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谷底的赛跑中

在向谷底的赛跑中
    关于贸易全球化的争论一直是两极分化的，即全球化市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会促进财富的增长，结果（至少最终）会水涨船高，大家都会得益；然而反对的观点担心的是持续的市场竞争带来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对劳动者的影响。通读全书，深有感触，对于国际贸易有了很多新的想法，但是如果仅仅从宏观上去分析全球贸易的前因后果，未免显得过于笼统和宽泛，因此我想从中国为逻辑起点，以我们国内的这个T恤之旅的一部分过程以及其中出现的、发生的种种现象来谈谈我的解读和思考。
        一、个体视角——人的“物化”抑或“人化”
    早期的纺织厂厂主雇佣儿童和农村的妇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数量的丰富和价格的低廉，还因为那些工厂主发现他们在性情上更适合早期纺织厂里让人麻木的体力劳动。他们发现男性劳动力更难管理，而妇女和孩子跟男性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差无几，而且惹得麻烦更少。如果用两个词语来形容他们的择工标准的话，就是“温顺”和“绝望”。这与我们之前对于工厂手工业的发展的记忆吻合，在我们看来，最早工厂的劳动力是来源于失去土地的农村的闲暇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及善于手工业的熟练技工，是一种自然分工后的结果，过去乃至现在进入棉花纺织工厂的工人选择工厂并不一定是他们做出的最优选择，而是迫于生计的压力和缺少其他替代选择的原因。这本质上是一个人被“物化”的过程。
    但是其实现实中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在家还是有土地可以耕种，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放弃“家业”，投身到打工行列，难道仅仅是因为工资比务农的收入更高么？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而言，背井离乡往往是个十分伤感的词语，而且还会时不时遇上拖欠工资的情况，很多工人的工作条件连监狱都不如，就如在书中提到一位曾经参观过工厂的内科医生写道“在监狱里工作时间会更短，午餐时间会更长，而且通风设施还要更好”。在这样的环境和境遇下，理应产生一种痛苦乃至反抗的情绪，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事实却是相反，对于这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而言，工作的工作不仅给了她们改善生活状况的台阶，逃脱农村那些让体力和精神都极其疲惫的劳动的机会，同时还给了她们第一次自主选择和自由生活的机会，以及由每个月尽管不多的薪水却能带来的一系列可能选择的快乐：例如对有些人而言，可以摆脱在传统习俗束缚下的婚约，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则给了他们开拓眼界，享受更多的娱乐方式的机会，而这些在农村几乎是不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和谢乐尔.五敦发现：在亚洲那些受到贫困干扰，不得不去拾垃圾，当妓女或者根本是没有事情可以做的人们来讲，一份在“血汗工厂”的工作，如果他们自己没办法获得，甚至渴望着自己的孩子在以后能够获得。而这都是贸易全球化带来的结果。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整个社会的对于“人”的关注，一个看似人被束缚在流水线后“物化”的过程却实际上变成了某种“人性”的解放，从农业时代和传统社会中挣脱出来的过程，称得上是“人性”某种程度的回归。这可能也是贸易全球化隐隐带给我们的对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积极地一面。
        二、政府视角——无力的政策“保护”
    随着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多核引擎动力逐渐加强，但是随之带来的问题却也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其中最常见诸报刊媒体的就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很多人会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于“资本家”的贪婪与邪恶，当那些人在花天酒地的时候，农民工少的可怜的工资却怎么也不肯施舍，同时也批评政府与这些企业“官商勾结”，不制定强硬的政策规范来保护农民工的利益。
    但是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最近以来，在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关于保护农民工权利的管理条例，例如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拖欠农民工工资、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只是这些保护大多数都只是在理论上可行，实际却难以实现，而对些项权利最忽视的却是农民工本身，因为就如安东尼.库恩所发现，农村劳力几乎无限的供给意味着只有自动抛弃政府提供的那些保护时才有可能得到雇佣。在一项调查中，政府发现尽管法律上要求那些农民工与其雇主订立合法的劳动合同，其中就有对于工资问题的详细规定，但是超过90%的人都没有这样做。当他们自动的退出了政府所能给他们提供的“保护圈”时，在一个法制社会，就只剩道德能同情他们的困境了。
    当然，再去追究背后的原因，为何农村劳力能有无限的供给，就又会回到上一个问题，也即是“人性”的回归，以及农业在工业化的时代变成了技术、规模密集型的产业，而非传统的人力密集型。
        三、国家视角——险恶的“骗局”
    2005年1月1日，根据乌拉圭回合纺织品服装协议（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ATC)）要求，纺织品服装数量限制被取消，配额的取消意味着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进入了后配额时代。然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却仍不断升级。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之前的配额时代，中国的廉价纺织品被美国政府人为地限制出口额，国内的生产能力远大于实际的供给量，在配额取消后，囤积多年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从而给美国本土相关产业以一种强烈的威胁感；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和美国国际收支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不同，如2004年，据美国统计，美方逆差是1619.78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字为800亿美元，因为美国用的是“原产地”原则，中国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算中国的出口。而美国通过韩国、日本等国出口到到中国的商品却未统计到美国的出口。其次，美国使用的是到岸价格，中国的统计是按照离岸价格，中间差了运费和保险费。再者，由于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由于这种不信任的造成的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如果美国放宽对华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在附加值极大的技术贸易的推动下，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就可以大大减缓。最后则是由于在棉纺织产业问题上，美国的国内相关产业由于在政府的补贴、利益集团的游说及被部分政客当做政治议题作秀的背景下，停滞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并未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相差甚远，从而使产品的冲突直接显现。所以中美纺织品贸易磨擦的根本原因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深层次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冲突，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
