得很低。
　　 沙赫特创造了200多种货币、银行券、债券和各种五花八门的信用工具，与汇划结算协议相结合来调控资金的流向。比如旅游马克只能用来支付在德国的火车、旅馆和饭店的账单，机床马克只能购买德产工作母机等机械设备，啤酒马克只能购买德国产的含酒精的饮料，而钟表马克则只能购买德产钟表。通过这种方法，德国有垄断地位的商品如仪器与光学设备，将不会被低廉的马克买走，而只能用来换取真金白银或是德国需要的外国商品。这种?殊的马克其实是放弃了黄金而以某一种物品作为其发行的储备。这是因为当时的黄金储备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
　　 此外，大量增发的各种信用工具只能用在基建或军工等生产领域，而不会进入消费品市场，通胀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比如，1934～1936年发行的专门支付给军火商的米福债券就是如此。在沙赫特的撮合下，西门子公司、古特霍夫农冶公司、克虏伯公司和莱茵金属公司这4家德国支柱企业成立冶金研究有限公司。出自这家公司的米福债券便由一些资本有限、向德军供应物资的小公司出票，金属研究公司承兑之后到帝国银行去贴现，或者向资本市场出售。1936年，米福债券的未清偿总额达120亿马克，支持了当时德国军备重整一半的费用。到了1938年，沙赫特又发行了供应商国库券来支持军备重整。
　　 但经济自有其规律，信用扩张与通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防止通胀，除了高税率和控制发放红利外，德国还有种种有关物价和工资的规定。根据1936年10月29日的一项法令，德国设立了一个物价管制委员会。先前授予任何政府部门的监督、批准或规定物价的全部权力，都移交给了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他不仅负责为到达最后消费者手中的商品规定价格，而且?责对生产过程中各个中间阶段中的价格进行监督。
　　 从1936年起，德国物价政策的基础就是1936年11月26日的冻结物价法令。根据这项法令，除特别许可的以外，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禁止任何物价提高到超过1936年10月17日的水平。由于物价冻结不仅冻结了个别商品的价格，而且冻结了各种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德国物价一直保持稳定，批发价格指数（PPI，以1913年为基数100）从1936年到1939年仅从104.1上升到106.9。
　　 当然，对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最为釜底抽薪的是易货贸易的国际结算方式。当时国际金融家获利方式仍然停留在19世纪的旧模式，也就是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盈利。如果德国的易货贸易被其他缺乏黄金与外汇的国家所仿效的话，国际金融家不仅很难找到借款人，而且其财富也要严重缩水。随着货币与实物之间关系的脱离，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的主导权自然而然地就会被瓦解。
　　 仅在1934年，德国就完成了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于大豆和石油的易货贸易合同，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涉及铝矾土和镁的易货合同，与丹麦关于家畜、黄油和猪油的易货贸易合同。德国还和中东欧建立起紧密的贸易关系。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占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总贸易额的15%左右，到了30年代末，这个比例提高到40%。沙赫特禁止德国企业未经政府允许就进行国际贸易。所有国外债权人在德国只允许使用德国马克。
　　 为了贯彻这一政策，沙赫特在德国设立了24个监控站，时刻监视着德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根据国家的战略需要，沙赫特将商品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粮食、铁矿砂、钨、锑、铬等稀有金属等级最高，其次是煤炭、有色金属、矿物油、化工产品、润滑油以及棉花、羊毛和橡胶等。到1936年，德国已经签订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平衡。在“二战”爆发前，德国国际贸易中的83%是通过易货贸易方式进行的。
　　 沙赫特的想法是从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找到漏洞，循序渐进地让德国也分一杯金融霸权之羹。而希特勒则求快求速，意图一蹴而就。结果到1938年，沙赫特被解职，戈林从沙赫特手中接过对德国经济与金融的控制权，他便将政府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置于德国经济之上。
　　 有破则有立，德国企业建立新的经济与金融体系。接替沙赫特经济部长位置的是瓦尔特•丰克。他是受戈林委托的制订新秩序计划的部长。新经济秩序是将欧洲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运作。德国将成为欧洲大陆的工业中心，周围是一批组织起来供应它所缺少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国家：东南欧将增加农业生产，放弃军备及辅助工业；丹麦将减少养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将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甚至?国也将被看做是一个农业国和粮食输出国。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必须要成为欧洲金融体系的核心，正如丰克所坦然承认的：“我们决不奉行一种会使我们依赖黄金的通货政策，因为我们不能使自己受到一种我们无法决定其价值的交换媒介的约束。”欧洲的货币将与黄金完全脱离，成员国之间的交易将在固定兑换率的基础上进行。德国将双边清算协议扩展为多边贸易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所有的欧洲国家将通过设在柏林的一个中央票据交换所，用德国马克来结算其贸易账目。柏林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二战”期间，德国便根据既定方针在欧洲打造起新经济秩序的雏形。德国人首先没收和强迫收购被占领国家政府与私人拥有的黄金和国外资产，干涉被占领国家国内流通的货币，把这些货币同德国马克的兑换率人为地定得很低，勒索占领费，征收罚金，以及改造并周密地控制被占领国家的银行系统。
　　 1939年9月，德国信贷银行在波兰创立，信贷银行有权将高达10亿马克的款项贷给德国供它在占领区使用，也可发放短期抵押贷款，贴现和接受不计息的转账及存款，以及发行票面额从50芬尼到50马克的纸币。纸币的准备金包括：德国信贷银行由于贷款和贴现的票据而拥有的资产，德国货币的准备金，在德国国家银行和各票据交换所的贷方余额，德国国库债券的准备金，以及给予德国的贷款。这些纸币在被占领国家内按固定的兑换率同该国的货币一起流通，兑换率通常大致相当于入侵前的比率，它们不能随便兑换成德国国家银行的钞票。这是一项必要的规定，用来防止因发行大量德国信贷银行纸币而造成的通胀影响到德国本土。
　　 德国还以金融手段控制外国企业，其中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征服欧洲工业的主要工具之一。它们通过诸如连锁董事会、股份所有权、代表投票制和操纵新的放款等方法，控制有关国家的主要商业银行，从而控制与这些银行有关的工业企业。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分别接收了波希米亚联合银行和波希米亚贴现银行后，就使德国控制了波尔迪纳尔铸造厂、克拉洛多沃尔水泥厂、布尔诺第一机械厂、波希米亚铜厂、索洛火柴垄断企业、金刚砂厂等该国的主要工业企业。
　　 不过，打破甚至摧毁英美金融帝国的唯一的最有力的金融武器是多边清算协议。到1941年年底，德国已同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国家谈判了清算协定，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也进行了很多这样的谈判。后一类协定中有些是通过设在柏林的中央票据交换所结算的。在那段时间，柏林成了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马克成了居统治地位的货币，许多国家开始通过柏林以马克来结算它们的全部国际贸易。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德国则凭借占压倒性优势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强迫贷款国提供巨额贷款。换而言之，整个欧洲被迫不断供给德国它所需要的任何可以买卖的东西。
　　 通过建立欧洲经济新秩序，德国人将战争造成的通胀全部输出到其他国家。德国信贷银行纸币有意在被征服的国家增加流通的货币量，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实际上，即便这种纸币被收回，也未消除通胀的压力。原因在于它们只不过由数目相等的本国货币取代而已。柏林的德国票据也起了制造通胀的作用，这等于德国人拿到商品却不付钱。按1939年的物价计算，1940～1944年，德国从被它占领的国家和被它统治的国家至少掠夺了1 040亿马克的财富，约占德国GNP的14%。
　　 其他国家的政府为了防止出口商破产，只好通过无限制地批准贷款来垫付货款，结果货币发行量大为增加，通胀恶化，商品供应减少，甚至在希腊等国造成了政府财政的全面崩溃。而在德国，通胀趋势则受到强有力的控制。在外国进行的征敛，增加了可以获得的商品数量而又丝毫未增加流通的货币数量，大大削弱了通胀。

