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牙的鸡，还是新的范式？

长牙的鸡，还是新的范式？
——评泰勒《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
【读品】| 李华芳
http://blog.sina.com.cn/u/49275b42010009jm

周其仁教授在评价一些解释反常的经济现象的理论时，喜欢用一个词叫“长了牙的鸡”，意思是这些理论大多稀奇古怪，颇有哗众取宠之意，而无洞悉问题之心。就像“长了牙的鸡”一样，不可一般化，也不能用于解释其他的经济现象，尤其是悖论和矛盾现象。周其仁拓展了科斯、张五常这一路的经济解释，认为“经济生活中的悖论和反常现象”不过是由于具体的约束条件限制而造成的。所以重要的是研究真实世界的具体约束条件，这正是科斯反复强调的。

理查德.泰勒与科斯等人不同，尽管两个人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倒是与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精神一致，泰勒是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的开疆辟土者，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了心理学领域，当然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在经济分析中重新引入了心理学基础。泰勒的看法是，一只“长了牙的鸡”也许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但如果有十几只甚至更多“长了牙的鸡”，那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在《赢者的诅咒》这本既有趣又意义深刻的书中，泰勒开启了这种新范式的大门。这本书的原文最早刊登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10多年后，泰勒开创的“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已经开出了“行为经济学”的奇葩。2001年，泰勒的合作者之一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得“行为经济学”进一步登堂入室，成了被主流认可的分支。而作为该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泰勒这本《赢者的诅咒》也成为了经济学上的新兴经典。

“赢者的诅咒”是经济学上一个著名的反常现象。泰勒举了个例子说，假如你把100枚1美元的硬币装在一个罐子里，然后进行拍卖。出价低于100的，你不肯接受；出价高于100的人会胜出，但他将蒙受损失。这就是赢者被诅咒了。在经典的拍卖理论中，赢者出高价是因为他对拍卖品的估值较高，认为可能会获取更多的收益。但泰勒以“赢者的诅咒”为例指出：明智的做法可能是谨慎出价，或者保守出价。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赢者的诅咒”时会使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条件，认为假如信息是对称的，出价人和拍卖者都知道真实的情况，那么理性的出价就是100。而之所以赢者出价高于100，恰恰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但这更像是一个套套逻辑，其假设中就蕴含了结论。

事实上，即便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一个人对同一物品的评价也可能不一致。比如你有一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套票，位置也不错，别人要出价多少你才肯卖？或者假设你现在要求购这样一张套票，你愿意出多少钱呢？按照传统的解释，同一套票的信息一致，因此出价和要价应该是一样的。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愿意以5000元卖出，但却最高只愿以3000元买入。套票的信息完全不变，但因为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他对同一物品的估价就完全不同了。新古典经济学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同一个人对同一物品的出价会不同。泰勒与卡尼曼等人从实验心理学入手，解释了人本身就具有这种“害怕失去”的心理，因此会过高估计损失，所以一旦面临失去一个物品时其估价就会相对较高。

泰勒和卡尼曼把“人们在出售某一物品时要价高于购买该物品的价格”这一现象，称为“禀赋效应”。“禀赋效应”是一个明显的经济学悖论，也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反常现象”。泰勒认为一个反常现象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能够做出明确预测的理论，以及与预测相矛盾的事实。例如基于“理性人”假设所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能明确做出预测的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理性模式”的辩护令人印象深刻。弗里德曼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那篇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中雄辩论证到：只要某个理论能做出正确的预测，其假设错了也不要紧。就好比一个专业的台球选手，这个选手可以不懂物理学也不懂几何，但他能击球入洞，就像他能熟练运用物理学和几何一样。所以即便理性人的假设有时候不近情理，但只要其预测结果正确就可以被接受。

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奉行这一做法。对理性假设偶有的质疑，也迅速淹没在满世界使用这种简便分析方法的潮流之中。所以泰勒从理性假设出发，进行了一些预测，但从现实世界尤其是金融市场上找到了众多与预测不符的事实。除了“赢者的诅咒”、“禀赋效应”之外，还有“偏好逆转”、以及在跨时期选择中偏好当期等，这些悖论和反常现象是泰勒作为芝加哥人对芝加哥学派的冲击，这种内部造反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泰勒了解芝加哥学派，知道其问题所在。并且泰勒发起冲击的方式也相当主流，也更容易“一石激起千层浪”。

例如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坚守的“理性人”假设，泰勒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结果表明，理性假说并不是那么可靠的。例如，当陌生人或熟人之间分配一笔财富时，例如甲乙两个人分100美元，当甲的提议被乙拒绝时两人什么都得不到，如果乙接受就按照甲的方案来分配。按照理性假设，甲可以提出99比1 的方案，因为对乙而言，1也比没有好。但是99比1的方案无一例外被拒绝了。事实上，为了“公平”起见，甲通常不会提出99比1这样的方案，而是会在60比40或者50比50这些方案中徘徊。也就是说，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证实了人们并不是完全考虑经济效率而不顾社会公平，这一思想对于政策制定和商业决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将改变他们思考和行为的方式。

泰勒正是通过抓获一只只“长牙的鸡”，然后从心理学上寻求经济学悖论的解释，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范式”——行为经济学。如同科斯开创“法与经济学”的新领域、道格拉斯.诺思拓展了“新经济史学”、贝克尔更是推动了经济学的全面“帝国主义”化，泰勒的工作无非是推动了“经济学与心理学”的重新融合。之所以说是重新融合，是因为在经济学创立初期，便是奠基于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理性假说与心理学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

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所说的：对于一个学者所做出贡献的真正检验，并不在于他的名声，而在于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要看是否能够真正激励他人，是否能够促进新的研究，是否能够使整个学科充满生机以及它本身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泰勒的研究无疑具有勇气和开创精神，他促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并且让这个学科充满魅力。

理查德.泰勒著：《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陈宇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