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新结构经济学”一词，还是在去年林毅夫教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上，只不过那门课的重点是讲中国工农业、国有企业和金融业等的改革，新结构经济学只是林老师上课时的顺嘴一提，并没有加以强调。结果在看到期末考试最后一题：你如何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内容时，我瞬间傻眼，因为之前根本没有了解过相关内容，结果到最后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于是从此之后，新结构经济学在我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有句话说得好，deadline是第一生产力。迫于期末考试的压力，我在两天内疯狂看完了（其实翻完了）两本新结构经济学的最新著作，一本是林毅夫教授著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另一本是他主编的《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你问我看完这两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说，嗯这次期末考试的三道写作题没有问题了。写下本篇读书笔记呢，其实目的有三：一是能帮我梳理这两本书的知识和框架，以便将来在考场上更能挥洒自如；二是和大家共同交流，互相提高、改善不足；三是终于可以有东西发表在豆瓣读书上，这篇算是正式入坑了。
进入正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问题：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机构，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里能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韩国。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本来就非常小，石油生产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则是因为石油的自然禀赋。其他五个则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也就是说，仍有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还处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没有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人往高处走，国家也是想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提高GDP、GNP是每一个国家的梦想。但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纵然有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机构，给各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资金和人力方面的支持，也没能推动这些国家的发展呢？
在解释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史。经济史上的各个重要理论，都是在反思过程中产生。任何理论都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如果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就不能解释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为何产生。或是根据理论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不能帮助我们改造世界，那我们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发展中国家的战后重建，以及新摆脱殖民统治或半殖民地位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结构主义，孕育而生。那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国防实力差，工业化水平落后，更多拥有的是农业或自然资源产业，劳动力生产水平低。所以要想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要拥有现代化、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发展中国家由于文化、历史、体制等原因，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价格信号反应并不强烈，说白了就是市场在这些国家是失灵的。这就要求国家和政府应直接动员和配置相关资源，去发展所谓的重工业，这就是后来我们称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斯大林模式实际上就是此。但这些国家的努力实际结果怎样？因为国家和政府的直接投资，在刚开始的几年里一般都会有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等这些重工业产业建立起来了之后，经济就开始停滞，甚至危机不断，最终这种“赶超战略”不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不断地拉大。
由于结构主义的失败，到了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随后破壳而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大量的政府干预只会造成价格体制的扭曲、资源的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行为的出现，这些是导致最终经济发展绩效差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好，就应该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让价格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由市场来自由配置，政府的作用应该尽可能减小，这也就是后来我们称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但到了八九十年代，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比六七十年代的还要低，发生危机的频率反而更高，最终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样继续扩大。
那么得以“幸存”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呢？首先，他们没有直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而是选择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产业，这在当时跟主流的结构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同样背道而驰的还有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休克疗法”，也就是将旧体制一刀切式的改革，而是采取了渐进、双轨的方式：一方面保留扭曲行业，对原来优先发展起来的产业继续给予一定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一些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的准入，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来帮助它们发展。而相比之下，经过“苏联解体”的俄罗斯，由于起初采取标准的华盛顿共识式的改革，造成全国经济倒退将近20年。
于是林毅夫教授在书中总结到，这些成功经济体都有五个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开放经济；第二，它们的宏观经济都比较稳定，不是经常有危机；第三、它们都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第四、它们都有有效的市场；第五、它们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而这五大特征和以前的理论框架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既有市场，也有政府。而既肯定市场的作用，也强调政府的调控，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与以往理论的最大不同。
所以我们回到最刚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接受诸如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国家发展组织的资金救援时，也必须或者不得不接受这些组织以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为“蓝本”给它们“量身定做”的经济发展策略，其中以华盛顿共识为主。但这些经济政策事实上只着力于聚焦“缺什么”和“什么做得不好”，而没有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有什么”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绝大部分都是结构性差异。
好了，下面是时候解释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框架了。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围绕要素禀赋结构展开，用一句话概括主要内容，就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发展经济，必须发展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才能获得市场的有效竞争力，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什么是要素禀赋结构呢？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间点所拥有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资本是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这个剩余可以作为当期储蓄下来，作为下一期的生产投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大家都明白不用多加解释。经济学家分析问题，到最后讲的不是收入（预算）效应，就是替代（相对价格）效应，而关于要素禀赋结构，我们也可以说是国家某个时期所拥有的总预算——总共有多少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可以使用？由于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不同，在市场就会表现为相对价格不同，最终会导致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不同。如果要发展和进入的产业跟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相符合，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获得的利润也会最大。这就是为什么比较发达的国家都会在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产业进行生产，比如高新技术产业，因为这些国家资本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反过来讲，如果你把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在非洲等一些贫穷国家之上，反而生产成本会非常得大，因为在非洲一些国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所以应该建立劳动密集型或自然密集型产业进行生产。
