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观预测

（五）
同时，马尔萨斯感到还有一个值得关怀的原因。他担心的是他所谓的“普遍过剩”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况——商品充塞而得不到买主。
这样的想法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在李嘉图看来，这是难以置信的荒谬之谈。英国在商业上是有过风波的，但所有这些都显得是有些特殊原因可以追查的——银行破产，无理由的投机爆发或战争。更加重要的是，李嘉图以他严正的心情，认为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这是决不会发生的。

李嘉图的论证被一个叫人B．萨伊的年轻法国人所看到。他提出很简单的两点。首先他认为商品的欲求是无限的。亚当·斯密说过，对食物的欲求可以受到一个人的胃的容量的限制，但是，他对衣服、家具、奢侈品和装饰品的欲求似乎是大得不可计量的。李嘉图和萨伊都认为，不仅需求是无限大的，而且购买的能力也是有保证的。因为生产每件商品时总有些花费，总是有它的成本的，而每一项成本所体现的总是某人的收入。不管这项成本的形式是工资、地租还是利润，其售价所得自然会增加某人的收入。既是这样，怎么会发生普遍过剩的情况？商品是存在的，对它们的需求是存在的，购买它们的收入也是存在的。只是纯反常行为才会使市场找不到需要出清存货的买主。

虽然李嘉图认为这个说法从表面上看是正确的，但马尔萨斯却不是这样。要驳倒这个论点并不容易，因为它在逻辑上的确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马尔萨斯从以商品换收入这一方面看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他说，通过储蓄这一行为，会使供给超过需求；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在今天看来，这似乎又是一个已经研究得富有成效的问题。李嘉图直截了当地说这都是些废话。他在一张便条里说，“马尔萨斯先生似乎从来不记得储蓄就是花费，跟专门称之为花费的花费一样地确凿无疑”。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所以会不怕麻烦地把他的利润储蓄起来，无非是为了要把它重新用于实业去赚取更多的利润，如果认为此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说法使马尔萨斯陷于窘境。他同李嘉图一样，认为储蓄的意思就是花费——指的当然是实业目的上的花费。但是，虽然如此，在他的论证中似乎还有些什么——只要他能够指出来。结果他从来没有能够这样做。例如，他在写作中表明，积累并不是像李嘉图所想的那样完全具有必要性：

有许多商人虽然有大量财产，但是在他们取得这项财产的期间，几乎难得有一年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他们在奢侈品、享乐品和馈赠品这些方面的支出的。

李嘉图对此用铅笔写了下面一段话，痛加驳斥：说得对；但是，假使一个同业商人取得的是同样的利润，却不愿意增加在奢侈品、享乐品和馈赠品方面的支出，那么，他的财富与所说的那个商人相比，将增加得更快。

可怜的马尔萨斯！他在往返辩难中是没有获胜希望的。他的论证已经陷于混乱状态，这点他自己也许已感到。他曾经写道：“当我仍未为李嘉图先生的逻辑折服的时候，但有时却几乎被他的权威动摇了，因为我对他那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天赋评价极高，并深信他对真理的热爱和真诚。”遗憾的是，几十年来马尔萨斯从没能使他的推理一致或使人全部理解。因为他感到的困惑是要在某一天才会引起经济学家注意的一个现象——繁荣与萧条的问题；而李嘉图所着手处理的却是与此全不相干的另一问题。在马尔萨斯方面，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存在那里的有多少广在李嘉图方面，他所注意的是一个更加富有爆炸性的问题，“各自所得到的有多少？”这就难怪他们要各执一词，争得无休无止，他们所谈的原来是不同的问题。

让我们看一看，当所有这些争论都已过去之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究竟是什么？

李嘉图所提供给世人的是很清楚的。他把世界的外象剥去，把它的本质显露出来，让大家来检查，让大家所看到的不是表的外壳，而是表壳的轮机。正是在这个不现实的世界中，可以使它的力量显示出来，因为大大简化了的社会的无所遮蔽的结构，不仅可以显示地租的规律，而且还可以阐明国外贸易、货币、赋税和经济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李嘉图通过构造一个典型世界，使经济学有了一个有力的抽象工具，如果要洞察日常生活其底蕴、要了解它的潜在机制，这个工具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正如与李嘉图同代的一些观察家所说，抽象这一工具也能应用于撒开棘手的事实，——一种被称做李嘉图缺陷的用途。然而正是由于李嘉图的这一使事物简化的贡献，经济学才被称为一门科学，然而，也许正是由于他对过度简化的偏好，使这门科学带有一些疵点。

