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世界

【按】读雅各布斯的书总能找到一些震撼点，她的“不走寻常路”体现在几乎所有方面。最近在读她写于1969年的《城市经济》，再一次被她的犀利而又特立独行的观点震撼，为此甚至忘记了图书到期的时间而遭到被国图罚款的厄运。这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不断敲打着我原先的信念，让我重新认识了城市以及城市经济是什么，为此我根据阅读中的体验和感悟，写作了这一系列读书笔记，我将之命名为《城市的世界》。

 

我会一面走，一面向你讲述小城市与大城市的故事。有多少曾经的大城市变成了如今的小城市；又有多少我们有生之年成长起来的大城市，在过去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希罗多德

  

一、城市与乡村，孰为先？

“科学史表明，人人都信以为真的观点不一定就是真理，而且只有当这些观点的谬误性被揭示以后，我们才能发现它们的影响有多么广泛，多么恶劣。”

一直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发展在先理论认为，首先发展的是农村，然后才是城市。狩猎——定居的原始部落——稳定的村庄——劳动分工的复杂社会组织（城市），是这一学说的主要逻辑。而在Jane Jacobs看来，这一由村庄到城镇再到城市的发展顺序，只是从表面上解释了早期的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城市无法在农业聚居地出现之前得到发展，那么城市的发展就是依赖于农村而居于第二位的，这与现实的观察（无论是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是当今城市在经济体中的重要作用）都是相左的，因此她提出了与传统相反的结论——城市先于农村出现。

作者并没有直接从远古的起源时代进行分析，而是由现在作为起点。“放眼今天的世界，要不是城市生产和转移了大量的商品与服务，农村的生产率一定会令人忧虑。最彻底的农业国家，农业生产率也最低，而城市化最彻底的国家，生产的食物一定最为充足。……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往往都在城市的发展之后。”

以日本为例，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现代工业和城市化迅速发展，到二战时期已经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在此期间，尽管日本的农民非常勤简节约，很多人仍然食不果腹，全国有四分之一的粮食依赖进口，而海关则将巨额食品赤字归咎于国家的可耕地不足。“然而在战后到1950年代期间，日本的农业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取得的进步之大，超过了任何一个曾经更坚决、更果断地进行过农业、土地所有制和农村生活改革的国家。”到1960年，尽管日本的人口比战前增加了25%，粮食的总消耗量也增加了很多，但日本的农民却已经有足够的能力生产全部所需粮食。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说出来都是些寻常事。农村地区开始大量地利用肥料、机器、电力、冷藏、动植物科研成果以及其他许多有形商品和服务的帮助，而这一切都是由城市开发出来的。”日本以城市生产力为基础创造了农村生产力的飞跃，而如果当初日本的城市要等到农产品出现剩余之后再来发展的话，恐怕到现在还在苦等。

接着，作者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长久以来城市工作都在向农村转移。其中最惊世骇俗的例子，是耕作。

“我们习惯于将耕种视为农业活动，因此特别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新的耕种方法往往都源于城市。”18世纪早期，庄稼轮作取得了巨大进步，被誉为“18世纪农业革命”的核心。作为结果，农田日益肥沃，牲畜数目急剧上升，欧洲人口得以迅速增加，其速度让马尔萨斯感到担忧。欧洲的农村究竟是从哪里获得饲料作物，并且学会轮作休整年种植它们的呢？达比和曼德鲁在《法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French civilization）中认为，在农村采用饲料作物的至少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城市的花园里就有了它们的身影。

即使在现代，农业实践也是从城市开始的。比如，肉类加工企业正处在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过程中，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很难相信，为城市消费者宰杀和包装肉食、利用动物脂肪生产肥皂，这些“乡下的劳动”以前全都是城市的事情，就像种植紫花苜蓿等园林植物也曾是城市的工作一样。

“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城市工商业与农业之间的泾渭分明，都只是人为的想象，二者并不是两条平行线。”

到这里，相信大家原先对农业在先的确信都开始动摇了，作者接下来的论证则将进一步摧毁剩余的那一点疑惑，让读者最终承认原有理论的虚假。

在进行论证时，作者虚构了一个叫做黑曜石城的（新石器时代）远古城市，这个城市的兴起是因为附近有一座死火山，火山石经过加工可以成为锋利的狩猎工具——黑曜石，新石器时代的人依然以狩猎为主，因此附近的猎人们经常携带猎物到这里和火山的控制者以货易货。

