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远的经济学革命——再读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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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的读书笔记将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这本书的脉络梳理了一遍，结合平时的观察和自己的理解，对作者的思想进行了归纳，但是后来觉得还不够，总感觉应当顺着这个思路再进行一些挖掘。于是便有了这篇《再读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

首先，我发现，对于作者书中描述的买卖双方在“公共领域”的争夺，我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感觉并不陌生，这让我不由想到，周老师在上课时说的：我国古代不是没有市场。我想，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市场在很早以前就很完善了，市场中买房与买方、卖方与卖方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许并不亚于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比如，“黄牛党”这类人群，虽然道义上为人们所不齿，法律上为公权指控，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市场的发达——因为有人对价格做出反应，“攫取被置于公共领域的利益”。这说明黄牛的交易成本（包括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很低，这是现代较为发达的市场的一个标志。林毅夫老师在其《中国经济专题》的课上也以翔实的历史记载论证了这一点，诚如布伦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不是市场产生的，因为完全竞争市场利润为零。市场自古就有，资本主义恰恰是反市场产生的。所以，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并非因为没有市场，而是因为没有向反市场的方向行进。

上述结论或许有些牵强。但是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内，市场既有“聚”的倾向，又有“散”的倾向，后者即布伦代尔所说的“反市场行为”，亦即资本主义的起源。我奇怪的是，基于我自己对于中国市场的观察，为什么中国的市场“聚”的倾向大于“散”的倾向？如果说西方的繁荣是因为“散”的倾向大于“聚”的倾向，从而产生了大公司、大企业的话，中国市场总是停留在同质化严重的小作坊、小地摊的竞争中。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从早先的服装批发、到后来的家电红海，再到最近的电商“掐架”，似乎都可以看做“聚”的倾向的一种表现。我想，周老师在第五讲最后对我们的教诲在这里同样富有启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加剧竞争，而正确的方式是加剧交易对方的竞争。

其次，我在重读《产权的经济分析》时发现，这种经济分析方法对现代政治同样有很重要的启示。既然产权既不是“一无所有”也不是“拥有全部”，那么国家主权是否也并非像一国所声称的那样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未被完全界定的主权所引起的争端就引入注目了：二战以后，国与国的主权争端通常有国际法和联合国大会调和，但是这种制约作用相当微弱。在很大程度上，主权争端的胜负一般还是由国家的强弱决定。但是当两国实力相近以致难以预测“鹿死谁手”时，我们可以引入巴泽尔的分析方法：总的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当更大。价值量的变动对谁的影响最大，谁就有权左右这种变动。当两国开始主权争端时，总要思量一下拥有这份主权的收益和放弃这份主权的成本。那么如果一国放弃主权所带来边际影响极大的话，那么这一国就有极大的愿望赢得这份主权。而另一国放弃主权边际损失较小，如此一来，两国的主权争端很有可能在拉锯战中渐渐倾向于对这份主权更为迫切的一方（受益最大者）。比如这次中日钓鱼岛争端，两国实力相近，但是钓鱼岛出于日方实际控制下，而且，一旦钓鱼岛被中方控制，日方的海上运输线几乎会被中国控制，这将对日方的海上石油运输安全大大不利，日方国土狭小，很多资源要靠进口，如果这条被日方视为“海上生命线”的航线被切断，无疑是日方不能被接受的。所以，在这次争端中，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总是最积极的那一个，而中国相比之下有些被动。当然，很多专家，包括政府，还是秉承尽量克制的原则，这还是符合我们的分析的，因为，当两国之间实力的天平有所倾斜的时候，也就是打破沉默的时候。中国正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空间内，而日本已步入下降的轨道，时间站在中国的一边。所以，按照巴泽尔的分析方法，只要不触及根本利益，韬光养晦的政策是正确的。

除了给其他学科带来的启发，产权的经济分析方法对经济学本身带来的影响也是革命性的：在我看来，它几乎推翻了宏观经济学。因为人们虽然会朝着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差距缩小的方向做出调整，但是有时候并不会到达均衡的一点。很难保证一系列的非均衡的叠加会是均衡的结果，而且产权界定的模糊性带来了交易中一部分价值流向公共领域，即使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里面还存在可以竞争的空间，于是价格难以反映每次交易的实际价值，那么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就存在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微观的分析中，目前的模型无法度量因为价格变化导致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的变化，于是，宏观经济学就丧失了其微观基础。还有，现代企业竞争的要诀已经不再是成本之争，就像巴泽尔在书中所讲的那样，“争夺用户比发明者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资本的力量可以让企业在争夺用户阶段忍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亏损，而在完全竞争分析中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模型预测这种企业不能存活。同样受到削弱的还有货币论，货币量的增加或减少必然伴随着产权的重新界定，而这一过程一定会使一部分利益流向公共领域，从而加剧了人们对于“似乎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部分价值”的争夺。比如在恶性通胀时期，人们会以实物或外币代替本国货币，从而抵消了一部分通胀的效果。如此的话，宏观经济模型虽然指出了经济变化的潜在方向，但是其所作出的种种预测结果值得怀疑。有时候，它的预测精度甚至不如使用产权的分析方法做出的预测。

包括产权分析方法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正在引发经济学领域的又一次的重大革命，这门学问还对很多其他学科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而目前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经济学以往赖以为生的基础已经动摇，风靡全球的“黑板经济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就像周老师转述科斯的演讲：“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只是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我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定会对经济学这一年轻的学科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