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的非帕累托改进

   

 卢卡斯曾经说过：“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很难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二元经济的典型代表，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注目于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无论是来分析其独特的经济制度还是那与众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其经济增长的历程可谓是在世界民族发展之林中独树一帜。从寻常的思路出发，对于一个经济体的描述无非就是从经济体疆域的历史遗产和资源禀赋出发，进而介绍其与之适应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最终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在巴里·诺顿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一书中，作者高于此，却又不仅限于此。

对于中国，简单地分析资源禀赋和发展道路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的疆域足够大，任何资源的相对多与少都不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历史又足够长的，以致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多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实验先后发生；而且，中国人民的韧性足够的强，以致不同的经济体制都可以在同一历史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并行。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一书中，除却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对内特征的描述和整体对外政策的分析，作者明确将中国经济部门划分为了：农村与城市。距离本书出版近十年之际，再来读此书，不禁想起李克强总理当年强调乡镇企业发展的博士毕业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更让人不禁联想到被很多人赋予很大期望的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二元经济结构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对于中国，我们不但为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而且正处于非帕累托改革的风口浪尖。我们都有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在帕累托改进的条件下已经把这“社会蛋糕”做大到了极限，我们还能在未来分享更大的蛋糕吗？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不能单纯的按照政权的更迭或政策的变化来粗暴划分。但纵观全书，作者显然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几年来经济的腾飞更值得关注于研究。在开始先简要总结了中国的资源禀赋分布后，作者对于相对改革开放这一时间节点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遗产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而在紧随其后的章节中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曾经实施过那些特殊的经济政策，或是正在实施这些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比较特别的经济增长政策。而后，作者便用相当的篇幅分别对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经济增长路径进行的分析与展望。最后，从微观到宏观，作者不忘对作为世界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的中国的整体经济基本面进行描述，并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做了展望。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轫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先经历了“在不减少任何人的蛋糕份额的情况下，做大整个蛋糕”的帕累托改进期(即为文中“无受损者的改革”)，而后到了如今“不限制一些人获得蛋糕，就无法把蛋糕做得更大”的非帕累托改进期。当中国迈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贸易无论以任何方式计量都经历了一段持续稳定而显著的增长。中国对外开放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倒逼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步步涉入改革的深水区。从历届三中全会的发布决议的文字量来看，本届高达两万字的详细改革蓝图已经创下了新的记录。面对城乡差距的鸿沟和市场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双重压力，此时再来看一个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看法，确有必要。

当读到巴里·诺顿对于建国后中国农村经济的批评时，不禁想到数年前或许就是在本书刚付梓后，中央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农业税而且加大了对种粮大户的补贴。政策的制定肯定不是一时一刻的冲动，但像诺顿这样的学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必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建议。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长达数千年，而农业的发展与贡赋是封建王朝得以存在的根本。在此前提下，历史上存在的封建王朝政府根本没有减缓对农业经济的压迫的动机和可能。而到了建国后，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图存”，政府以非市场决定的农产品价格收购农业产出。正如作者所言，这一做法不咎于对本已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再征收隐性的农业税。

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其他发达经济体比如日本和美国，都对本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较弱的农业部门提供较高的关税保护或农业补贴。从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我们面临一个相对较低的世界粮食价格便可知晓：中国的农业经济实质上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分散的小片土地对农作物进行深耕细作的农业经济传统，是效率不高，处于弱势的需要保护的产业。但是在“先直起腰，后吃饱饭”的战略抉择下，以往对于农民利益的保护实质上也不可能。反而，新中国建国后工业的发展却需要农业的反补。前文提到，与他国不同，我国农业经济的参与者实质上是由难以计数的以单个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户，所以一直以来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的隐性税实质上对农民大众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担。

其实，以上对于新中国建国后农业发展落后工业的发展概述不过是对原书原文的转述，而相信巴里·诺顿也并不是发现这一矛盾的第一人。在某种程度上讲，看到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二元化的始端是由农业反哺工业是不够的，对其的重复不过是拾人牙慧。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寻找到在今后可行的政策来弥补城乡间的这一鸿沟。

