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钩子与亚当•斯密

白小茉对海盗经济学的书评发表时间：2011-04-30 16:04:39

本文发表在：2011年7月5日《中国图书商报》

海盗从来是一个噱头十足的话题，文学作品把这一领域视为兵家必争之地。一部《加勒比海盗》打赢了迪士尼在电影领域的翻身仗，使得妖孽的杰克船长一夜之间成为了无论孩子还是少女都为之疯狂的人物形象。日本目前仍在更新的热血长篇《海贼王》，取材中融入了“黑胡子”等历史上著名海盗传说的元素，击中的并不仅仅是宅男们的神经。
但在这些以海盗为主题的影视与文学作品中，海盗往往被描写成为了追求自由平等或兄弟之情一类的浪漫理想才“登上贼船”的，事实真的如此吗？支撑海盗400年屡禁不止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海盗经济学》要为我们揭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海盗传说背后的真相。

在海盗船上，人们确实享有更多的自由，能在更大程度上分享权力并更加团结，但凡此种种，都不过是海盗们用以保证他们这种犯罪帮派内部能合作无间的手段方式而已。我并不是说海盗们从未受过田园牧歌式美好想法的驱动，但大多数水手之所以会成为海盗，还是出于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理由：钱！
18世纪早期，约翰•鲍恩船长手下的海盗帮曾做成一票买卖，“让每个船员分到了5001英镑。”要知道当时的老百姓干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英镑！即使是小规模的海盗帮，在1722年时干成一票买卖，也足以让每个人赚上300英镑，这是同时代普通水手辛辛苦苦干上十几年的收入！

尽管如此，可观的战利品并不是水手们放弃商船转投海盗生涯的唯一动力。比起微薄的薪水，商船上恶劣的环境和虐待可能更让人难以忍受，难以忍受至水手们要冒着砍头的风险成为海盗。
商船上的组织形态等级森严。由于投资商船的船东并没有必要和勇气拿自己的性命亲自体验一下残酷无情的海上生活，所以他们委派了船长代替自己监管船员。通过把给船员分派任务、控制口粮和薪酬分配、维护纪律以及惩治船员的权力集中到船长手里，船东可以最大限度的杜绝船员的投机取巧行为。但这种船长的“独裁统治”在另一方面也就滋生了一个问题：船长可以轻易地利用其权力压迫剥削船员，为自己牟利。商船船长施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并不是因为商船船长们生性暴戾，而是因为商船持有人的结构使得他们需要一位高压或独裁的领袖。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海盗们的状况。与商船不同的是，海盗们共同拥有和经营船只，从这个角度上看，海盗船就像是一家“漂在海上的股份制公司”，所有船员的利益保持一致。这就使得海盗组织更加容易建立起扁平而民主的“政体”，当然这种“政体”的产生是由于对利润的一致追逐，而并非对浪漫民主理想的追求。
海盗们不但拥有“一人一票”的权力，甚至可以罢免船长。与商船和皇家海军不同的是，“任何人只要高兴了，都可以跑去和船长一起吃吃喝喝。如果船员发现船长的饭菜更丰盛，他们会直接用自己的盘子，换下船长的那个盘子。”无论如何，海盗们确实建立了民主，并且遭遇各国政府在一个更为精巧复杂的制度化分权体系之下施行了民主，时间比美国还要早100年。

在《海盗经济学》中，作者将这种推动海盗兴盛的力量，称为“看不见的钩子”，借用了《彼得•潘》中铁钩船长的形象，比喻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正是本书英文原名《The Invisible Hook》的来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针对资本家投资的利益驱动进行了阐述：“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我们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在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会为他人的利益服务。当我们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时候，他们也会乐于与我们合作，而这其实也是在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不能指望靠着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善心来获得我们的晚餐，我们只能指望靠着他们的自私自利思想来获得晚餐。”保证你需求得到满足的最可靠东西是“利益动机”。要是商人们没有贪欲，你就只能在自家后院里挖掘自种的胡萝卜了。但市场之美就在于他们可以驾驭人们的贪欲，并且使这些贪欲可以为别人的需求服务。
正是海盗的贪欲促使他们创立了先进民主的组织形式并将其付诸实践；还是这种贪欲促成了海盗扁平化的薪酬分配制度和比商业社会更完善的社保体系；同样是这种贪欲，使得早在18世纪某些海盗团伙中的黑人水手就享有和白人水手同样的津贴和“公民”权力。
从这个角度讲，无怪乎时至今日海盗题材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仍然拥有强大的魅力，因为除了浪漫、血腥和猎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海盗的生活符合当今世界最广为认可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我们所渴望的民主、平等和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