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奴隶主的鞭子能抽打出金子，经济史家会为奴隶制辩护吗？--纪念罗伯特·福格尔诞辰九十周年

一、Time on the Cross：一场史学地震
  今天，毫无疑问，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奴隶制意味着野蛮、落后与暴力。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经济史学也就是计量历史学（New Economical Hsitory，or Cliometrics）的领军人物，罗伯特·福格尔（Robert.W. Fogel）在40多年前以计量史学方法得出结论，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的经济效率要比北方自由农场高出34%，奴隶制更具效率且有利可图，奴隶的生活条件也比北方工人优越……
  这项研究即福格尔在1974年出版的《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奴隶制经济学》[ Fogel R W, Engerman S L. Time on the Cross :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M]. Little, Brown, 1974.福格尔是第一作者，故一般将此书研究主要归功也是将质疑导向福格尔。国内常译作《十字架上的岁月》、《艰难岁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代》、《苦难的时代》，中译本为罗伯特·福格尔等著《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颜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笔者认为题名不妥，福格尔此书本身就是对奴隶制经济是一个苦难时代的颠覆，故综合各方面因素，笔者在文中采用《十字架上的岁月》这一译名。]，这一年正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标志着黑人民权运动获胜的《民权法案》之后的第十年。此书一经出版，简直是石破天惊，它挑战了奴隶制史学的传统叙事，首先让历史学人眼前一亮，当时即被认为这是计量史学的最新也是最好的成果[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 Passel说，他不知道最近十年出版的美国史著作中还有任何一本更好的书了，见Thomas L. Haskell. The true & tragical history of ‘Time on the Cros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 October 2,1975.]，可以给传统史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因而获得了当年即1974年的班克罗夫特奖，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的最高荣誉。但是，作为一项在奴隶制这样一个焦点问题上极具冲击力的研究，很快引来巨大的争议，引发了从经济史学界到整个历史学界再到整个大众媒体的一场奴隶制问题“地震”。[ 余英时在日后评论黄仁宇的计量史学倾向时候，也是提到此书作为隐喻，认为在福格尔引发的争议中，黄仁宇显然是导向福一方，暗含“臭味相投”之意，见余氏《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一文。]毕竟，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历史学著作可以同时在经济学专业期刊、历史学专业期刊再到《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引发热议。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对于经济学家的一句戏言，“如果奴隶主的鞭子能抽打出黄金，那么经济学家也会为奴隶制辩护”，正是在对此书的热议中产生。
《十字架上的岁月》代表了1960年代到80年代盛极一时的计量史学潮流[ 梁晨, 董浩, 李中清.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J]. 历史研究, 2015(2):113-128.]，可以说也是至今为止计量史学带给传统史学最震撼的一部著作。当时的计量史学基本上掌握在有着良好数理方法和计算机数据处理基础的经济学家（主要是经济史学家）手中，传统的历史学家既不能参与也无法予以辩驳，因而计量史学本身暴露出经济史家的很多历史认识上的问题。但是最近几年，随着计算机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计量史学的技术方法也有了全新提高，并更容易为历史学学人所理解与接受，特别是在国内，量化史学日益火热起来。
在1993年，福格尔和另一位我们更熟悉的人物，同样是制度经济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的旗手——道格拉斯·诺斯，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今年，《十字架上的岁月》才被首次翻译成中文，在计量史学不断被重提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个诺奖级经济史家的最具影响力也是最饱受争议的作品中学到什么呢，如果奴隶主的鞭子能够抽打出金块，经济史家真的会为奴隶制辩护吗？

