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理念和战略？

　 华生不仅在书中，而且在多个场合说过，世界上没有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其实，双轨制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容忍不公，可能就是”伊露桑“所说的“恶的办法”，是得不到善的结果的。这个道理，我想不仅华生知道，很可能地球人都知道，诚如那位“忘情风君”的网友在书评中所说，“，看华生的书，知道自己在和一个明白人交流”。但为什么，“双轨制”战略变成了现实的选择，而且今天还有人在呼吁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选择双轨制，是矮子里边挑将军。 　　　
　中华民族的基因里边，最根深蒂固的是什么，是非左即右的极端主义。因此，中庸之道从来是两头受气。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以清流自居，批判现实的时候义愤填膺，对待温和改良嗤之以鼻，可是，让他提出什么好的主张来，他却顾左右而言他的吭哧半天。这一点，还不如《天龙八部》里边的“非也，非也”的包不同先生。双轨战略是恶，但理想主义如何呢？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苏联的共产革命，还有在这里不想点名道姓的革命，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我想不用我多说，是更恶的手段，带来更恶的结果。我记得华生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过，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讲解决问题的自由主义者与讲主义的革命者辩论的时候，前者总是讲不过后者，因为，后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不管代价和结果，因此，从来是伟光正的。
　　但是，不能用成王败寇来书写历史，诚如今天，即使采取了双轨战略同样不一定能实现告别革命的夙愿。民主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空中楼阁，一个国家，能不能取得“善的结果”，决定因素不是手段，而是国家的基因和土壤。美国和荷兰通过民族主义革命的方式实现了民主主义，这不是因为“革命”的路径选择，而是因为美国、荷兰在革命前就具备了民主主义的条件，相反，印度虽然与美国道路相同，但结果却迥异，因为印度的城乡差异，种族冲突，家族政治的“跳骚基因”，所以，不可能收获“龙种”。 　
　　其实，在中国，讲渐进式改良的人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为既得利益者摇旗呐喊的吹鼓手，这些人多喜欢用民族主义和阴谋论说事，也喜欢鼓吹“主义”和“模式”来否认普世价值，但因为其水平实在太差，所以，只能欺骗遗老遗少，比如，孔老师、司马老师等等。另一种就是倡导双轨制的“现行体制的修补匠”。双轨制确实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这无疑是对的，市场经济就是平等交易嘛，问题是市场经济不是前一天晚上宣布了，第二天就自然而然能实现的东西，因为一下子搞市场经济，等于革了手中有枪的权贵的命。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利益上，价格改革，你总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把所有价格都放开吧，今天搞民主，你总不能指望手里有枪的政府和官僚，心甘情愿的把权力交出来，让你去监督他吧，有些手段是“善”的，但是却是行不通的。当然，我说这些，绝不是反对民主宪政，只是在讨论双轨制。当然，民主这东西，当各种要素已经饱和的时候，你想挡都挡不住，相反，在20年前，在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经济形态中国有经济一支独大的土壤里，虽然，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但是民主之火即使点燃，也很快会被破灭，这就是形势比人强的道理。 　　　　　　　　　

一些人把经济改革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所有改革是不恰当的，经济改革的方式方法绝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很早前有人就提及苏联和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的计划经济更显的纯粹，后者其实人治性太强总会变化，因此它既不是市场化的自发，也并非计划经济的按部就班，其实只是领袖或者领导集团的主观意志。
然而计划经济是否就真的难以变化呢？了解东欧的情况就知道并非那么困难，之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失败不是因为经济体制本身的拘束，而是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明确导致的，当然其中还有政治体制的集中僵化的影响，简单的将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与邓小平改革的成功相提并论是没有基础的，邓的改革思路明确就是要市场，赫鲁晓夫从没有想过也不敢提及。至于邓改革的政治背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那时领袖至上的年代已经过去，他的权威甚至都不如当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地位，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全党共识，即使这个共识达成的很勉强。
提及勃列日涅夫就更让人警醒，这个排斥改革的领导人如何能在改革的争论中出现？不可否认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前期主张“三驾马车”领导模式，有着一丝丝的民主气息，经济上也能采取柯西金的建议实施新经济体制，但最终无果而终，归因还是苏联的特权、腐败以及集中的政治体制在作祟，他也曾经公然说过“谁会改革？谁懂得改革？”来堵那些改革派的嘴，可以想象他这17年是如何走过的。
至于中国的前景，应该给予最乐观的态度，否则就不可能在改革中找到真正的切入点。既然能够承认法治和完善的政治体制是关键，就应该清楚这两者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需要不断的博弈和努力，尤其是法治在最近一些年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社会舆论不断扩张的时候，所有的特权都会感到危险，触角即使还在生长也已经减缓。作为理性思考改革的人，就应该把希望存续起来。

楼上高见！民族主义看似爱国，实则是利益群体固化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才是最可怕的。一旦既得利益者为了自身地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必将泛滥，这对中国是致命伤。不过，本书是在探讨改革，一切只能是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

