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我们的宿命

前几天网购贺雪峰的《地权的逻辑》（以下简称贺书）时，电脑连带推荐了赵冈的《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以下简称赵书）。我大概知道贺书反对一刀切的私有化，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土地都是公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内部有自洽的逻辑和理性，需要细致分析。而粗略来看，赵书似乎反着来，认为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农民对土地拥有产权，进行的是自由市场交易。接连读完两本书之后，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回事。

分析之前，有两点认识至关重要，需先拎出提醒一下：第一，长期以来，我们拥有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正如赵书末尾所言，“要研究中国传统农村的长期变迁，我们不能忽视人口增加对生产结构及地权分配的影响”；第二，我们正从一个小农经济的熟人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的陌生人社会。

贺书的论点已另做归纳，不再赘言，这里我把赵书的主要观点做一梳理：

1. 我国的封建社会很短，秦汉以后的地主，不是皇帝所“封”或政府所“建”，绝大多数地主是由市场定位的。老话讲“富不过三代”，即是对市场化下地权的周期循环的形象描述。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成为地主，达到“富”的程度，此后娶妻纳妾，儿孙满堂，分家析产，三代之后，不待败家子出现，家道也会中落，将有子孙变回贫农，这便是中国式农地周期循环的过程。那种认为土地不断兼并的“无限集中论”是不成立的。

2. 从汉至清，我国人地格局从人少地多发展到了人多地少，宋代以后人多地少的情形逐渐加剧。这就意味着，土地买卖逐渐由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购买土地将越来越难。也就是说，对地主而言，土地扩张的速度赶不上分家析产的速度，这进一步稳固了上述农地周期循环的过程。

3. 中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导致民众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促使社会资源过度集中在农业部门，而没能把人才和资源投入到更有发展空间的商业部门。更为糟糕的是，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良，可耕之地极为有限，新投资并不能促进农业发展，只能将已有土地资源进行重复再分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家当完地主，我家再当，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浪费。

4. 这种稳定的生产模式促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现代化还未开始之前便迎来了人口急速增长，发展退居次要地位，如何消化剩余劳动力，让大家都有饭吃，成了当务之急。商业萎缩不前，无法消化农业剩余人口，也就无法改变已有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经济结构。较小的经营规模可以最少的资本利用最多的人力，保证大家有饭吃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力水平在停滞中落后于世界潮流。

而因为农村极少剩余人口，西欧国家能够较为容易地改变农场结构，扩大规模，采用现代化投入，改善营运，为工商业投资竞争腾出劳力和发展空间。当然，西欧的现代化起步与对美洲的经济掠夺是分不开的。十九世纪，这种掠夺又扩展到了全球范围。

5. 这里的土地仅限于民田和农村的耕地，即社会基层的土地。这就为农民和统治阶级矛盾激化及朝代更替留下了解释空间。统治阶层的征税重点是人头税，特别是碰到战乱多事之秋，征调大为超过法定天数，甚至挤占了农作时间，致使入不敷出，流民遍野，又或者投靠富豪居室以求荫蔽，财政亏空只得加大对剩余人头的征税额度，农民不堪重负，导致统治崩溃。

明白了两本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之后，我们再来检视一下开篇提出的那种观点对立是否存在。分述如下：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设想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小农对土地产权的情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贺书反对私有化的论述有误，更不能成为历史上土地长期私有化，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私有化的理由。

2. 历史上的土地私有化有其渊源。第一，长时期稳定的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生于斯，长于斯”，土地之上的农业是立生之本。第二，虽然土地私有化，但熟人社会里有宗族，“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宗族能够对农业生产乃至农民个人生活进行干预和建设。

这两条保证了长期以来并未出现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农民个人原子化，土地退化为纯粹商品的尴尬境地。

3. 正因出现了如上所说的尴尬境地，我们现在不能轻易开放土地私有化，其害处贺书有全面的论述，已另文归纳，此处不表。

由此来看，两书的论述看似不同，但并不矛盾。地权的关键在于方便生产、生活，在于利民。如何消化剩余劳动力，保证人人有事做，有饭吃？这是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

当然，历史上为了消化这些剩余劳动力，我们错失了发展的机会，如今为了消化这些剩余劳动力，我们无法高奏城市化的凯歌。但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不可能把这些消化不了的人口统统杀光了事，任其自生自灭消失在贫民窟之中。

不丢弃，这才是最大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