马尔萨斯在抽象世界的构成上，从来没有获得多大成就，因此在学术上永久性的贡献较小。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人口问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得以使他的名字到今天还脸炙人口。他已经意识到——虽然未能作出说明——普遍萧条的问题，这是个在他的书出版了一个世纪以后，使经济学家手忙脚乱的问题。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两位的主要贡献也许在他们技术上的成就之外，因为他们当时绝对没有蓄意要做出这样的贡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作出了一件惊人之举。他们把当时的乐观看法变成了悲观看法。此后再也不可能把人类的世界看成一个社会自然力量必然会使大家的生活逐步改进的活动场所了。正相反，那些一度认为似乎带有目的论意义的企图、要使世界享受协调与和平的自然力量，现在看来，似乎变成了不怀好意和含有威胁性的力量了。人类即使没有陷于大量饥饿人群的呻吟痛楚之中，似乎也将遭受到商品泛滥成灾而缺乏接受者之祸。不论处于哪一情况，为争取进步的长期斗争，其前途总是黯淡的，结果工人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资本家的努力将受到欺骗，地主则贪婪地盯着他的不劳而获的、一直在增长中的掠夺物。

这两个人使世人信服，大家都生活在黄粱美梦中，这可不是个小可的成就。他们所提出的证据是这样的富有说服力，使人们开始不在假定的自然法则结构以内，而是在无视自然法则的情况下为社会寻找出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已经表明，如果听其自然，则社会将沦为人间地狱。这就难怪一些改革者要说，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们将努力抵抗社会的自然倾向。如果在随波逐流中将把我们引向礁石，那我们就逆流而泳，于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放弃了一切所持有的、对世上的正义感的忠实信心。

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把全部信心寄托在理性、秩序和进步的一代的最后的人。他们既不是他们所不赞成的那个制度的辩护士，也不是其保护人。说实话，他们是不偏不倚的，对社会不断的变动，他们是站得高高的，远远的，他们用客观眼光来测定社会潮流的趋向。如果所看到的是不合他们之意的，那也好，反正不能归咎于他们。

由于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正直的人，所以有些什么想法就追究到底，不管追究的结果如何。马尔萨斯在一个脚注内指出，李嘉图是地主的敌人，而他自己就是个地主，这条脚注似乎值得引述一下：

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革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

他们去世之后，一位苏格兰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对他们加以称颂时，颂词隽永。他说，“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围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

（三）
这是个难以理解的颠倒的安排——一个偏重理论的证券经纪人与一个偏重实践的神学学者。尤其不可理解的是，这一个对银钱业务非常内行，而那一个讲求事实和数字的人，对此却茫然不知所措。

当拿破仑战争时，李嘉图是银行团内一个公债承购者，这个银行团向财政部购入债券，然后把它们陆续提供给认购公众。李嘉图为了照顾马尔萨斯，时常为他做些小额债券交易，使他能够博得些微利。在滑铁卢战争前夕，马尔萨斯在交易所的交易，正处于小额“多头”地位而使他感到神经紧张。他写信给李嘉图，“除非这样做是错误的或给您带来不便……，还是尽早趁机把您许诺给我的股票卖出，以便多少赚点。”李嘉图照他的嘱咐做了；但是他自己由于职业投机者所具有坚强的持久力，不但不结束交易，而且继续买进，使自己处于最大限度的多头地位。威灵顿胜利了，李嘉图满载而归，而可怜的马尔萨斯则错失良机。李嘉图曾漫不经意地写信给这位教士，“这次由于价格上升而获利之丰，如我所预料或希望的一样。在债券上我一向是个大赢家。现在谈一谈我们谈惯的论题”，于是又投人了商品价格上升时理论上的意义的讨论。