苏联和中国的历史背景不一样，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要进行激进改革，因为斯大林时代延续下来的计划经济搞的太彻底了，而毛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主义者，新中国的所谓计划经济过程经常被其发动的群众运动说打乱，所以中国的计划经济是远不如斯大林及随后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完善巩固，这也是邓比赫，勃等人容易改革的关键原因



其实如今的中国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很类似，也就是党的凝聚力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民众和党及政权之间是日渐疏远的。权贵阶层的固定化和垄断化两者都是类似的阻碍改革的发生。类似斯毛之类的极富领袖气质的独裁者都已不存在。但所不同的地方在于，邓做了当年列宁想搞的新经济政策说搞的事情，也就是经济市场化改革，而苏联由于当年计划经济搞的太彻底，所以直到末期积重难返才由戈尔巴乔夫彻底放开。

　　所谓的中国富强论，所谓的维持盛世论也正是建立在这不同于苏联的市场经济造就的物质满足之上，然而中国经济改革也正在走入危局，劳动成本的提高，外贸的萎缩，房产的危机，投资模式转为消费模式的僵局和死局，能源和环境的危机，群体贫富差距和社会极端不公正的造就正在腐蚀这个国家和社会。而技术更新创新等出路都是建立在法治，完善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上的，中国改革已经走向尽头和死局，而利益群体也只有通过民族主义，暴民政治来维持现状。我对它未来的走向不抱乐观，它将走向崩溃，只是带着这个国家一起毁灭

希望以后多多探讨，共同提高！以文会友！

受教了,谢谢!个人觉得你可以写些系统的文章，让你的思想和观点让更多的人了解。

华生们的问题就在于，被理性冲昏了头脑，因为理性，所以道德底线一再降低。好一点的是协同为恶而不自知，坏一点的干脆就助纣为虐了。

其实我讲的没有政府总结的好：“评价我们工作的好坏的标准：要看人民群众支持不支持，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而不是理念合理不合理，机制精巧不精巧，结果有效不有效。

以此回答你对于善恶标准的责问。

双轨制是不公正的，所以它既算不上好，也不妥当，结果也证明效果很坏。因为如果你不是既得利益者，你也不会愿意。

房改和教改，不管初衷多高尚、多合理，但事实证明，结果很坏！

这些都是没有坚守不要说普世价值观，连中国的基本价值观都弃守的结果。

抛去所有的语辞之争，我和你的根本分歧在这里。

或许你会说，那该怎么办？呵呵，这不是我的事，否则养经济学家干嘛。

中国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我觉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华生先生如果不是政府中人，他愿意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那他的所谓理性改革的所有东西，我觉得才可以相信。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被这些人忽悠！

普世价值不是理念，近代理念诞生，恰恰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创造出来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导致的恰恰是法国大革命，生灵涂炭。英美革命，不是一样的道路，宪政之初，在英国，不过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一个合约，这种合约精神，是侵略英国的盎格鲁-散克逊人带来的，当时这些人是海盗，所谓契约精神其实是海盗之间的分账协定。你对西方史缺乏一定的了解。

我明白你的意思，暴力革命要不得，但是暴力革命恰恰是基于理念去创造乌托邦。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欧洲也是很有市场的。你的学理取向是唯理主义的，这恰恰是学者们反省后觉得应该小心的东西。

我们在大概念上讨论问题我觉得不好表述，同一个概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印象和理解。

以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为例，你认为他们理念错了吗？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有错吗？不劳动不得食、按劳分配的理念错了吗？如果这个理念你同意没错，那顺着你的逻辑推导下去，接下来的问题应该就是你说的战略或者机制设计的问题了。对吧？站在当时的人的角度上，我们试着去理解各种改革战略，为了简便些，可以概括为两种：议会斗争和革命暴动，具体的方案也非常混杂。西方有议会机制的，但是，三级会议一开，谈不拢，谈崩了。怎么办？国王不愿意！所以议会斗争的道路不通，只有革命了。即使最保守的英国不是也砍了国王的头颅了嘛。在西方有议会的情况下，也有三权分立这样好的机制的情况下，革命还是爆发了。英国道路和法国道路的分岔口在哪里呢？就在于理性的谵妄，这个头是卢梭开的。卢梭想让政治制度不仅能实现正义，还要能实现美德，结果沿着卢梭的道路，法国最后走向的是拿破仑帝国。苏俄就不用再说了。

你怎么解释，最好的理念（自由、平等、博爱）和最好的制度设计（三权分立）却最后无数人流血牺牲之后，诞生的却是拿破仑帝国？

你会说，因为暴力革命，但英国砍了国王的头了，不暴力吗？

所以，你的这个学说，解释不通，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我们就不要在一些语辞之争上费口舌了。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我看来，就是要符合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你应该知道，英美的陪审员制度吧。关于这一点，郎咸平的清华演讲专门提到这一点。你可以看看。

普世价值本来就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理念。我在文章中的意思是：普世价值的理念当然重要，但是在中国，由于革命基因，因此任何好的理念，哪怕普世价值的理念，很容易被暴力革命所利用，因此，应该现有机制设计的理念。你说的恶的手段，我不知究竟指的是什么。善恶究竟以什么为标准？