二、美国的奴隶制研究传统
  南方奴隶制是美国史研究中最重大问题之一，奴隶制不仅与南北战争直接相关，奴隶制史学更是长期是南方史学的主体。长期以来，美国史学界认为奴隶制是一个垂死的制度，在南北战争之际已经趋于消亡。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就是U·菲尔普斯的“传统解释”，主导了20世纪上半叶的奴隶制史学。菲尔普认为奴隶制极大限制了南方工业化的发展，奴隶制束缚了劳动力，束缚了本可以成为工业资本的奴隶资本，而战前奴价相对于棉价的增长，使得奴隶制经济趋于崩溃。C·拉姆斯德尔认为奴隶制的衰亡更多的是一个资源问题，随着奴隶制从旧南方扩展到新南方（大西洋沿岸到墨西哥湾沿岸），适宜奴隶制的土地已经消耗殆尽。这就使得棉花经济也就是奴隶制经济会到达一个极限，然后走下坡路。[ 参见曾令泰, 卢明纯. 效率、自由及其他:奴隶制衰亡的原因探讨[J]. 理论界, 2006(7):148-149.]
  奴隶制真的到达极限了吗？在福格尔之前，已经有一些经济史家作出反驳。最著名的即A·康拉德和G·迈耶在《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中就超越了传统单一从棉花的角度来考察奴隶制经济的方法[ Conrad A H, Meyer J 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 66(2):95-130.]，而是将奴隶也作为人力资本加以考量，从而得出来内战前南方种植园资本和利润处于一个增长状态，并没有走向衰亡。
  康拉德的研究挑战了原有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单纯研究奴隶制种植园是否有利可图，并不意味着奴隶制经济是有效的，还需要考虑更多社会经济和道德经济因素，因而，历史将这场奴隶制史学革命的人物交给了集大成者的福格尔以及他的合作者恩格尔曼。

三、罗伯特·福格尔与计量历史学
  福格尔于1926年出生在纽约城的一个乌克兰犹太人移民家庭，在童年时代经历了大萧条，据说因而产生了对经济学的兴趣。他在康奈尔大学主修历史学辅修经济学，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在1948年本科毕业后的八年内是一个职业共产党活动者者。但是他之后退出了共产主义运动，追求他的学术事业，并于196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于196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指导下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库兹涅茨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回顾长期经济数据的实证性研究，去考察经济增长的模式与内在变迁。库兹涅茨的深深影响了福格尔，福格尔在新经济史或者说计量历史学就是遵循这一实证传统[ 参见福格尔为纪念其师库兹涅茨的遗著《政治算术：西蒙·库兹涅茨和经济学的实证传统》，胡永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不仅是追求数据的精密性而且是数据来源和背景的准确性。
  他在学术思想和方法路径上是受到当时最为兴盛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影响，或者说他本身就是经济史层面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当家人。简单来讲就是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为零的观点，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交易成本，而为了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就需要明晰产权，这就需要更符合绩效的正式拘束和非正式拘束，也就是所谓的“制度”。福格尔在经济史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去重新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而在奴隶制问题中，也是考虑这么个理论，一个制度是否是有绩效的，就看它是否能够有明确的产权，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提供资源适配和市场流通能力，也就是能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问题。从这几方面入手，由此，《十字架上的岁月》构成了一部瞠目结舌的修正主义史学。
  福格尔也不是第一次做出这种修正主义的历史研究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所言，他的获奖是由于“在经济史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重新解释了经济和制度变迁”，他的很多研究都是颠覆性的，也因此成为计量史学的一代宗师。其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最具开创性的成果--反事实度量法就充分展现出计量史学的强大与活力，即假设某一事实不存在或者情况相反，估算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结果，由此来度量该事实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最著名的即是福格尔对于铁路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作用的研究[ Fogel R W.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J]. Technology & Culture, 1967, 31(313):611-612.]，即把铁路看成是一种“社会储蓄”，假设在1890年铁路完全消失，多少对于美国的社会储蓄减少了，由此福格尔估算出铁路在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中只占到3%的作用，即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经济状况最多会落后两年，完全颠覆传统对于铁路作用的观点。福格尔在对于奴隶制绩效及奴隶制是否会消亡问题的研究中，也用了这一方法，“假如南北战争没有发生”……