他们之间无休无止的讨论，通过书信和访问，就这么持续下去，一直到1823年为止。李嘉图给马尔萨斯最后的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他突然于这一年死去，时年51岁。马尔萨斯则一直活到1834年。至于他对大卫·李嘉图的看法：“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虽然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但是关于马尔萨斯在人口问题上所说的，彼此的意见却没有分歧。这是由于马尔萨斯有名的《论人口原理》于1798年出版以后，似乎不仅是已经彻底阐明了问题，而且对于困惑着英国社会的可怕而持久的贫困现象，也已作了详细说明。有的人已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人口和贫困两者似乎是互为因果的；还会由此联想到当时流行的一个不足凭信的故事，说是有一个叫胡安·费尔南德斯的，把两只山羊运到智利沿海的一个岛上，希望将来在岛上有羊肉可供食用。后来回到这个岛上时他发现，山羊已经增殖到出于情理之外的程度，于是又运去了两只狗，它们也在繁殖，从而削弱了山羊的增势。詹姆斯·汤申德牧师写道，“这样就恢复了一种新的平衡。两种中最弱的先死，那些最有活动力、最壮健的则保全了它们的生命”，他还加上一句，“调节人类多寡的是食物的数量”。

这个范例虽然意识到平衡必须由自然来安排，但是仍然没有得出暗含在问题之内的、最后的决定性结论。这是要留给马尔萨斯来做的。

施是从带有某种魔力的包含在加倍增长这个概念之中的、纯数字上的可能演变开始的。他对繁殖的令人惊愕的增殖力的重视，获得了后起学者们的充分支持。有一位生物学家计算了一下，假使有一对动物，一年生10对，那末在20年后，其后代将达700，000，000，000，000，000，000个。哈夫洛克·埃利斯（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年），英国心理学家，作家。——译者）说，一个微小的生物体，假使在其繁殖中不受妨碍，则30天后，其后代将成为一个比太阳大百万倍的一个莫大的体积。

但是，关于自然生产力的这类示例，就其本身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类的正常生殖力究竟有多大？马尔萨斯的设想是，人口在25年内增加一倍。按照他的时代说，这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设想。这需要一个普通的家庭有6个孩子，假定其中有两个在达到结婚年龄之前死亡。关于美国，马尔萨斯指出，在前一个半世纪中，其地人口事实上每25年增加一倍，在某些边远的落后地区，生活比较自由，比较有利于健康，其人口每15年增加一倍！

但是与人类的增殖趋势——不管是25年还是50年增加一倍，对这里的论点是无关紧要的——对照，马尔萨斯反对那个无情的事实，即土地与人不同，是不能增加的。通过勤奋努力，土地是可以增加的，但进度缓慢，而且颇多周折，与人不同，土地是不能生育的。因此，人口会按几何级数增加，而可耕地的量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

结果当然，人口迟早必然会超过食物量。马尔萨斯在《论人口原理》里写道，“拿全世界来说，假定现在人口是10亿，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的系列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增加。两个世纪之后，人口与食物之比将是 256比9，三个世纪之后将是4096比13，两千年之后，差距之大将无法计算。”

对未来的这样一个可怕的观念，足以使任何人听了不寒而栗。马尔萨斯说，“这个观念是充满了阴暗色彩的。”这位烦恼的教士不得不断言，这种人口与粮食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只会引起一个结果——使人类的大部分永远沦于某种困境。不管怎么样，这个巨大的、而且一直在扩大中的裂口必须把它堵塞起来，人缺了食物毕竟是不能生存的。因此，在原始社会中有杀害婴孩的风俗，因此有战争，有疾病，首先还有贫困。

如果这还不足，“饥荒似乎是大自然的极可怕的最后一着。由于人口的力量超过了地球上向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力量，人类就必然要发生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的夭折。人间的不道德行为是很能起作用的，因此，自会想方设法来减少人口。如果通过这类斗争还不能奏效，那么，易致疾病的气候，流行性传染病，瘟疫会列队而进，把盈千累万的人一扫而光。万一这类情况的有效程度仍然不十分显著，那么，还有无法规避的、大规模的饥荒在后面，在它的大力一击之下，使人口与食物两者相抵于平”。