改革不是理念主导的，而应该是普世价值观主导的，这是底线。如果突破底线，正像马金路德金所言：我们不可能通过恶的手段达致善的结果。

这是我的观点。

我的意思不是把价值层面的东西和你所说的渐进（战略）的问题（或许可以说操作层面的东西）混为一谈，我的意思是，逻辑和理论的基础是具体的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我们梳理逻辑，形成理论和建构理念，而不是相反。

华生们的问题就在于，先存有一个市场神话的理念，然后开始设计制度，或者你说的机制。而对于理念之前的基本的社会价值观、社会事实抛之不顾，弃置不问，结果导致价格改革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学潮），教改、医改的失策！

教改的问题不在于激进还是渐进，因为没有哪个发达国家把教育当生意做。美国的私立学校，靠的是校友的捐款，而不是提高收费。

谢谢楼上深刻而又理性的思考。我想，我们既然评论一本书，或者从学术层面探讨现实问题，也只能从理论和逻辑出发，虽然，决定现实和未来的，不一定是逻辑和理论。否则，文字本身就无意义。
关于您说的“改革不是渐进改革模式与激进改革模式的问题，而是公正改革与不公正改革的问题。”这个我深表赞同。但是，什么样的模式（渐进或者激进）和什么样的价值（公正和不公正），看似两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问题。一项改革是不是公正，这是一个角度的问题，有些改革确实导致了不公正，但结果的不公正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不外乎是改革的理念和战略选择问题。比如，你说的教改，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从理念上，把市场和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把社会和公民权利放在首位。在战略选择上，教改无疑也是激进的，而不是渐进的。如果渐进的话，就不可能一刀切嘛。总之，公正是相对的，渐进的战略只不过是保障改革顺利实现的手段，而不是改革本身。我觉得既没有必要把渐进战略和改革的公正价值割裂开，也没有必要把二者混为一谈，本来，二者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我想就你的观点，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激进和渐进模式，能否解释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

现在很多学者反思五四，重新审视我们自1840年以来所走过的路，这是好事情。文化学者大多都主张渐进主义，反对激进主义。这个思潮，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具体地说，就是李泽厚提出来的“告别革命”的说法。海外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也对五四激进的社会革命进行批判。前段时间，好像还有个高官发微博推荐大家读一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被秦晖教授叫醒的，他在《问题与主义》文集里，专门针对这些流行的说法，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根本不是渐进改革模式与激进改革模式的问题，而是公正改革与不公正改革的问题。

他举例说，如果当年农村的改革，是村长私分土地的话，中国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比如说，分地的时候，如果村长或者和村长有关系的人就能分得多，或者分到好地的话，那么农民会干吗？而今天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是不公正的问题，而不是渐进还是不渐进的问题。

今天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产业低端、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可以说都是不公正造成的。我推荐你看看薛涌教授的一本书《仇富》，看了这本书后，你会对当前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张维迎这些人有个全新的认识。

2、改革的理念、战略，这都是大词，很难说清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使对问题的思考变成思维游戏。

依我的浅见，我觉得今天社会思想混乱的解决之道，不在于我们去比较哪种思想好上面，或者去权衡哪种主义利大于弊上面，今天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谁是那个有创造力的人？你能发明或者发现，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能够使得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势群体能够和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公平的博弈。大家不是不想改革，是没有改革的具体办法。这就是“猫娘”所说的手段的问题。如果找不到，那么矛盾持续积累下去，革命一定会爆发。谁能想到微博会开始有一点反腐的力量。这在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先有的市场经济，后有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先有的大宪章，后有的洛克的《政府论》。所以我觉得，对于还有点社会理想的人，今天的当务之急是想招，怎么样争取社会博弈的机会。华生的双轨制方案当年为什么会被选中？因为他的论证在当时是最有逻辑性的。当时从实践的效果来看，还比不上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事实！华生好像后来还帮助朱R基那届政府设计过，启动教改实行扩招和房改的经济救市方案，你看看是什么效果！

所以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觉得不要迷信这些人，他们擅长的是逻辑，但不是实践。

个人觉得，双轨制战略只是一种比较中性的策略或者方法，是为了避免改革失败或者革命爆发，从而渐进式改良不得不选的一个策略，这与政府和市场并不是一回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机制设计的问题，双轨战略是机制设计之后，如何实现的问题。

小猫，我帽子太高了，哈哈。历史兄，双轨制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来看并不是焦点，华生书中着墨许多我倒不以为意。现在看来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政府与市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也还在这。

老书这讨论都显得专业，愈发感到羞愧

华生老师书中涉及到得两个问题，我一方面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还存有疑惑。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是不是在于代表所在阶层的比重，还有就是党内民主怎么操作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实效。我在书评中谈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有选择的回避了，哈哈。

双轨制主要体现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也就是要把政府调控与市场调控结合起来，这才是经济管理的不变王道。现今问题在于后者完全是自发的，不需要有什么技术上和智力上的努力，前者则需要我们清醒的认识如何正确的展开调控。

好书！好评！

土狼兄过奖了，只是自己读这本书的一点体会而已。

历史兄得到华生老师的真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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