四、十字架上的奴隶制：福格尔的研究
  福格尔《十字架上的岁月》一书主要分为六个章节，首先回顾了国际背景下美国奴隶制的起源与废除，指出奴隶制的废除是一个加速的、非常态的历史过程，由此福格尔通过计量史学方法重新研究战前的南方奴隶制，从奴隶和奴隶主两方面入手，考察了奴隶的生育、寿命、家庭、生活条件、职业、奴隶贸易与地区流动，探析奴隶制种植园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特征、奴隶主的乐观指数、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剥削与压迫，并研究了美国奴隶制的观念史。他最终总结出他对于奴隶制研究的十大修正，简单而言，就是从以下三个问题挑战传统奴隶制认知：
（一）奴隶制是低效率和落后的吗？
  福格尔认为奴隶制并非是一个由对经济利益漠不关心的种植园主维持的非理性制度，奴隶主对于奴隶的购买和拥有是一个具有高盈利能力的行为，资本利润率甚至高于同时期北方的工厂。奴隶制种植业生产效率比北方自由农业高，更无论南方自由农业，战前奴隶主对于奴隶制经济乐观指数和对于没有南北战争的反事实度量都表明奴隶制经济并没有衰亡的趋势，反而会在19世纪下半叶越发巩固。
（二）奴隶过得非常悲惨吗？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制度，奴隶制应该尽可能降低奴隶制经济交换双方的交易成本，所以需要明晰双方的产权（也就是契约权利与义务），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福格尔从奴隶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中论证了这一点，他估算出无论是出生率、死亡率、营养状况还是生活必需品条件，奴隶均优于同时期北方工人，而奴隶主为了尽可能提高自身利益，也会努力保护奴隶利益，奴隶主如果使用暴力而不是现金作为激励手段，反而会提高奴隶主的生产成本，因而奴隶主轻易不使用暴力，拆散奴隶家庭也是少见情况。奴隶得到了其90%的生产效益，也即是剥削率仅10%，因而奴隶则还报以高水平的生产效率，奴隶有着明显的职业分工和高效的团组工作机制（gang system），奴隶的平均生产效益高于白人农民和工人。
（三）废奴主义者是一种种族主义者吗？
  那么，既然奴隶制是一个有效益的制度，并且奴隶主和奴隶均处于一个有利状态，奴隶制经济是怎么灭亡的呢？福格尔依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他从经济上对奴隶制控诉的早期两大源头入手，发现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低效的、奴隶是懒惰的、南方是糟糕的观点均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是低等的黑人导致了南方出现奴隶制并拖累南方经济社会。福格尔认为无论是为奴隶制辩护的还是抨击奴隶制的，都是种族主义者，废奴运动在种族主义思潮的帮助下更为乘风破浪。那为什么之前的历史学家从来不这么认为呢，福格尔指出种族主义是美国史学界乃至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条红线，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从当时到现在，抨击奴隶制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甚至有利可图，但是为奴隶制辩护则要付出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巨大代价。
   
  福格尔是以一个制度视野和比较视野来重新审视奴隶制经济，他并不是说奴隶制有多好，而是在另一个意义上指出，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也就是法律和社会层面双重的种族主义歧视，如果没有奴隶制，奴隶将会生活得更糟糕。而相比而言，奴隶制经济是一个高效运转的理性制度，不管是与同时代的北方工人还是自由黑人相比，奴隶都拥有更明晰的产权制度，更有利和有保障的个人收益。这当然不是说奴隶制有多好，而是说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压迫和日益加重的种族主义歧视会有多糟糕。南北战争后自由后的奴隶反而生活得比之前更为糟糕。
  非常不幸的是，福格尔的这些结论，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情况下，也即是这样一种制度制约下，专业学者和社会大众理解为“福格尔认为奴隶制很好，甚至是在推销奴隶制”要比“福格尔抨击奴隶制的废除是将黑人进一步带入种族主义的深渊”成本低的多，人们也更容易或者说，更愿意站在道德高地批评福格尔“为奴隶制辩护”。这也是《十字架上的岁月》带来计量史学地震的直接原因，福格尔必须要为他“为奴隶制辩护”而辩护。

