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是越来越多人类行为被改造并被纳入经济核算体系的过程。
以下的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发展的本质。假设在一个农村中有一对父母,他们用树枝给孩子做了一个玩具,孩子用它进行玩耍并获得一定满足感。但是,因为这一行为不涉及交易,也没有被国家统计局核算在GDP之内,所以,不算是经济行为,只能算进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将这一现象简记为“自己父母给自己孩子做玩具不是经济”。然而,当越来越多家庭住进城市,有商家发现专业化生产玩具也许有利可图,于是投资建厂,聘请专门的设计师,雇人做市场调研,雇工人生产,最终把各式各样的玩具放到了商场的橱柜中,孩子们支付金钱购买它们,显然,现在的故事变成了“别人的父母给自己孩子做玩具就成了经济”。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古代文人墨客泛舟江上、观赏清风明月,这种自我陶醉被看作是一种高雅的行为。而现在各种商业化的旅游景点、酒店、度假村等休闲服务产业随处可见,显然,它们并没有改变人们追求放松心情或美丽景色的欲望诉求,只不过,原先自给自足式的享乐,现在被更多的由他人提供的专业化服务所替代。无论你喜欢与否,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就是如此,在保留每个消费者个体最终选择权的情况下,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人们所面对的选择集合。
人类社会是从禁欲走向诚实的,读了太多书接受了很多“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人习惯把前述那些低效落后的自给自足行为看作是幸福和高雅的事情,而后者与金钱有染,立刻就成了贪婪、邪恶、低俗的事情。这种心态需要演化心理学或者生理学的研究进行最终解读,不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尝试提出一些解释。
人们对于金钱的憎恶往往来自于对“为富不仁”的憎恶,现在人们对于官员贪污腐败的仇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且不论金钱本身作为流通手段和贮存工具是无辜的,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政治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帮助一部分人赚钱的。胜者就是正义,好坏是根据立场转变的。人类社会中的很多制度或者思想,无非是社会中一群比较聪明狡猾的人为了蒙骗剩下的愚笨一些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它们演化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这种例子非常常见,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比如很多喉舌狠命宣传的那些模范形象,“为了某某事业风险终身”的口号等等,对于这些口号,大多数听众无非是带着装睡的觉悟配合,在这种情势下,“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有时确实能够成为一种安全的态度。正如有些政党的人数达到几千万,却极少有成员能够为该党所信奉的理论体系自圆其说一样,而如果真的有人发自内心相信这样的宣传,那他一定生活在社会真正的最底层。在一个“洗脑”盛行的社会中,不同玩法之间无非是“你洗别人”或者“别人洗你”的差别。
所以,在社会中生存,除了要依据现有的环境设定设计出自己的最佳战略,还需要更多洞悉事物本质的世俗智慧,“我想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充其量只是信息和知识,“我为了做什么必须放弃什么”才是智慧。
中国处在向自由社会过渡的阶段,如果能够带上一点点洞察走势的觉悟去观察,便不难发现那些颐指气使,其实是自给自足自我陶醉的骚人墨客正在退出社会舞台的垓心,而这个时代的英雄,注定是那些制造经济发展的人,本质上是那些能够更好的为别人提供商品和服务,那些对人类行为加以改造并纳入经济核算体系的人。
经济发展是分工和专业化演进的一个过程,而现当代的经济学早已在偏离古典经济学的道路上走了太久,以至于讨论的重点早已不再是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产生及其性质的探索,也许唯独只有作为经济学分支之一的发展理论仍旧无法避开分工和专业化的讨论。
发展经济学本身,也成为了经济学家的兵家必争之地,任何经济理论,无论宏观微观,若是不能在当今世界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实中得到映证,势必要陷入难堪的境地。由此,发展经济学也成为了了一方沉淀是非成败的热土、一方英雄辈出的学术战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穿越了几百年的光阴迷雾与剑影刀光之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宏伟智慧仍像号角般在这里回荡。
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是这样的一本震古烁今的盖世制作,作为经济专业的大三学生,这样的赞誉并不会因为被视为溢美之词而导致自降身份。但是,任何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很难在读了本书导论之后不被杨小凯会聚其中的学术功力与卓绝洞见所打动,杨小凯归纳数百年经济发展与发展经济学学术,回归古典,推陈出新,遂成此书。以至于现在的我们根本不能将现在充斥于各处抛头露面场合的“经济学家”的“大作”与之相提并论,而只能对这样的遗作默默怀念,并且,泣下沾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