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金融路---读《图说金融史》有感

时下，金融业是求职者趋之若鹜的热门行业。金融从业者往往让人联想到“精英”，金融论坛常常等同于“高端”。在中国，金融学早已成为一门大众显学，金融精英常在聚光灯前研判时局、展望潮流。而金融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各大金融机构推出名目繁多的创新工具吸人眼球，运用各式各样量化模型轮番测算。但窃以为，在媒体前各路专家都急于表达观点、明确态度，而缺乏细致的梳理、严谨的分析；探讨金融事态时常聚焦于眼前情形，而忽略了历史背景；金融创新也多半是境外的山寨之术，新瓶装故酒，却不愿正视创新潜含的经世之道。重术而轻道，容易使人迷茫，偏离初衷。读史未必早知今日事，但是读史可以减消迷茫。近来阅读李泓女士的《图说金融史》，书中旁征博引，从伊丽莎白女王与万历皇帝说起，探寻大英帝国崛起背后的金融革命，回看中国百年间令人叹惋的幽径悲剧，通过历史对比探究金融发展之道，精彩生趣。

一
不少人认为19世纪爆发的鸦片战争可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分流的时间节点，亦有人认为英国人马嘎尔尼访问乾隆皇帝的18世纪已现分流迹象。不过我倒认为真正的分流源头早在英国颁布《大宪章》的13世纪。

1215年，英王约翰与伦敦金融城内的富豪贵族签订协议，限制王室随意征税，将王室收入与国家财政分离。虽然之后多有反复，但是这种理念的形成以及用契约相互制衡的方式已为日后的格局播下火种。百年间欧洲爆发多次战争，英王不得不在契约精神的约束下求助于商人集团，这便为金融中介机构的诞生和运作确立了良好的制度框架。所谓的中介机构便是大名鼎鼎的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波折。当时，威廉三世为了继续与法国争霸，不得不向贵族和富商借钱。国王所谓的借钱，不过巧取豪夺的代名词。富商当时将财产存放于英国皇家造币厂，而王室通过控制造币厂，拒绝兑付金币，转用军需。另外，国王的大臣还通过发行债券筹集军饷，以支付利息并同意抵消税赋为由诱导商人购买。久而久之，富商发现国王无法践行承诺，自然不再上当购买。山穷水尽的国王只得再次与商人谈判。为了保障合法权益，富商申请成立英格兰银行，仿效荷兰商人的做法进行运营。议会为了解困，立马通过了议案，允许英格兰银行的股东不受人数限制。于是，1208位股东筹集了120万英镑贷给政府，政府予以支付8%的利息和每年4000英镑的管理费作为回报。由此可见，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并非出自国王的英明决断，反而处处暴露着人类本性的贪婪与理性的自制。

工业革命之前，英格兰何以战胜法兰西？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英国发生了以成立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金融革命。英格兰银行的建成意味着在政府行为与国民财富之间形成一个互动通道，英格兰银行作为独立于政府却又服务于政府的中介机构，可以有效的聚集民间财富，并且在保障公平和信用的前提下回馈财富的征用。

反观中国，直到六百年后的1897年，大清王朝才由盛宣怀成立第一家国民银行，名为通商银行，由于业务上一直有意与政府隔离，同时又缺乏法治保障，银行之后的运营诸多不顺，最终未能成为类似英格兰银行一样的中介机构。与英国以发行内债支撑战争的方式相比，清初的几场战争，政府多半依赖税收、捐纳和摊派。捐纳指的是买官卖官，摊派指的是政府与富商合营，这种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市场公平的做法本身就是对政府信用贬损，对市场规则的破坏。1908年，大清政府终于通过发行国债广开财源，可惜当时的大清政府已经江河日下，穷尽手段也只筹集到400万两，各部门最后被迫采用升职奖励的方式诱导官员购买，发债的方式与初衷早已南辕北辙。无论是建立银行，还是发行内债，大清终于学会把视线从自身转向世界，可惜对于金融之术的简单模仿只能让视线云雾朦胧，信用缺失才是一次次尝试背后的失败缘由。

二
金融革命除了英格兰银行的成立，还包括银行券的诞生。让今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大英帝国的国王像英格兰银行借钱，并未得到真金白银，而是获得了所谓的银行券。精明的富商为英王设计了三种支付凭证，凭证包括期限、数额、支付方式等要素，手持银行券即可到银行取出金银。这种支付方式在提供支付灵活性的同时，更巧妙地限制了英王的支取权力。1710年，为了方便政府采购，政府同意英格兰银行将手写的票据印制成统一面额，英格兰银行承诺统一票据百分之百兑现，这便是日后的英镑。每张小小的钞票背后代表的是大英银行的信用。

而大清朝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战事兴起，波及甚广，大清为了平叛，只得尝试发行纸币，取名为“大清宝钞”。只可惜出师不利，宝钞在市面流通几个月后迅速贬值，政府信用扫地。有官员发现各中问题，建言朝廷保证宝钞与官票正常兑现，却被咸丰皇帝申斥驳回。于是民众百姓用物资换回的宝钞最终只能留在手中无声贬值。

在历史的河流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商业与政界都在进行永无休止的博弈。商人阶层对于政治环境的诉求是维护信誉、稳定开放，而政治家对于政治的孜孜追求则是权力最大化。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始终难以形成共识、达成契约，明清两朝未能产生介于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中介机构，更难以形成政府与民间的信用关系。每一次政府与民间的“友好互动”，只是徒增刀俎鱼肉的历史章节。国内流行的《货币战争》一书中，编者惊讶于中央银行曾今采取私人控股的方式。殊不知在战乱年代，私人控股的方式正是增加市场博弈筹码、保护公共利益的有效方法。

三
书中结尾叙述了一段轶事。由于凯恩斯主张政府积极介入，哈耶克崇尚自由主义，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学说常被认为背道而驰、云泥之别。可是1944年，凯恩斯读罢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却显得异常欣喜，并对友人说：“有时计划和自由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特别是当政治家与经济学家拥有同样的价值观时。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搞过战时统治，但是他们没有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带领我们走向集权社会。”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哈耶克学说，无论是分权也好，集权也罢，都只是金融之术。

金融的初衷是什么？金融对于社会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纵观历史，金融服务过海洋贸易，服务过强权战争，服务过工业发展...金融之所以被社会接受，并随之成长壮大，主要还是源于信用与法治。《大宪章》背后的理念改变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信用关系，为法治环境的形成提供了沃土，英国金融才得以谋求发展。回望国史，无论是清朝还是之后的世代，金融往往只是政权谋求政治目标的一枚棋子，亦或是特权阶层满足私欲的一种工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窃以为，当信用不足时，推行分权和自由主义有助于积累社会信誉，协助市场制衡政权；而当信用充足时，国家集权反而有助于增长国力，反哺社会财富。

回想二十年前，支付只能依靠现金，银行稀少，存取款十分繁杂。如今时潮变幻，各地银行林立，支付账目扫码即可。相比之下，今人对于先进金融工具的学习和仿效已超越古人，可是对于金融之道的参悟仍在路上...

（写于2016年7月17日晚，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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