随着时间的流逝，黑曜石城的进出口经济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出口商品，这些新商品都来自于当地的地方经济，比如城里人用来装黑曜石的精美兽皮袋，以及箭、矛和镜子；与此同时，黑曜石城的工匠也开始模仿受欢迎的进口商品，主要是其他地方有特色的地方产品。

作为贸易中心的黑曜石城逐渐壮大，而它的食物则主要来源于易货贸易中进口量不断增加的不易腐败的野生食物，主要是活的牲畜和坚硬的种子（注意，这时候农业还没有出现，这些种子均为野生）。

为了平滑食物的消费，黑曜石城专门设立保管员的岗位，负责野生食物的保护、存储和销售。在无意识的行为中，易驯服的动物不断繁衍，而具有危险性的动物则全部被宰杀直接吃掉；冬天过后余留的种子则被播撒在仓库附近的野地里，以利于收集，无意间的混杂播种，促使这些植物史无前例地杂交在一起。人们开始注意到杂交的物种，因为它们的产量比野生品种高得多，于是人们开始了有意识的精心挑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谷物精种和精选的过程最终完成。但是育种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它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常不种在一起的种子被频繁、持续地种植在一起。

2、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种子必须由专人密切关注，而且这些人必须能够对新发现作出恰当反应。

3、这些地方不能受到食物短缺的影响，只有这样，这些谷物种子才能一直保存下来，否则选择育种的过程只会一次次被打断，最终一事无成。

总之，城市的繁荣是这一过程的前提条件。

渐渐地，黑曜石城所有的食物供应都来自其领土内的野生动植物、进口的野生动植物和种子以及新的家养动植物。总的食物供应增加了，但是由于新的食物生产方法大大增加了自产的食物，进口反而有所减少了。

“在不需要进口那么多食物之后，黑曜石城的人们可以进口许多其他东西，如此一来，城市的市场看上去越来越繁荣，而易货贸易的需求也逐渐变得多元化，原先供应食物的部落不得不将他们地区的其他工业原材料（毛皮、兽皮、兽角等）带来进行交易。

城里的商人也更为频繁地去往更加遥远的地方，以便为城里的工匠寻找其他稀有原材料，随后工匠制成的更多新产品带来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新工种出现、新出口增加、城市规模变大并且日益富裕。城市发展速度之快，吸引了一些边远部落的人也成为了城市的永久居民。

黑曜石城的商人要远赴他乡做生意时，通常会带着城里的食物来填饱肚子。这样，谷物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而农村人口仍然在狩猎和收集野生食物。”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新石器时代，植物和动物的培育仅仅是城市工作，并由城市人相互模仿，而非普通聚居地的狩猎者。

那么农业是如何走向乡村的呢？

产业之所以会转移，最可能的原因是，它们需要占用太多空间。种植谷物相对而言需要占据的空间较少，人口较少时城市依然能容纳田地（比如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城市居民或波士顿的早期移居者），但放牧却需要很多土地，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畜群从城市转移到城市附近的牧草区，牧民及其家人也随之迁移，同时还带上谷物种植方法、烹调设备和其他日用品。

由此，远古城市腹地就出现了两类村庄：古老的狩猎村庄和完全不同的农业村庄。后者将会成为专业化的社区，目的是处理城市中畜牧相关的产业，比如生产肉类和羊毛，而谷物在这些村庄则完全自给自足，如果出现短缺则需要用畜牧产品去城市交换谷物。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谷物种植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形成了新类型的农业村庄，并且在历史变迁中不断优化了区位，这在杜能的《孤立国》中有精辟的描述。

“总而言之，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创造的产业和农村产业之间并无真正的区别；同样，也并不真正存在‘城市消费’和‘农村生产’的分工。农村生产实际是由城市消费所创造的。也就是说，城市经济发明了城市需要从农村进口的商品，然后重新塑造了农村，使其能够供应那些进口商品。在我看来，尽管农业发展在先的教条大行其道，但上述过程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唯一方式。”