符合当期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会获得比较优势。比较优势顾名思义就是相比较其他的优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以更低的机会成本生产某种商品或服务的话，那么这个生产者在这种商品或服务上就是具有比较优势的。我们可能听竞争优势多一点，而比较优势可能比较陌生。竞争优势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条：一、能很好地利用国内丰富要素的部分/产业；二、庞大的国内市场，使企业能实现规模化；三、产业集群；四、充满活力的国内竞争，以促进效率和生产率增长。而比较优势是可以简化上述要求的。首先考虑国内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通常无法在自由市场上参与竞争，产业集群也将难以建立和维持，因为除非政府给予补贴和保护，否则不会有企业按照战略进入这个行业。然而如果政府要同时为一个行业的众多企业提供补贴和保护以形成产业集群，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随后巨额财政赤字等问题将会出现。而如果一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本丰富的国家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和企业将有能力在国际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外来流动性资本的流入将会进一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从而达到良性循环的效果。虽然一个产业可能在国内具有竞争优势，但在国际上不一定具有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最终将会被淘汰。
产业结构模式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大致把产业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这类产业跟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同情况下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代表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较低；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有些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比较优势而退出，而我们的产业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或接近领先，比如家电等；第三类是退出型产业，这类产业过去符合比较优势，现在因为失去比较优势，所以需要退出；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产业，代表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产业。这类产业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而且这类产业的研发周期性短，比如小米手机，半年一年就研发出来了。我国有创新才能的人力资本其实和发达国家没有多大差距，差距主要在物质资本，而且我国有广大的市场，对于这一类型的产业，我国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跟发达国家去竞争；第五类是国防安全产业。这类产业跟弯道超车行产业正好相反，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研发周期很长，而且回报率可能会很低，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其存在就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
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发展，期初的产业发展水平大多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比如要在埃塞俄比亚要通过建立劳动密集型的鞋制品加工业来增加当地的就业和人民收入水平，生产加工所需要的硬件设施刚开始大多是落后于国际生产加工水平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可以以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的产业升级条件积累资本。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就会随之完善和进步，要素禀赋结构也会不断地动态变化，最终不断向发达国家逼近。
经济学家经常说通过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这是经济学家才懂的语言。产业中的企业家不关心什么要素禀赋结构，也不关心什么比较优势，他们只关心成本和利润。而成本、利润是取决于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因此，如果要企业家自发地根据国家的产业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的产业，前提条件就是该产业的产品和要素价格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当前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能给企业家正确地指出价格信号。
如果只有有效市场，那就又陷入了华盛顿共识模式。新结构经济学还要求必须有一个有为政府。首先，寻找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试错的过程，可是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如果失败了，企业家会承担巨大的成本。所以这就得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和政策性补贴，对吃螃蟹的人进行外部性补偿，但是这种补贴不像结构主义那样是持久不变的，如果进入的比较优势行业正确，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在国际市场中拥有自生能力之后，政府最终会撤回补贴。除了补偿外部性，有为政府还能起到协调的作用。即使第一个企业进入的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但他的成功还取决于将来的各种交易成本的下降，费用的下降又取决于硬的基础设施（比如交通运输条件）和软的制度安排（比如金融借贷）等的相应完善。这些完善单靠一个企业家是不能完成的，还得需要其他企业的协助，有的甚至是政府自己来提供，这些都需要政府去统筹协调。所以说，在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过程中，为了让整个经济能够快速、动态地变化，就必须有一个有为政府，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来引导企业选择新的产业和技术来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具体哪些行业是符合国内当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哪些具体行业是具有当期比较优势的呢？林毅夫教授提出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GIFF）”框架，具体则是二轨六步法。“二轨”是指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甄别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诊断出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制约性因素，最后提出政府如何因势利导以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六步具体指：一、选取适宜的目标国家和目标产业；二、化解瓶颈性的制约因素；三、吸引国际投资者；四、扶持本土产业使其规模化；五、充分利用好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在小范围内实现“点”的突破，起到示范引导的作用；六、政府采取稳健有效的产业政策，化解风险，克服企业间协调难题，鼓励先行者的开拓性创新。
要想让经济学界认同你的理论，实证检验不可或缺。为此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五个假设检验：一、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就会有很多扭曲；二、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短期内可能会有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时间之后发展绩效会变差；三、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在一段较长时间里经济波动会比较大；四、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需要穷人去补贴投资于优先发展产业里的富人，收入分配会不公平；五、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国家越是能够创造条件来方便以前被压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它的总体经济增长就会越好。最终林毅夫教授用1962—1999年的跨国数据来检验上述五个假说，结果这些假设都没有被证伪。
结语
林毅夫教授创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不得不说是中国人开创自己理论的伟大尝试。几百年来，经济学理论不胜枚举，每年都有创新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诞生，但是为什么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创理论能够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原因就是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从古到今的发展轨迹都是相差甚远。这就好比做菜，每套理论都是给你准备好的食材，至于做出什么味道的佳肴，还得靠你去精心选择和加工。前段时间习近平召开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就讲到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去发展中国经济，没有一套真正适应中国的自己的理论体系，以至于出现偏差之后，继续用不合适的理论去加以解决，最后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比如一直以来，世界银行虽然在致力于援助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但是却拿以发达国家为蓝本来定义所谓“好”的政策和制度，去应用于受援国。这种忽视国家禀赋条件的独特性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性的做法，只会给受援国带来更大的危机。再比如世界银行自2003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指数，去评估各国的营商环境，其背后实质是去管制化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的要义之一）。即使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再怎么不断吸引外来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但在世界银行的2015年最新排名中，中国排在第84位，印度排在第130位。这说明了像这种标准化的评分方式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瓶颈性因素的差异。
新结构经济学对多变银行的发展也是有指导作用的。2015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并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根据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实情况，和雄厚的外汇储蓄提出来的国家发展战略。亚投行不同于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给国外提供资金进行投机，帮助合作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从而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添加源动力，这些都是新结构经济学中思想的具体运用。而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会大大增加对原材料的需求，这又可以通过将中国的过剩产能应用其中进行填补。虽然中国对外宣称，亚投行中各个国家是公平竞争的，其他国家也可以提供钢筋水泥等工业原料。但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在维护中国的大国形象，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中国还是拥有绝对话语权，如果想卖掉某些产品，其他国家是不敢加以阻拦的。“一带一路”与其说是一个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倡议，不如说是中国和合作国家签订的消费合同：我借钱给你，你买我的产品，等你将来赚钱再还我，最终我们都会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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