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理智与人性

    在经济学逐渐把自身定位成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并竭力给人留下严谨而充满数学模型印象的过程中，加尔布雷思于主流经济学界确实算是异类。就仅仅和对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已经再版18次相比，加氏的那种少了模型多了良心的“异端”经济学似乎在主流经济横行的现代是卖不动的。加氏经济学反对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数理分析，认为经济学研究要改变重物轻人，只看见产值却不见福利的倾向；要不以数理分析为依托，而以公平正义为基石；应该将复杂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而非将经济学圣神化而置于学术的制高点。
    或许我们可以从学界的评价中更好的了解这个经济学界异端，进而更好地了解《富裕社会》所为我们描绘的世界：“哈佛最有名的教授”、或者另一个更为耸动的名号--“百年来哈佛最有趣的教授”、又或者他的对头萨缪尔森封给他实则暗含贬义的“全能型天才”（universal geniuses）。对于加尔布雷恩，我们似乎很难将他单纯归类到学院派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社会自由学者的范畴中。对于道义和良知的追寻而非对于纯理论的探讨，使得加尔布雷思于学界始终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的地位。
    加尔布雷思的思想是极契合“极左“思想盛行，切格瓦拉成为大众偶像的六七十年代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加氏经济学还能作为”批判学习“的译作引入中国。或者进一步说加氏那种带有时代特征的、没有任何成见的、充满草根精神的社民主义观察对于乃至当今中国来说，都异常重要。《富裕社会》在笔者看来可以归纳为：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抨击，将生产赶下神坛，停止做大蛋糕，专心分蛋糕。又或者可以是围绕加尔布雷思创造的三大名词“富裕社会“”传统智慧“”均衡势力“展开的。
    回归《富裕社会》一书本身，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正是建立在美国已经进入战后经济恢复，物质生产大繁荣后，多数人的贫困已经转变为较少数人的贫困，贫困已变为“个别贫困“和“富裕社会“中的”贫困岛屿“大背景下。在笔者看来，”富裕社会“这个大背景更应该理解为一种经济学研究重点的回归人性而非仅仅是对于物质繁荣满足和对物质生产的追求。
    “福利国家的经验是非常短暂的。全部的历史几乎都是贫困的。只有在欧洲人居住的一小角世界上的最近少数几代是例外”因此加尔布雷思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家充满了悲观不安的情绪：亚当斯密虽然抱有希望，但他也只谈“国富“，而对于大众的收入则认为难以提高。而斯密之后的工资铁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乃至后来斯宾塞和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这些就是加氏经济学笔下的“传统智慧”，可以理解为计划经济破产之后，人们认为私有化的力量、价格解放运动(学费、医疗和房地产)以及加强中央政府调控模式是最核心的经济发展力量。在加尔布雷思的著作里面，传统智慧被既得利益者供奉起来，最大限度地让其他人相信这是不变的真理。
    或者说这种因为长期处于“贫困社会“而产生的悲观不安情绪，以及对于经济萧条的恐慌，导致人们对于生产和效率的盲目追求。而发端于”贫困社会“的传统经济体系描述这种高效的生产状态实则一种危险（竞争状态），然而这种危险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越纯粹，这个体系的绩效就会越优。
    而加尔布雷思创造的第三个新名词“均衡势力”正是指工会、NGO、贫民引发的民权运动、政府等强势力量进行议价的能力，而这些形成了社会生态的均衡。这种均衡构成了一个伟大社会发展的动力学基础。实际上，中国恰恰缺乏均衡势力，暂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持续均衡的势力推动机制。
    加尔布雷思所追求的是体系中劳动者而非整体或者资本所有者的效用和发展。然而这种整体的绩效最优，与体系中每个个体的效用并非有严格的正相关关系。竞争体系不断自我完善，工人工资因为逐渐和边际生产相适降低，体系的自我完善却完全不能带来劳动者福利的提高。
    因而为了追求体系中每个个体的福利，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无外乎体制的改革和政府公共财政调控两个手段。这些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看来需要破坏社会生活基本规律才能改善的做法，百害而无一利。对于保守者而言：除了明确的偷盗行为，一个人理应成为他之所有。对富人征收重税，对贫困人口的补贴，强制的再分配手段只能损害整个经济体系的利益。在这里，我们要讨论加尔布雷思全书贯穿的一个关键名词——“富裕社会”。我们可以把它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把“经济蛋糕”做大的社会，它已经有某种消灭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力量，但是，它对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着漠视，认为这会打击那些创造财富，并拉大贫富差距的优越阶层的发展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发展，经济就熄火了。所以保护优越阶层的内在激励是社会第一要务。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鼓吹的就是这种哲学，他们坚决不承认社会分配也是促进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
    而讨论进行到这里，就涉及到乃至现代经济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增长究竟是为体系的发展，还是为了体系内成员的福利与成长？我们需要做的是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GDP的增长还是对玄而又玄的幸福指数的追求？
    的确人类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巨大产值拉动的生活水品的提高，没有人会否认现代即使处于“贫困岛屿”中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品，都强于几千年前的中产阶级。然而正如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的“这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式贫富不均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嚣显赫年代，这也是一个遍布贫困和堕落的时代”，经济增长的假象正在逐渐模糊对于“人”的关注。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对于人类生存的不合理问题，究竟应该由社会承担，还是个人承担？对于竞争体制下的财富竞争失败者，是应该任由”自然发展规律”淘汰抑或由体制给予关怀?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经济学术语往往可以掩盖具体的个人生活真实情况，用来精确表示社会增长的那些词，不能表示这个社会中的个人生活是否富足欣然。辉煌雄伟的高楼大厦下，有买不起房子的忧心忡忡的人经过；豪华汽车驶过的宽阔马路上，有内心冰冷绝望的人在乞讨；而一部分人蜗居，一部人坐拥豪宅。“富二代”、“穷二代”这样的词汇开始流行，。或者说，现在社会，社会普遍地在呼吁一种符合人性的经济学关怀，以及，相关的体制性调整。然而正如加尔布雷思书中所说，经济的发展和竞争体制导致的对于机会的贫富同起点又会逐渐削弱人们对于“人”的关注。经济学家会更加倾向于玩弄模型和高深的术语让人相信，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他们鼓吹一切对于再分配过分关注的政策都将损害这个完美的体制。
    在《富裕社会》的开篇，加尔布雷尔提到对于理论的接受，基本除了理论的真实性之外，还取决于对理论的熟悉程度和理论对人尊严的满足程度，过分偏离主流的思想的理论只能淹没在骂声之中，稍越过雷池的理论将为各类经济学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话题。那经济学人要么几乎沦为觍着脸迎合社会和政治家的无耻之徒，要么沦为只知玩弄模型无视经济学理论研究真实目的的所谓智者。过分的理智和清醒更像一种经济学人迎合大众的明哲保身，一种无视人性的残忍。而经济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所体现的人性，又将体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