想到李克强总理《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中提到的，将乡镇企业作为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以外作为过渡的第三元时，我们其实就不难理解本届政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乡镇企业发展进行政策倾斜的布局。与此同时，当我们看到中国城镇的大发展几乎与发地产业同期开始繁荣的现象时，我们便也可以理解在缓解城镇地价压力之外，政府放开“小产权”房入市的政策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希冀以房地产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在中国农村——这一与城镇相比“更广阔的天地”中继续发挥神奇的新政。

毋庸讳言，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业已释放完毕的今天，任何想从利益既得的群体中分出的利益都难上加难。处理不当，也许会被反噬，甚至引起社会的长期动荡。不愿意看到此的新一届政府必须找到一个出路：如果想在保持任何人都不受损的前提下，把蛋糕做得更大已经不可能。那么在中国政府政策一贯审慎稳健的风格下，就要求我们找到一条暂时触动最少人利益，受到最小阻力的改革之路。

以三中全会的导向来看，我认为答案便是农村土地改革与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并行。

农村土地改革所引发的城镇化和已明确提出的“房产税”势必会吸引原来聚集于城市的资金流向农村经济部门，而农村的城镇化不单单为乡镇企业释放更多的劳动力，提供更便捷和有效率的原材料供给和更加广阔的市场；这些利好也将更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初期成长。这一效应，从历史的纵向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城市工业对农村曾经的“反哺”的“再反哺”。巴里·诺顿在书中提供了更发达的省份的农村会有更大比例的土地出租率的支持数据，也正如作者所言：“政府对土地产权和土地转让的法律支持使得产权更加牢固，并因此为劳动力流动和土地再分配提供了便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产权总是好的。从世界范围内横向来看，每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门槛”的国家其农业用地都势必向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而对于中国如此富足的劳动力，只有以健康且数量众多的乡镇企业和茁壮发展的城镇化新农村来吸纳，才为目前中国改革可选择的，触动最少人的既得利益，得到最广泛支持的一条发展之路。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业部门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把国有企业和国家机构分离开来，时至今日，可以说这一过程仍旧任重道远。但我们也惊讶的发现，这一矛盾“似乎”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经理以利润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因为我们毕竟观察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的按照持续约百分之十五的年实际增长率增长，毕竟我们也观察到中国越来越深入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工厂”。

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工业部门的高增长、高产出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集中资源进行高投入的结果，而非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巴里·诺顿在介绍中国的工业部门时，还用专门的一章来介绍中国的人才储备与技术创新。结论在我们的意料之内，尽管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科学家与工程师队伍，但整体质量不仅国外水平。虽然中国抓住机遇进行改革开放，尽情的“享受”了三十年技术外溢的美餐，但在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原来远近，知识产权保护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理智告诉我们中国不可能再只靠改革开放带来的知识外溢加上举国之力对工业部门的高投入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放在今天的中国就是要实现打破国有企业不当垄断，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即要对国有企业垄断进行限制，给国有企业施加硬的预算约束。要做到这一点，实质上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只有将政府的全责的界限划分清楚，真正“将全力关到笼子中”，才能使企业真正把盈利作为首要目标。

巴里·诺顿在有关“知识经济”的章节中同时指出，当今中国的科研在某种程度上说与其它国家相比是“不正常”的。即政府主导了大部分的科研项目，而非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大学和私人部门作为科研的主力。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划分，真正实现教授治校的目标；鼓励私人部门的创新研发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为中国的科研部门注入生气。

在去年对于巴里·诺顿的采访中，他便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是难以复制的，对于其它想要借鉴中国崛起经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需要效仿的其实是中国成功转型的制度创新的勇气和精神。难以复制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适合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进行任何的转型与发展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乡镇企业、双轨制、创造高储蓄率还是投资率这一整套制度措施，都是对中国制度设置中带有根本的、与时俱进的特征的补充。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而言，在农村，面临如何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产业经济的问题；在城市，要面对如何从从计划性转变为市场性的困难。然而，分析那些落在地上的各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一直有革新自我的精神，既然是“家长制权威”式的政治，那就要求有不断创新出新的上层建筑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勇气。弥合二元经济的缺口在非帕累托条件下是挑战，但也是机遇，因为公众对非帕累托改均有一定的预期，利用这一预期我们便允许一段时间内的政策调整“步子迈的大一些”。

引用《双城记》中的名句，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希望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那“这便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正如十八届三种全会报告的题目中的用词——全面深化改革。世间万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