如果依然对这一逻辑抱着怀疑态度，那么将农业与电相比较，或许有助于打垮传统结论：现代城市对电极度依赖，如果没有电，城市经济就会崩溃，而最重要、最大型的电力设施往往设在农村，它们发的电同时输送至城市和农村。如果按照传统理论的逻辑，那么：首先出现的是没有电的农村人，但他们及时发明了电，最终产生了结余，然后城市也能使用电力了。


二、城市发展的根源

日复一日地做更多旧工作，并不能让我们的先祖将经济扩展多少。不增加新商品和新服务的经济体，只是继续重复旧工作，并不能扩大自身，也就不能实现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有着很大差异，前者只是财富量的数值增加，后者则是社会进步的综合衡量体系。要扩展经济，就必须创造新工作，也就是说，只有创新型经济体才能扩张和发展。

反面的例子是中国。Madison在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分析指出，中华帝国从400年开始领先西方世界（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到1300年开始出现颓势（人均GDP开始低于西欧），之后的500年中一直是停滞的——土地增加、耕作技术进步、粮食产量增加、经济总量增加，可人均GDP恒定了五个世纪，尽管如此，1850年的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甚至其增长速度也最快。如此富庶，为何逃不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归根结底，在于这时的经济增长只是体量巨大的国家延续了数千年的增长惯性，它与现代技术无涉，与新工作的出现无涉，与创新无涉，因而也与发展无涉。落后就要挨打，在GDP世界第一的清王国也是一个真理。

回到城市的世界。雅各布斯认为每一种新工作在史前经济中出现时，都是合乎逻辑地来自于特定的旧工作。她认为，在城市发展的所有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的基础环节：在旧工作基础上创造新工作。在上一篇所提及的新黑曜石城的故事中，该过程就是通过在黑曜石贸易之上添加管理动植物的工作体现出来的。

在人类的整个经济发展史中，这种由一项工作带来另一项工作的过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我们可以看到：雕刻家开始雕刻定制的珠宝，戏服设计师开始了自己的裁缝工作，女裁缝开办了一家时装店……

3M公司的本业是生产砂纸，但是生产过程中遇到了粘合剂质量不高的麻烦，结果砂纸并没有得到什么改进，反而催生了优良胶纸以及一整套副产品，包括：鞋带、电工胶布、醋酸带、压敏胶粘带、醋酸纤维带、玻璃带、印刷玻璃带、塑料带、录音磁带以及无纺合成纤维。

艾达·罗索森太太是一位给人定制衣服的女裁缝，为了使其制作的上衣更加合身，她开始尝试改进内衣，结果制成了第一件胸衣，并受到顾客的喜欢。随后她有了新的计划，抛下服装缝制，全身心投入到胸衣的制造、批发和销售中。

这些新工作不仅在企业中出现，也在营利企业以外展开：医院的门诊部开始上门服务，图书馆开始了艺术品展览计划，艺术馆开始设置图书馆。

该过程同时也在有用、合法和无害的工作之外展开：某些警察机构收受非法企业的贿赂，并组织其职员收取和分配所得；一些电器制造商增设了各种分期付款业务，利率已经相当于高利贷，同时雇用市场分析师来告诉他们怎么做不算非法，雇用心理学家来告诉他们怎样使利率听起来对客户有利；政府情报部门操纵选举，安排暗杀；黑社会将枪手租给想进行谋杀的人；城市规划部门为房地产商寻找和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并且设立欺诈性的“市民组织”来平息公众的反对……

总而言之，不管新商品和服务是罪恶的还是有益的，它们都不是凭空而生——它们需要“母”工作。为了表达增添新工作如何丰富劳动分工，雅各布斯提出了如下公式：

D + A——>nD

其中，第一个D代表的原工作的劳动分工，A代表加进来的新工作，nD则代表数量不定的新劳动分工。

这样的过程在事后看来总是符合逻辑的、惊人的合理和自然，但是在过程展开之中则充满着出乎意料，并且很难预测。无论如何，母工作传递出的信息——或曰启示——对该过程至关重要。这些启示可以分为两类：来自所使用的材料或者技能的启示，以及来自工作过程中特殊问题的启示（有时二者会相互交叠）。