难怪可怜的戈德温要抱怨说，马尔萨斯把进步的同情者变成了进步的敌对者。因为这的确是个使人绝望的理论。人类经常处于由于他自己的压力而被淹死的威胁中，除了靠“道德上的约束”这根弱不禁风的小草之外，没有——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行挽救。要靠道德上的约束来对抗男女之间的大欲，怎么靠得住呢？

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吗？

就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而言，世界人口增长的一般趋势，至少在欠发达世界，似乎是符合他的预言的。当时，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如果在后50年里，人口增长的势头得不到抑制的话，那么世界人口将高达 200亿—— 5倍于 1970年的人口。

今天，钟摆似乎又摆向另一边。事实上，关于人口问题的思想总是在两种极端间摆动；令人惊疑的是，在他那著名的论文第二版中，马尔萨斯本人就变得较为乐观，这距其第一版只有5年。当时马尔萨斯是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想法上面，即劳动阶级会通过推迟婚龄而学会自觉的“控制”。

当代谨慎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大幅度的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革命、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中，绿色革命带来了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印度目前已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并成为中等的粮食出口国。所以，虽然农学家每年仍在焦虑等待着好收成，全球灾荒的悲观前景——这是马尔萨斯供与求的代数学引起的——却不再被人们看作真实的预测。20世纪80年代被埃塞俄比亚和撒哈拉沙漠以感地区人类悲惨画面所惊呆了的电视观众虽没目击马尔萨斯的预言成为现实，但却看到了当地恶劣条件，如旱灾和简陋的交通网所造成的结果。

然而，更需要摆脱的不是粮食生产的增加，而是马尔萨斯的幽灵。专家们警告道，即便全球灾荒似乎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然而，人口压力却仍是急迫的。联合国以目前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为基础，作出了一个预测，认为印度50年后的人口将像中国那样多，孟加拉人口要增长两倍；而肯尼亚要增长4倍。这些数字也许不意味着灾荒，但却意味着沉重的社会问题，例如日益增长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而涌入城市。在一次于1981年召开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诺贝尔专题讨论会上，统计学家谈到了不发达国家中15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特大城市人口的可怕增长。一个观察家评论道：“像疥疮那样不断蔓延，这些人类的拥挤地区肯定会对世界产生严重的政治挑战。”“如何能使城市大众免除这种冷酷的腐败，或者如何免除专制和无序的诱惑？”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忘记马尔萨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人类先天性的指数增长内在地具有超过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能力。于是，仍有必要像把握等式的供给方一样来把握需求方。需要做的就是像增加粮食生产那样控制人口的生育。

世界范围的人口控制是可能的吗？令人惊异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回答之所以使人感到惊奇，是因为人口统计学家怀疑人口“疾病”困忧着的国家能否克服农民的无知、有组织的宗教抵制和冷酷的政治诸障碍。现在，乐观的气氛在增加。像墨西哥和中国这样不同的国家，都已经从忽视或彻底的抵制转向热情的生育控制。即使长期使人口统计学家感到失望的印度也决心——甚至有时是无情的——引人计划生育。

努力开始有所收获。1970—1975年间，尽管灰暗情绪流行，人口增长率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下降。当然，人口增长已没有停止——联合国的人口专家指出，世界人口将从现在的50亿增长到100亿，那时它才会停止增长。然而，至少和最终，增长率正在放慢，稳定态将在下一个20年中出现，这是一个十年前不可思议的成就。

问题是胜利不能公平分享。例如在西欧，我们实质上已经是ZPG——人口零增长。在美国，关于未来人口的预测正在稳步减少，我们现在的预期是，2020年美国将有2．5亿人口，这是一个虽增加拥挤但尚不会危及我们生活质量的数字。

然而，对粮食最为短缺的世界最贫穷地区而言，预测不是这样确定。在那里，出生率也缓慢下降，然而下降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并且起点很高。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而言，马尔萨斯幽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消失。

奇怪的是马尔萨斯没有关注那些人口问题今天变得非常严厉的地区。他考虑的只是英格兰和西方国家，而不包括东方和南方大陆。所幸的是马尔萨斯搞错了。在英国， 1860年，有 60％以上的夫妇育有4个以上的小孩；但是，到了1925年，只有20％的夫妇育有4个以上的小孩。而在同时期，仅有1个或2个小孩的家庭却从 20％增加到50％以上。

