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吴敬琏：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需要的是从经济和政治上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改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现产权、完成国企股份化、加强商品服务市场反垄断和资本市场合规监管、建立新社保体系；加快民主法制进程，在规范政府权力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主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时刻怀着忧患意识，有责任，有担当。在现实目标的引领下，坚定前行，拥抱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林毅夫：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积极作用去克服。

石仲泉：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凸显，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制定滞后、漏洞太多。导致权利失衡、分配失衡、社会心理失衡、生态失衡。另外，加大力度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回避的，也是绕不过去的。

管清友：当下转型闯关的要点是，金融上去杠杆、经济上去产能、简放政权，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

张维迎：未来30年的改革重点，就应该由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前15年主要是建立独立司法制度，对产权进行很好的保护，后15年，要改进民主选举制度。要深刻认知，大多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这是由于他们有最新的理念；他们并非统一的利益体（富人的内部矛盾比穷人大的多）；他们深知改革是避免被革命的最好办法。如果不能把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以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你死我活，首先这样是没有希望的，其次革命的后果也很难比原来更好（辛亥革命让法治和民主大幅倒退）。这需要有为的政治家而非官僚来实行，官僚和政治家是两类人，前者是按部就班不做错事，后者是要做正确的事，要有理念和魄力，有使命感和领导力，有胆量做大事，要经历政治竞争的磨难。官僚系统无法培养出政治家，只能生产官僚。

华生：解放思想的本质，是解脱泛意识形态化的羁绊，包括拒绝宗教化和标签化，甚至包括解放思想本身。换言之，不是说可以否定和怀疑一切，而是以解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为边界和底线。因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等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不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高调，而是取决于机制、路径即桥或船的设计。随便用改革反改革画线，容易封闭对改革不同路径的讨论和批评，那样其实还是没有跳出意识形态化窠臼的表现。
改革本质上就是改善和妥协，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就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它积累变迁的意义而言。而就其行进的每一步而言，改革就是改良，就是有妥协的前进，是在承认保护和转化既得利益的同时，发生新生增量的双规前进。 这样的改革从来就饱受两翼批评：它既有旧体制的残迹，又有新体制的幼稚；既有变革中的失序，又有妥协中的痛苦，就是没有站在传统或现代的道德高地上的批评者们自己不必兑现的乌托邦期许。但其实正是因为如此，它在惊人的变革中避免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撕裂和对抗，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改革总是以悲剧结束的宿命，也走出了过去总是在理想的憧憬中以暴力和革命摧毁社会、从头再来的历史循环，这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伟大之处和奥妙所在。
改革需要对话交流，无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或者上下推进。用非正式的互动沟通通向效率更高的正式沟通制度的转变将是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以此聚集改革的势能和动力、产生和推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制度创新，从而延续中国奇迹。

周其仁：国家不是公司，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管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也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陈志武：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特别是医疗、教育、艺术过度集中到极少数城市），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这是一种基于权力强制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孙立平：改革只是手段，本身缺乏足够潜力的价值目标，需要赋予改革以方向目标，否则就是瞎折腾，甚至将改革变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为什么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变革会发生？因为他们也活得不舒服，他们也需要改变这种不爽的状态，这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

张军：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制止产能在一段时期的相对过剩现象出现，那么我们最好应该允许产能相对过剩的存在，也应该允许市场去调节产能。如果这些产能是持续过剩的，那么下一轮的投资就会减少，逐步调整到供求平衡的状态。而不是用计划经济的眼光看待动态问题，然后用行政手段去调节。
政策是一回事，经济学家的逻辑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顶层设计改革必须有足够的风险评估，其方案才可以实施。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是中国式思维的典型。但从理论上，经济学家至今没有发现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甚至连相关都不显著。经济增长不一定需要“结构最好”的体制，而是要看体制能否容易地调整和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求，政治体制要服务于经济发展。

吴稼祥：改革不是革命，技术要精，下手要轻，别想着一次就能成功。而且无麻药可打，改革涉及的面越大部位越要害，社会的痛苦就越深，受不了，就会拒绝。必须要能缓解痛苦，让受众者得到甜头，改革才可能成功。正所谓过河还要摸石头，这摸石头，就是给老百姓找甜头。一步步释放甜头，一步步扩大共识。用小的改革带出大的改革；从具体有限的目标推进导向最终目标。

厉以宁：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而改革是才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只能作为辅助手段，重在微调、预调。城镇化 = 老城区（改造） + 新城区（支柱产业落脚地） + 新社区（农村就地城镇化）

夏斌：“改革从哪里突破”、采取哪些措施？路线图、时间表是什么？远比“必须加快改革”之类的口号与激进的呼吁更为重要。

许小年：没有民众的参与，改革将一事无成。强国兴邦是手段，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

郑永年：改革是在不平衡中进行的，任何改革都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先易后难，实际上就是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目前，每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并非来自市场，而是行政和政治。设立特区的本意就是要为国家、整个社会探索一条制度创新之路。是其他地区向特区接轨，而不是特区向其他地区接轨，成为“特区不特”。没有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层，很快就能使特区演变为一般城市或经济领域。特区应以开放促改革，以体制创新促进体制变革。

王丰：中国人口的深层变化，包括年轻劳动力规模迅速缩小、储蓄率降低、老年人口数和比例快速上升等。需要国家深相关化改革、包括人口流动与户籍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资本市场、长期护理、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张千帆：经济市场化、民主政治化、执政权力法治化。

汪玉凯：决定的精髓是推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而是营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权力严格受到法律规范；政府不能以自身为中心，而要以公众为中心。

田国强：要素驱动不可持续，效率驱动需要成熟，创新驱动依靠民营。明道为本，取势为导，优术为用。行的正，用的活，管得少。需要完成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改变（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以及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提供市场无法或难以提供的东西）。

竹立家：战略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执政的合理性必须要是其价值理念与制度实践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护。未来的改革路径，应从经济体制到行政体制、从现代化到现代性、从工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从管理层垄断权力（官本位）到公民协商性权力（民本位）。幸福不是对象性概念，而是关系概念，是一种持续稳定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存在与关系之中。包括家庭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