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城市化建设的讨论从官方到民间都很热闹。热闹的原因不仅是推进城市化建设写入了官方的几个重要的文件里，更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可以讨论发展城市化的节点。笔者最近就读过一些讨论城市化建设和土地问题的书籍，其中华生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和文贯中的《吾民无地》最具代表性。
学者们的出发点基本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随着国家经济的飞跃，让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尽快、尽早、尽多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享有成果的途径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更多的农民成为市民，“融入城市”（华生语），让城市集中的资源为更多的人服务。概括起来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城，让更多的城市容纳人。
“让更多的人进城”，是从农民方面来说。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过大，“剩余劳动力”——也就是文贯中教授所说的“隐性失业”者过多。什么是“剩余劳动力”呢？简单地说，一个人的活两个人来干，另一个人就是“剩余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农业产出早已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农业人口，所以有相当一大部分农村人口对于农业来说都是“剩余劳动力”。这些人留在农村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他们应该进城。而“让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则是从城市建设方面来说。我们国家的城市大多建设得很好，资源集中，市容漂亮，有些城市空置了很多楼房，完全有能力接纳更多的人来居住。
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可以接纳更多的居民，事情不就简单了吗？
到了这里，事情确实很简单。而且到此为止，学者们也没什么异议。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复杂多了。先不说具体的，单说关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个问题，各路豪侠都莫衷一是。深信经济有全球性普遍规律的文贯中教授相信“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普遍规律；贺雪峰更强调历史，他认为当代的发达国家都是早在十九世纪就奠定好了基础，所以后发展的才会陷入陷阱；而华生干脆在他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一开篇就否认了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他说这个概念最大的参考价值就是：凡是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都是没有完全完成城市化、没有让进入城市的市民“融入”到城市之中的。
于是这也就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如何才是真正让农民“融入”到城市之中？贺雪峰的主张是让农民们保留村庄，融不进去的时候可以有一条退路；而文贯中则认为作为一个过渡，应该允许贫民窟的存在；华生则认为无论是守在农村还是处于城市的贫民窟之中，都不是完全地“融入”了城市化，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是拥有大量贫民窟的。
这就涉及了进一步的问题：农民在城市里如何生存？在城里讨饭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融入了城市。文贯中认为农民进城可以大力推进第三产业，而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按照普遍经济规律，中国就可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贺雪峰却并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只有能够推进实体经济的第三产业才有实际意义。我个人则在考虑意义之外的一个问题：农民们进入到城市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可行性。当下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们多数都是在从事建筑、制造等第二产业——一般把房地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不过，农民工们绝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建筑，而非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等产业链高端，所以仍然是第二产业。而真正进入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很少，小商贩和洗头妹们是第三产业，却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围追堵截和取缔。其实想要加快城市化，城市对小商贩友好些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取消户籍制度更有意义。过去农民们在乡镇集市上卖只鸡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现在农民们进城卖烤白薯则会被城管没收了炉子。所以想要“融入”，还是要先“允许”。
即便是都允许，能否容得下太多的人进入第三产业、进入了之后是不是真的能保障较满意的收入也仍然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十倍，似乎弃农从商马上就有好日子过。我倒是不怀疑这个数据，我只是在怀疑这个数据的意义，要知道城市里有多少土豪、权贵、明星、专家、郭美美，把这些人的收入平均给城市居民真的没有多大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进城和在家的收入之对比，而且还要是净收入的对比，要刨除生活成本；单个人进城对比之后，还要考虑如果是举家进城，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所以归根结蒂，还是要回答“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文贯中教授建议是农民土地的私有化。
关于土地私有化，华生指出，即使土地真的归农民私有，耕地也不能随意变成建设用地，这即使是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而贺雪峰则认为，土地私有化只能解决城郊那些土地会被城市占用的农民的收入，会让这些人一夜暴富，会培养出一批土地食利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不敢做太多的断言，因为一个地方一个特点，就我所熟悉的东北农村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将土地承包出去，然后进城打工或是在村里做一些其他工作——也算“第三产业”吧。可见，现在的农民们自己已经在分化了。我觉得还是不要急于去推进土地的私有化，当然对于农民之间的这种土地流转也不要阻止，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自然会水到渠成。
文贯中教授喜欢强调普遍规律，普遍规律这东西是存在的，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贺雪峰教授则喜欢强调中国国情，中国国情这东西也是存在的，尤其是我们太长时间不去遵循普遍规律的情况下。个人觉得，不遵循普遍规律是不行的，但只讲规律而不从实际出发也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很多的时候都是用一个错误去修订前一个错误。比如1963-1970年不合常理的出生率，直接导致后面计划生育和当今的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但那时候不计划生育又如何，谁也说不清。所以我觉得，要遵循规律，但还要立足于实际，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
让历史决定——评《吾民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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