但这一解释依然不够。新工作的创造者肯定具有某种洞察力，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或者观察与工作传达的启示结合起来，从而走出创新的第一步。关键在于，是创造新工作的人提供了新工作产生的逻辑。在这里需要注意，（1）向旧工作添加新工作的逻辑并不是顾客的逻辑。比如罗索森太太放下女装裁制工作，专心从事胸衣制造，这种行为显然不符合她的顾客的利益；（2）向旧工作添加新工作的逻辑也不同于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以及城市规划师的抽象逻辑，因为旧工作被添加到新工作中时，通常会打乱原有的工作分类——只有在停滞的经济体中才会有一成不变的分类，无论以何种手段将工作固定在预设的分类中，添加新工作的过程都会受阻。

此外，必须注重模仿行为。在创造新工作的过程中，创新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但是每一个创新者身后都有无数的模仿者——创新只占了全部经济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模仿是一条捷径。

第一种模仿，是将创造物品的新工作添加到修理物品的旧工作中。日本人在19世纪末用这种方法仿造西方商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代表是自行车：自行车进口到日本之后，很快成为时尚，修理店也在大城市中兴起。但是进口配件价格昂贵，从坏自行车拆卸零件又不太划算，因此许多修车铺开始自己制造配件，这样一来，数家修车铺几乎是在做制造整辆自行车的工作了，当最后一步由自行车装配工完成时，修理工已经成为“轻工制造商”了。这样的过程不仅开发成本不高，而且费用也可以由开发阶段的弥补，是一个简单便捷的“创新”途径。

第二种模仿是通过零售展开的，也就是说，最初卖方只是销售产品，然后开始制造并销售产品，从而实现工作的更新和劳动分工的增加。

总而言之，一旦商品或者服务在某个地方诞生或首次被模仿，其后的模仿者常常有更多捷径可走，这常被称为单干——许多在经济上最具创造性的单干都是这样产生的：个人或几个同事一起离开原来的大公司，然后独立地照搬他们的部分旧工作，并在其中添加一些新工作，形成新的业务甚至新的产业。从这个角度说，许多已经存在的工作只有从整个工作中脱离出来才会有价值。

在大公司中，这个结论有更直观的表达。有人认为，大型公司分工很细，因此在向旧工作添加新工作时会比小公司更有效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大型公司的许多商品和服务能够合理地添加到现有工作中，但是由于它们不符合顾客的利益，也就不符合作为整体的公司的利益，从而在现实中，没有哪家企业会毫无约束地把新工作添加到各项分工当中，并由此得到发展。也就是说，（传统组织结构框架下的）大公司更不利于创新，组织最有能力增添新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当它规模还很小的时候，其后的增长都是已经加入的工作在数量上的增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落后的国家能够拥有强大的企业，这样的国家将几乎所有的资源和政策向少数大企业倾斜，完全忽视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不断重复制造自己旧有的或者别人已经创造的产品，只注重短期的数量和规模。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少，我们眼前就有一个。

当一家或几家大型企业在城市中处于支配地位时，城市里几乎所有其他的发展都要停滞，尽管这并非城市和经济停止发展的唯一原因，也是极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样的大型企业和它们的工作无法预示未来。确切地说，它们自己也不过是过去的经济创作的结果。由于大部分劳动分工必然缺乏创造力，它们没有能力为发展中的经济创造新的商品及服务。当经济的扩张和发展依靠于大型企业的时候——换言之，当小型企业没有机会扩大、找到财政支持、向旧工作添加新工作的时候——经济就会不可避免地停滞，而当这种停滞变得严重时，大型企业反过来就无法获得资源来阻止业务的萎缩。

亚当斯密认识到了劳动分工这一原理，并且解释了分工的优势，但是他好像没有认识到新工作是在旧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换言之，劳动分工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方法而已，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并没有因为其真正的成效而受到赞誉，事实上，它为向经济生活中添加新的商品及服务创造了空间，并为它们提供了立足点——蚂蚁再怎么分工，也实现不了人类如此精彩的成就——事实上劳动分工是新工作的来源，这一作用显然更有意义。

在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新工作如何能够最为有效的开发出来呢？雅各布斯的答案又是惊世骇俗的，她认为这恰恰来源于城市的种种无效率。对城市经济而言，高效率与高发展率恰恰是矛盾的。有一个纽约市政府的官员常常吹嘘，政府在Lower East Side资助建立了许多新商店，平均一家新商店取代了40家旧商店，这使得该区域更有效率。当然，曾经以开发工作为主的Lower East Side如今已是一贫如洗。但是，这名官员有一点是对的：它确实拥有很多有效率的仓库。