    对此，中国不应仅仅停留在双边的谈判上，而应充分利用WTO多边贸易解决机制，通过产业升级，出口市场多元化等分散贸易风险。
        四、历史视角——昨日的循环
    在《向低谷的赛跑》一书中，作者艾伦.汤尔逊质疑中国数量庞大得“过剩”的劳动力将会损坏世界范围内工人的利益，因为国际竞争会给工资持续降低以及工作条件恶化以无尽的压力，使得能供给最廉价产品的严酷的生产者能再该行业以极低的成本来获取竞争上的优势，从而获取暴利。而这种向低谷的赛跑在自由贸易体系中比比皆是，今天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
    自从1770年珍妮纺纱机的诞生，纺织业的向低谷的赛跑就此开始。几百年来，纺织品生产一直都是在向成本最低的“谷底”奔跑过程中进行全球转移的。英国——新英格兰——美国南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这便是“谷底”的转移轨迹。而在今天，带领跑向谷底的领头羊换成了中国。当美国和欧洲在用“血汗工厂”来指责中国的时候，他们不该忘记这些他们祖辈们都做过，甚至比今天的更“血汗”，这只是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另一个翻版。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今天从中国潮水一般涌入美国市场的棉纺织品差不多就是相当于一个世纪前美国涌入中国市场的情形，一个典型的贸易流向的对称性逆转。而且，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这些试图阻止从中国进口廉价纺织品的利益集团，他们所维护的固有的利益其实就是传承自一百年前他们的“血汗工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血汗工厂”正是他们的遗产。
    每一个经济体的起飞都会经历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剥削，而这最好的实现形式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英国、美国到日本、韩国，直到中国，“血汗工厂”都是他们经济起飞的起点。当完成转型的那些发达国家带着“人权”、“正义”的面纱来指责我们，迫使立法保护工厂里的工人，又使得这些“血汗”工厂的环境得到改善，工人福利得到提高，其本意是减缓向谷底赛跑的速度，以减少==减少资本流向我们的速度，但是谁知由于福利上升，更多的劳动力被吸引到工业领域，工作热情上升，赛跑的速度反而有增无减。要真正解决“血汗工厂”的问题，回望历史的痕迹，我相信，只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中国产业全面升级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告别“血汗工厂”的那一刻。
        五、双重博弈的出路
    在双重博弈理论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赢集（获胜集合/win set）博弈的胜负取决于博弈双方掌握的赢集的大小。而赢集的规模取决于三层次：
        1、国内层次选民间的权力分配、偏好和可能的联盟。
        2、国内层次的政治制度。
        3、国际层次的谈判者的战略。
归结起来主要就是集中于国内国际两个层次的博弈：国际层次将经贸政策视为本国与其他国家行为体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产物；而在国内层次强调国内社会中主导集团或阶层的利益偏好，以及各利益集团或政党争斗对其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影响作用，突出了长期存在的国内结构性关系和政府官员本身对政治制定的约束。
    以中美贸易博弈为例，在国内层次，美国社会由于是真正的选举社会，为了获取相关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国内棉纺织产业工人的支持，不断会有议员以此来在国会内部游说，建议讨论相关议题，保护美国棉纺织产业，同时由于政治制度不同而导致的意识形态问题又会在这个时候起推波助澜的隐性作用，再者美国社会的第四大权力——媒体又会抓住这个问题，纠结于表面的中美贸易的巨大顺差，感叹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批评中国政府控制汇率、支持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这三股力量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美国国内的巨大“赢集”；反观中国国内，由于没有来自选举的直接压力，以及棉纺织业在整个工业中比重较小，而且中国很少有产业联合形成利益集团的习惯，从而对于政府的游说力度远远没有美国同行业的程度，再者因为对于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比比皆是，远非纺织业一家，因此媒体、社会对此亦为多加报道、宣传，到此，舆论上也被比下去，最后获得“赢集”很小，而且这反而被国外视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砝码，因为一个在国内都少有强烈呼声和民众要求的政府又有什么理由让其他国家认为这个问题是关乎本国重要国家利益的呢？在国际层次，由于欧美各国都处于相似的对华贸易状况，因此，“相互团结、紧密合作”，对中国轮番进行反倾销、设置贸易壁垒等行为，在国际上形成一种围堵之势，并且利用由他们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一次次挫败中国无奈的申诉。在此背景下，国际层次的“赢集”空间更是狭小。综合而看，结局对中国不容乐观。
    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博弈。
        国内：1、产业整合升级，控制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形成独立于它国的强有力的竞争力；
              2、形成集中的产业联合，提高整体竞争力，同时协调各自的行动，国内利益保持一致，避免无谓的“内斗”，对外形成合力，在政府的支持下充分保护和争取本行业的利益；
              3、开拓国内市场，鉴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最近几年劫难重重，将重心放在刺激国内巨大市场的消费空间，并且树立良好的民族品牌，利用民族心理占据市场；
              4、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监管机制，并争取更多国家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国际：1、出口渠道多元化，充分挖掘发展中国家市场，分摊出口风险；
              2、与同处贸易争端困境的发展中国家紧密联合，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并努力改变某些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在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情况下，尽力掌握、运用国际法律规则，增强我国的法律话语权，以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家利益；
              3、加强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进行跨层次的互动，树立正面积极地国家形象，让国外民众充分了解中国外贸的真实情况及其缘由，从而减弱发达国家国内的“赢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