是什么东西将西方从马尔萨斯式人口倍增再倍增的恶性增殖中拯救出来呢？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原因：我们尚未完全清楚人口的成长率。当然，生育控制毫无疑问起了主要的作用。生育控制原来是叫做“新马尔萨斯主义”，无疑的，此种称谓是会令马尔萨斯不满的：因为他本人是十分不赞成这种方法的。实际上，有史以来上流阶级似乎一直在实行生育控制，这是为什么富人愈来愈富，穷人愈来愈多的原因之一。由于英国和西方的财富逐渐增加，穷人就不仅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像富裕阶级那样控制他们子孙的繁殖。

使马尔萨斯预言在西方失效的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是巨大的城市化运动，在农村，孩子是资产，而在城市孩子则是负债。于是，经济的考虑加上日益增长的生育控制的知识阻止了可怕的人口爆炸的出现。


（四）
于是，这种悲惨的前景在英国没有出现，马尔萨斯计算的可怕逻辑只限制在财富和进步滞后的地区。当然，在马尔萨斯时代，没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出现。尽管对此有严重的误解和谣传，即把人口统计看做实行军事独裁的前奏，英国在1801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约翰·理奇曼（John Richman），一个公务员和统计学家估计，英国人口在30年内已增加了25％。虽然人口没有成倍增加，但是，毫无疑问的，设若不是由于大众贫穷与疾病之故，英国人口将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增加。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未来的生育率会下降；一般皆认为英国将永远面临可悲的贫穷问题——而它完全是源于不断增殖的人口拼命地在求取不足的粮食供应。在这种情况下，贫穷已似乎不是偶然造成的，亦非上帝的意旨，或是由于人类本身漠不关心所致。它毋宁说是某种恶毒的天意在谴责人类，使其陷于永恒悲惨的境地里，好像由于大自然的吝啬，人类朝向自我改善的一切心血，最后几乎都变成一场闹剧。

这一切皆是十分令人丧气的。佩利（Paley）这位曾敦促“人口的大量增殖，应优先于其他任何政治目的”的神学家，现在也不得不投效于马尔萨斯的旗下；皮特（Pitt），这位曾希冀以更多的人口来壮大英国国力的首相，现在也不得不遵从马尔萨斯的意见。撤回提高贫民救济金的法案。柯尔雷基（Coleridge）曾将这种可悲的情景综述如下。“最后，看看这个强大的国家，”他写道：“它的统治者及一切贤达之士，皆不得不听命于马尔萨斯（和佩利）！这是可悲的，太可悲了。”

任何人，只要听了马尔萨斯的话之后还没有感到十分沮丧，就只能转而求助于大卫·李嘉图。

乍看起来，在李嘉图笔下的并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世界，至少并不比马尔萨斯的世界更可怕。在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内阐述的是一个于巴巴的、贫乏的和浓缩的理论体系，这里没有充满活力的叙述，也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的写实性的细致描绘。这里有的只是原理，是一个有才智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比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为稳定的一些现象作出解释时提出的抽象的原理。同欧几里得所提出的那样，他所提出的是基本性的，不加渲染的和有一定结构的，但是与一套纯几何学上的定理不同，这个体系是有人情意味的，是个悲剧性的体系。

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就得花点时间先介绍一下剧中的主要角色。这些角色并不是我们所惯说的人，只是些典型。这些典型也不是按照这个词的日常意义来说的有生命的，它们所遵循的是“行动的法则”。这里没有什么亚当·斯密世界的那种喧闹和奔忙；我们所看的是一种典型的木偶戏，把现实世界化为一种一度空间的漫画，这是个把一切都剥去，只剩下经济动力的世界。

我们遇到的是些什么角色呢？首先是工人，是经济活力的无差别的单位，他们唯一有人性的方面是，无望地醉心于在委婉的说法下的所谓“家庭生活的快乐”。这种不可救药的爱好的结果是，工资每一次增长，便会带来人口的增加。亚历山大·巴林说，这样，他们就只能啃黑面包。从长远观点看，由于他们自己的弱点，他们就注定要处于仅能维持生活的边缘。李嘉图眼马尔萨斯一样，认为只有“自我克制”是解决工人大众的问题的唯一办法，他虽然对工人是具有良好愿望的，但是对自我克制的力量没有多大信心。