适当规模的城市仅因为解决了过去城市发展到不实用的规模时产生的问题，就成了实用的城市。人们通常提议限制城市的规模，因为一些严重的问题是由扩大规模引起的，但是这一提议可能适得其反——城市规模虽然加剧了实用性问题，但也能够通过新技术来解决，而经济增长和富裕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城市中长期存在并累积引起的实用性问题，是城市发展受阻的特征，而这一观点很少被承认。比如，堵车、废气、污水和噪音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们并不是进步带来的问题，而是停滞的证据。

贫困与经济停滞只是因为经济没有发展而已，只有靠实施恰当的经济过程来战胜，这这类经济过程乃是扎根于不实用的城市之中，扎根于无效率的开发工作之中。

三、城市的成长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关于城市经济的大概：在城市这一聚居地中，新的工作添加到旧有的工作中，从而使劳动分工更加多样化；城市的发展正是依托于这一过程，而不是城市之外的事件；城市的发展引起了尖锐而实际的问题，只能通过新的商品和服务在繁荣经济的过程中来解决；城市过去的发展不能保证将来的发展，因为向经济增添新工作的过程一旦停止，经济停滞就会发生。

1、
通过展示19世纪头二十年底特律多元而且丰富的经济形态，雅各布斯说明了城市经济的成长过程。当底特律刚起步时其主要出口品是面粉，随后服务于面粉出口的造船厂开始出现，不过很快造船厂就开始出口自己的商品，再过一段时间，为造船厂提供发动机的制造商也开始出口自己的产品，精炼铜业也是如此。但紧接着，“1900年，汽车成为底特律最后一项重要出口，但是却将该城市的经济发展引向末路。”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雅各布斯借鉴了生态学上的“往复式系统”的概念，“城市的出口和一些以支持出口为目的的地方商品和服务共同创造了经济上的往复式系统”，“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的创造，在一个往复式系统中，如果任何一部分过程停止，整个系统都将崩溃。”
年轻的小城市一般都有小规模的经济，但是除了普通且常规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之外，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呢？雅各布斯认为只有两件。“如果它称得上城市的话，就应该有自己的出口品，而且必须不同于其他规模相当或更大的聚居地的出口品，否则没有人愿意从小城市进口；然而仅有出口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为出口商提供零部件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商品和服务可以成为潜在的出口品，而启动城市发展的供应-出口往复式系统也开始发挥作用。”
“预成论”者认为town不断变大就形成city，他们相信发展就是业已存在的事物逐渐变大的过程，这非常不靠谱。雅各布斯自认为属于“渐成论”者，她认为“一开始，城市里有的最多就是简单的出口工作以及服务于此的供应商，之后城市经济才逐渐出现差异化和多样化，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城市即便在规模尚与城镇和村庄无二时，就已经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

2、
地方经济的增长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出口工作为城市带来了更多的进口品。“增加的进口品中，一部分直接进入了增长的出口工作里；一部分进入到地方经济，由城市日益增加的人口所消费；还有一部分则进入为出口工作提供零部件的地方产业中。”这三种产品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未来，确切地说，如果为出口工作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地方产业越多，出口工作的增长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则会越明显。（这一“乘数效应”是指出口工作的增加引起城市中地方性工作的增加，可以更精确地称之为“出口乘数效应”。）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使乘数效应尽可能大，提供给出口组织的地方性工作必须由独立于出口组织的地方企业来完成。
“传统观点认为，城市经济中地方性工作岗位的增加，都只是对出口工作的增长的被动反应。然而，在我所描述的往复式系统中，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新的地方性工作也会产生新的出口工作；为了保持往复式系统的正常运行，在任何给定时刻，那些为城市现有出口组织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地方产业中，只需要有很少一部分在生成独立的出口工作就行了。当然，新的出口越多，往复式系统就运转得越快，从而地方经济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给进一步的经济试错、开发，以及劳动分工的增加。”