　　　　从本质上讲，德国、英国与美国之间在金融上的争霸并无善恶之分。其实，希特勒本人并没有发动世界大战的企图。开战之前，德国军费开支占GDP才15%左右，与英国相当。1939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德国已削减了军费开支，结果英国军费比例大为超过德国。一直到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之前，德国军备生产都一直在下降。结果，即便在战时，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未下降，因为希特勒不希望因此而削弱了自己在德国人民中神一般的形象。
　　　　自始至终，希特勒的胜利秘诀是政治智慧，而不是军事征服。希特勒并不认为德国有同英美苏三大国的联盟发生长期战争的可能，他自信自己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若不行则通过一系列小规模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他看来，在政治手段和进攻波兰的小规模战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希特勒本人也知道，一旦国家综合实力与军事力量成为决定因素时德国便会完蛋。
　　　　德国的领土扩张与日本的侵略也有本质性的不同。“光复”与“侵略”只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描述同一件事的不同词语。从欧洲历史来看，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统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土地。遗憾的是，德国一直到19世纪中期都未结束分裂状态。俾斯麦虽在1871年创建了新德国，但却把奥地利以及其他德意志人居住区排除在外。希特勒收回萨尔地区，派兵进驻本国的莱因地区，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站在德国人的立场看，无非是收复久远的故土。
　　　　纳粹德国唯一的遭人诟病的犹太人大屠杀也不是没有辩解的理由。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食利者阶层的犹太金融家被逐出欧洲经济圈。比如那个风光百余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的财富与权势便被纳粹德国破坏殆尽。1938年，《犹太人资产登记法令》颁布后，罗氏家族的财产受到严重冲击。第二年，几乎所有的罗氏家族的慈善与教育机构全部被解散或被国有化，而罗氏家族很多人都沦为难民。维也纳的罗氏家族掌门人路易斯•冯•罗斯柴尔德被逮捕和关押，直到他在奥地利的所有资产都被转让给德国政府后才被释放。他在法兰克福的豪华住宅以61万马克的超低价被政府征收，一百多年来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则以象征性的230万马克的代价被政府收购。位于捷克的维特科威兹钢铁厂都被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兼并。这些对于欧洲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刚开始，希特勒也未动过灭绝犹太人的念头。犹太复国主义者曾与纳粹合作，希望将犹太人迁移到某个地区重建国家。但是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均不接收犹太人。英美列强甚至暗自高兴，希特勒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愿公开做的事。直到美国对德宣战，德国人认为这是犹太财团鼓动的结果，于是开始屠杀犹太人以示报复。如果说德国是屠杀犹太人的元凶，那么英美两国就是将犹太人送进屠宰场的从犯。
　　　　对德国人来说，维持现状不是和平，而是屈服于英美。英美保住一战胜利果实，德国则想消除其失败的影响，突破英美在政治、经济与金融上的霸权。这都无可厚非，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所写的：“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尽最大的努力谋求它自己的利益，至多由于错误而不是由于罪行受到批评。像往常一样，俾斯麦在谈到1866年奥普战争时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奥地利反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提出要求一样不是什么错误’……希特勒的目的是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或许更久以后成为世界的支配性大国。其它强国过去追求相似的目的，现在仍然如此。其他强国也把小国看作他们的仆从国。其他强国也试图用武力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
　　