其次要遇到的是资本家。他们不是亚当·斯奋笔下的隐相合作的商人。他们是成熟的人和始终不会变的那一类人，他们在世界上的全部意图就是进行积累，就是节省利润以便供作再投资，从而雇用更多的人为他们工作，这在他们看来一直是个可靠的办法。但是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们之中如果有一个发明了一种新的制作方法，或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商业门路，因而使这个幸运儿大有所获时，通过他们同道之间的竞争，一些不当利得，很快地就会化为乌有。其次，他们利润的多寡，主要取决于所支付的工资，我们将看到，在这方面会引起很大的困难。

到此为止，除了现实的详细叙述这一点之外，跟亚当·斯密的所述，离开得并不十分远。当李嘉图谈到地主时，事态才会变了样。
李嘉图把地主看作社会组织中唯一他受益人。工人从事工作，为此他取得了工资；资本家是一场戏的主演者，因此他取得了利润。但地主的利益是靠土地之力得来的，他的收入（地租）既不是出于竞争，也不是出于人力。实际上，他的收入是在损害别人的利益下得来的。

我们得暂停一停来了解一下，李嘉图是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的，原来他对社会的病态的看法是来源于他对地主的地租所下的定义。在李嘉图看来，利息是使用资本的代价，而地租却并非仅仅是使用土地的代价。地租是一种性质极其特殊的报酬，是来源于所有土地的生产力并不是相等的这一可证明的事实。

李嘉图说，假定有两个邻近的地主。一个地主的土地比较肥沃，由100个人使用一定量的设备进行耕作，可以生产谷物1，500蒲式耳，另一个地主土地的肥力较差，使用同样的人数和设备，只能生产1，000蒲式耳。这不过是出于大自然的技术上的事实，但是会带来经济上的后果：在那个幸运的地主的土地上所产生的谷物，其每蒲式耳的价格将较贱。很明显，由于两个地主所支付的工资和资本的成本必然相同，那个多收获500蒲式耳的人，与他的对方相比，将居于有利地位。

根据李嘉图的说法，地租就是由这个成本上的差异发生的。如果需求很大，足以使得在生产力较低的那块田地上值得进行耕种，则在生产力较高的田地上耕种，肯定将变得非常有科。实际是，两块田地间利益的差距越大，则地租的差距越大。举个例，如果在一块瘠土上，按每蒲式耳2美元的成本种植谷物，可以勉强获得一点利润，那么，一个幸运的地主，在其肥土上按每蒲式耳0．50美元的成本即可生产谷物时，他肯定将获得大量地租。由于两个农场是在同一市场上以同一个价格（比如说2．10美元）出售其谷物的，那个较优土地的所有人将把这一成本上的差额1．50美元收入私囊。

所有这些，听来似乎极其平淡无奇。但是，试把这个说法应用到李嘉图所设想的世界，其不愉快的后果就变得非常明显。

在李嘉图看来，经济世界在不断地倾向于扩张。资本家在积累，他们在建立新店和新厂。因此，对劳动者的需求在增加。这就会使工资提高，但这时的现象具，因为工资增加，不久就会诱使不可救药的工人阶级去尝一尝家庭社会的那种内藏祸机的快乐，从而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使更多的工人泛滥于市场。但是（这是李嘉图的世界跟亚当·斯密有希望的前景离开得最远的地方）人口既然在增长，就有必要进一步伸展耕作的界限。人口愈多则需要谷物愈多，因此需要的田地也愈多。十分明显，新开辟的田地生产力必然没有已经在使用的那样高，因为农民于选择土地时不会那样笨，会留着好土地不用而先用差的。

这就表明，当人口在增长时，使用的土地越来越多，谷物的生产成本将继续增高。当然，谷物的售价也将提高，此时，处境优裕的地主的地租也将跟着提高。不仅是地租，工资也将提高。因为谷物的价格提高后，就不得不提高工资，使工人能够买得起黑面包，把他们的生活维持下去。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悲剧是怎样展开的。资本家——他首先是对社会发展负有责任的人——现在却处于受到两面夹攻的境地。第，，由于粮食涨价，他得支付较高的工资。第二，由于越来越差的土地在陆续投入使用中，优质土地的地租在提高，因此，地主的处境远比从前优越。地主在社会的成果中所享有的份额既增加，只有一个阶级能够被挤在一旁，让出空位给他，这个阶级就是资本家阶级。