3、
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人会说，城市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处在有利于贸易的地理位置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很多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城市都处在非常不利于贸易的位置上，比如纽约和东京。仔细查看地图可以发现，从经济角度看，东京的位置实在不如横须贺，而洛杉矶的海岸是如此平坦，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游说联邦政府出资将该城市建成港口时，一位参议院如此讽刺：“钱应该花在有天然港口的地方，上天都没给你们港口，凭什么让美国政府出钱建呢！”
事实上，城市的地理位置和其他禀赋对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原因都在自身之内，在于其内部的各种发展进程与发展系统。城市的命运并不是天注定，而是靠自己来创造。公元前600年的Alcaeus在描写希腊的城市时一语中的地指出，“造就一座城市的，不是精良的屋顶或坚固的城墙，也不是运河或船坞，而是善于利用机会的人们。”

4、
当城市还是小城镇的时候，如果善于利用机会的人们促成了它的转型，那么它几乎总会全面扩大，生产出其他城市已经十分常见但是之前还未在本地出现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在进口被置换时，城市为自己的市场生产的产品几乎肯定比之前进口的更多，这是因为置换之前的进口商品创造了更多的工作。
当城市接二连三地或者同时置换很多种进口商品时，城市里每一种商品的新市场结合起来，将是对原有市场的可观补充。正如出口增加可以带来乘数效应一样，进口置换也会带来乘数效应，而且总得来说，进口置换的乘数效应远比出口增长的乘数效应要更有力。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城市在进口置换期过后停止生产新的出口，它将无法获得更多的可用于置换的进口，因而它没有条件再进入下一个进口置换过程；相反地，城市出口的快速增长能够延长其进口置换和爆炸式增长的时间。如果这个总结是正确的，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往复式发展系统：城市增加它的进口，并且因此能置换其中的多数；置换进口后，城市能产生更多出口；因而城市进一步增加进口……如此循环往复。
尽管往复式系统中出口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雅各布斯的观点却是：“大量的新出口品和新出口组织对城市而言非常必要，但它们是衍生的和次要的，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富有创造性和发展潜力的城市地方经济。这一关系始于聚居地发展为城市之初，并且在城市经济变得悠久、壮大和复杂之后，仍一直保持下去。”

5、
欠发达国家在振兴经济时，一开始所需要的大多数工作实际上并不是前途未卜的全新工作。但是除非它一直处于“追赶”状态，否则它迟早必须大量创造出过去所没有的商品和服务。为了支持即将到来的创新，该国必须建立新的金融组织，创建的途径是政府在不同城市的地方经济中建立许多分散的小型贷款机构，并鼓励它们在城市原有工作以外寻找有前途的新产品和服务，并力争实现专业化。它们很可能失败，但是也将为前所未有的行业提供资金，为城市的未来奠定基础。
事实上，资本本身创造不出任何事物，要明智而有目的地使用资本，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将小笔资金投入到多种多样的新事物中——很可能它们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是大多数政府机构并不这样使用资本，特别是那些服务于“全民福利”的机构。这些机构大多认为钱本身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能够提高全民福利。教育系统、住房计划、医疗系统失败了吗？那就在同样的领域投入更多的钱！但是，“离开了创造力，钱能买到的进步微乎其微。”除了少数例外，许多非政府金融机构也没有把资本当作生产类商品来对待，相反，它们把金钱的增值作为唯一目的。

6、
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资本是土地以及涌入这块土地的劳动力，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这一观念正确，那么如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就应当向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出口资本和其他金融服务，而不是相反。Henry George以城市是基础资本和基础财富为前提，得出城市中制造出的所有利润都源于城市土地价值的结论。
这些看法都是偏颇的。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基础财富是它的生产能力，在旧工作中加入新工作的实践机会创造了这种能力。
如果一个曾经很强大的经济体忽视了开发工作，就会有大量资本几乎是不得不用在没有收效的目的上。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会显得格外富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如此，因为它节省了可以购买的最昂贵的东西，从而使各种慈善事业、铺张浪费和虚荣心的展现都成为可能，概括起来，这些钱都在“装点繁荣”。经济由于克扣发展而换来的富裕只是暂时的，它是经济停滞的序幕。

居安思危地想一想，现在的中国呢？


【后记】《城市经济》一书的读书笔记至此终于写完，但是“城市的世界”系列才刚刚开了头。雅各布斯的惊世骇俗也许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理论上的疯狂也许恰恰是创新的来源。正如同城市没有新兴工作就不可能在未来继续发展一样，理论如果千篇一律，也必将与历史上曾经存在但最终消亡的城市为伍。理论，应当而且只能来自历史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