【附录】

希特勒演讲：为日耳曼民族而战

（作者:希特勒 ）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站在德国人的土地上！站在柏林，这块我们祖先用鲜血和尊严浇灌的土地上！我的身后，是安德烈.柯里昂的雕像！他是全世界公认的自由斗士！他是全世界的光！”

“我的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在屈辱中呻吟的民族！”“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

“你们或许要说：希特勒先生，我需要一个工作，一块面包。是地。你的说法很对，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是自由！那就是尊严！”

“只要阿尔萨斯和洛林上空一日还飘扬着法国的国旗，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那些法国人、英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我们地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在欧洲的版图上，这个叫德国的国家四分五裂积弱不堪。我们地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其他国家的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德国这个字眼的时候会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块面包！而是一个生存空间！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这生存空间，不是靠乞求和抗议来实现的，而是靠铁和血来实现的！”

“别人欺辱我们，哪怕是最弱小的民族也来践踏我们，我们只会叫着：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这样的人。是没有骨头的！这样的人，是低贱的！我们应该用大炮地震耳欲聋声让敌人颤抖！我们应该碾压他们的尊严、生命，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群只知道抗议的懦夫！”

“你们要记住，一个只懂得抗议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国家！一个只懂得抗议的政丶府，是一个没有骨头的政丶府！当我们地尊严、领土、生存地空间都遭受践踏的时候，还不知羞耻地抗议地政丶府，我们是不需要的！你们最后也会抛弃它们的！”

“我很骄傲，在你们这些人中。这样没有骨头的人，少之又少！我的面前，是一个留着千年不屈血液的军团！这血液，曾经在我们祖先的血管里面流淌过，他们没有屈服过！现在，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汩汩奔涌，你们告诉我。你们愿意它冷却吗！？”

“能够团结人们的。有两件东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我们有雕刻在德意志旗帜上面的伟大理想，我们会为这理想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在今天的柏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只有这理想！凡尔赛条约，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我们有拒绝执行它的决心和理由！做你们想做的吧！就像本杰明.马丁拿起枪，就像他带领着他的同胞们高举着那面自由的大旗英勇杀敌一样！假如你们期望战斗，那就去战斗吧！然后我就能够看到你们是七千万奴隶还是七千万坚贞不屈的日耳曼人！”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阿道夫.希特勒，也会想本杰明.马丁那样，举着属于我们德意志的大旗冲在最前方！哪怕是战死，我也会微笑着进入天堂！我会见到那些德意志的荣耀的祖先们，我可以昂着头颅走到伟大的腓特烈大帝跟前，我可以骄傲地对他说：我，你的子孙，没有给你丢脸，我为伟大的德意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们不为奴役而战！我们为自由而战！我们不是机器，不是牛马，我们是人！是从来没有屈服过的日耳曼人！”

“我们以自由的名义团结起来！为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而战！我们为人人有工作而战！为那些奴役我们的人滚出德国人的土地而战！为我们不需要整天喊着抗议而战！为我们的尊严而战！为我们的诺言而战！”

“为解放这个国家而战！日耳曼人，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荣耀而战！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骄傲地宣传：我们是从来不屈服的日耳曼人而战！”

“我的同胞们，德国和德国人民万岁！自由，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