这个结论，跟亚当·斯密谈社会发展的壮观场面时的情况，相差得多么大！在斯密的世界，随着分工的进展，社会的日益富裕，各个人的日子都会一天天好过起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一结论是与斯密不能预见到土地是社会进步的瓶颈有关的。

与此相反，在李嘉图的世界里，居于有利地位的只有地主。可怜的工人则永远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上，跟在每一次工资提高的后面的总是一群孩子，因此工资都被孩子的增加抵消掉了。资本家经过工作、节省和投资，到头来他的一切辛劳只是一场空：他的工资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低，而他的对手——地主，却比他富裕得多。地主可以一无所为，只是收他的地租，他稳坐泰山，眼看他的地租日增月涨。

这就难怪李嘉图要反对谷物法了（同时他还表明，通过自由贸易，会使英国获得廉价谷物）；也难怪地主要倾其全力地奋斗30年，一心想把廉价谷物排斥于国门之外了。新兴的实业家从李嘉图的说明中看到，他的理论正合他们的需要，这是多么自然的现象。低工资是不是应当由他们负责呢？不，这只是由于工人自己的盲目性，使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增加。那么，对社会的发展，他们是履行了责任的吗？是的。那么，他们花费了精力，把利润节省下来，以进一步扩大他们在生产上的冒险活动，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吗？他们从一番辛苦经营中所得到的只是，眼看地租和货币工资在增长，而他们自己的利润却在萎缩。推动经济机器的是他们，而地主只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享受一切的快乐和报酬。的确，一个敏感的资本家会们心自问，这样的事值不值得干下去。

这时除了教士马尔萨斯，谁会挺身而出，说李嘉图对地主的看法有欠公道？

让我们记着，马尔萨斯不只是一个人口问题专家。他首先是个经济学家，关于地租的理论，在李嘉图自己还没有提出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前，他事实上已经提出了“李嘉图的”理论。但是，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跟他的朋友所得出的不同。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发表于李嘉图的书出版后的3年）里说，“地租是现在的辛勤和智慧以及过去的力量和技巧的报酬。当购人土地时，总是连同在土地上所花费的劳力和才能一并购入的”。马尔萨斯还在一个脚注内加上一句，“事实上李嘉图自己就是个地主，是就我的意思说来的一个好榜样”。

这不是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反驳。李嘉图并没有把地主描绘成一个阴险、作恶的人物。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地主经常改善地的土地的生产能力。虽然他指出，地主这样做是扮演了资本家的角色。然而，他用不可辩驳的逻辑指出了，作为土地所有者，即便忽略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也会坐享谷物高价之利。没有任何个人意志在起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力量使地主阶级处于坐享社会成长之利益的地位。
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去描写他们反复辩难的细节。重要的是，李嘉图对地租所设想的那些可怕的暗示，从来没有实现。实业家后来终于压倒了地主的权力，终于达到了使廉价粮食得以输入的目的。在李嘉图时代，当麦价将上涨到可怕的高峰时，在数旬之内即恢复常态。同样重要的是，人口从来没有增长得快到使国内的资源难以应付的程度。因为根据李嘉图理论，地租起因于优质土地与劣质土地之间的不均等，如能控制住人口问题，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不会发展到使地租收入引起社会惊慌的地步。但是，试想一想，假使英国人口达到一亿，并且不得不全部用国内农产品供应其所需，它今天将居于何等处境。再假定，它的谷物法一直没有撤消。那时，李嘉图所描绘的由地主控制社会将成为可怕的现实，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在现代西方世界，地租差不多已成为一个专供学术上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不是由于李嘉图的分析有欠正确，我们能免于遭受李嘉图所述的困境，只是由于工业生活展开的迅速，使我们得以从马尔萨斯所看到的悲剧中得到挽救。工业制度不仅在生育上起了“刹车”作用，而且大大提高了我们从土地上生产粮食以供处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