五、争议与回应
  学界不少人还记得福格尔刚刚开始其经济史学生涯的样子，1964年晚冬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召开的计量史学会议上，人们看到了一个头发凌乱、衣服皱巴巴，站在黑板前巧妙地回避尖锐的问题的一个不能更像美国青年学者的典型美国青年学者。当时他已经出版了他在铁路经济效益问题上的里程碑著作，已经声名鹊起，虽然也带来一些方法论上的争议，但是人们不会想到十年后他竟然会出这么一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著作：“什么，为奴隶制辩护！？”
  针对福格尔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福格尔是带着怎样的历史观念去看奴隶制的，和福格尔对于奴隶制经济的各种估算有没有问题。前者的批评大多认为福格尔估算出奴隶制是有利润的，但是这个利润要看是给谁，而且奴隶制经济社会运行中也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个人压迫等道德问题。后者则用计量史学的方法还敬计量史学，区寻找更多的或者是与福格尔相异的证据，用相同或者不同的数理方法区推算奴隶制及奴隶的经济状况。
  批评的声音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罗伯特·福格尔和杰弗里·埃尔顿带有争辩性的合著Which Road to the Past?: Two Views of History[ Fogel R W, Elton G R. Which road to the past? : two views of history[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和赫尔伯特·古特曼的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s[ Gutman H G. 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 : a critique of Time on the Cros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埃尔顿是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并且坚持最为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他与福格尔的合著就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埃尔顿更看重历史学家长期坚持的历史正义，而福格尔则更倾向于用价值中立的手段去研究历史。古特曼在书中则直接批评福格尔玩的是一种数字游戏，福格尔有限的证据只能说明奴隶主的鞭子没有打在这些奴隶上，但是并不能说明其他奴隶的情况，而且福格尔把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放到奴隶主和奴隶身上，古特曼认为是尤为可笑的。
  福格尔在15年之后，用其另一部书来总结和回应他对奴隶制经济的研究和由此带来的质疑：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Fogel R W.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M]. WW Norton & Company, 1994.]福格尔首先是对之前的计量结论作了重新计算和检验，认为之前的结论并没有太多差别，并在书中回应了其他学者的批评，强调他同样了解并也发现了大量存在的奴隶主暴力和奴隶悲惨命运的史实，但是他没有写入《十字架上的岁月》一书中是因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一个有效的经济系统是如何被制度因素所瓦解的，而这种制度随后又对于瓦解后的经济系统内各要素产生负面影响。正如福格尔在获得诺奖后面对记者的谈话中所言，“如果有效率的进程同时又是道德的，那么这便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但我并不认为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 张宇燕. “假如没有……”——谈谈一九九三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J]. 读书, 1994(3).]奴隶制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系统，但是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轻易将其废除而没有妥当的善后安排话，道德并不给人面包，或者说，道德本身会变成不道德。
  
六、四十年以来
  福格尔随后的研究虽然不再关注奴隶制经济学，但是他对于奴隶制特别是奴隶个人生理与营养状况的研究，使他的兴趣主要转移到健康经济学以及技术生理演化理论（technophysio evolution），即讨论技术进步与人类生理机能改善的机制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技术生理演化，即研究人的身高、体重、能量摄入等，广泛地出现在人口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对于考察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显著意义。福格尔开创性地进行一种系统研究，即尝试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物种进化（演变）的关系。[ 如Bengtsson T. Life under pressure: Mortal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Europe and Asia, 1700-1900[M]. Mit Press, 2004也是继续此种探索。]
  而在于奴隶制经济本身上，福格尔的颠覆性研究虽然饱受争议和质疑，至今也已成为该问题上的主流认识。笔者找到了国内翻译的四种流行的美国经济史论著或者教材，分别是杰里米·阿塔克等著《新美国经济史》（第2版）、斯坦利·恩格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乔纳森·休斯的《美国经济史》（第8版）、加里·沃尔顿等著《美国经济史》（第10版）[ 即杰里米, 阿塔克, 彼得, 等. 新美国经济史[J]. 罗涛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斯坦利. L· 恩格尔曼, 罗伯特· E· 高尔曼著, 蔡挺 ，李雅菁译. 剑桥美国经济史[J]. 2008；(美)林斯, (美)凯恩, 邢露. 美国经济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美)沃尔顿, (美)罗考夫, 王珏. 美国经济史[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在奴隶制经济问题上基本上都接受了福格尔的观点。阿塔克版原封不动地以福格尔的几个修正性观点作为奴隶制一章的小标题，恩格尔曼本来就是福格尔的合作者，他的书中保留对于奴隶制经济的几个客观结论但不作进一步结论，休斯一书中非常有意思地展现了福格尔引起的争论，并客观地表示福格尔的观点已经成为主流，沃尔顿将福格尔的结论作进一步引申，即正是由于奴隶制的有利和顽强，才更需要一次外在的南北战争将其灭亡。
  福格尔的《十字架上的岁月》一书曾经一度自己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随着争议之硝烟散去，我们在今天也许可以回答标题中的问题，如果奴隶主的鞭子能抽打出金块，经济史家会不会为奴隶制辩护：假如金块也属于奴隶的话，或者说这个“奴隶制”是在另一个意义层面上的话，经济史家还是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