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索罗斯 ：真实、冷漠，如何看待自己折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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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两个故事。第一个，索罗斯30年前就注意到了北京空气不好。那是他第一次来北京——是1986年10月。中信集团董事长荣毅仁请他吃饭，交换名片时索罗斯震惊了——荣毅仁的名片上就三个字：荣毅仁。荣说自己名字是红色资本家的代称，然后又低声说，“其实我就是不想别人打电话影响我休息”。两个人聊了很多对全球经济的看法，荣毅仁的助手向索罗斯问了很多国际金融的问题。事后索罗斯评价：“这位助手是难得的人才”。助手叫秦晓。后来他们一起登上当时北京最高建筑的楼顶，索罗斯嫌空气不好，问荣毅仁有什么办法解决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荣毅仁说，得靠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治理。

第二个故事，是马云对索罗斯的评价。2009年6月，索罗斯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解读金融危机的演讲，随后，索罗斯“空降”杭州，参观了阿里巴巴总部。在杭州江南会，马云真情告白——“为什么今天我要请索罗斯来杭州？很多时候，他是一个被误读的人。我跟他比较熟，很多年前就是朋友。3月份，在纽约我们又聊了几个小时，我觉得他思考的方式蛮独到的，很吸引我。有时候外界对一个人评价如何，只有你和他交流，才会感受到他是什么样的人。”

梁恒是《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一书的作者，湖南长沙人，1984年在纽约创办中文季刊《知识份子》，并担任总编辑，同时受索罗斯邀请，出任他的中国事务私人顾问以及在中国的私人代表，并因此开启了两人三十多年的亲密友谊。

一．我如何成为索罗斯的朋友

梁恒：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情让他很有感触。

有一次他们夫妇请我们夫妇去看芭蕾舞，看完以后肚子饿了吃饭。吃饭聊天的时候，帐单递过来了，我就很本能拿出我口袋里的钱说我付钱。结果这个动作让他的太太发了脾气，我的太太更有脾气。说，梁，你和他吃饭，你怎么付钱呢？你很愚蠢的，你是穷作家，你不能付钱。但是索罗斯微笑着说，你知道吗，在华尔街从来没有任何人请我吃饭，梁请我吃饭，我高兴，让他付钱。

所以，我就觉得索罗斯感觉到我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很有钱的人。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次，我和他谈完小事以后，他说，梁你不要怕，我有的是钱，你离婚以后我给你钱。我说我不要，他就怔住了。

我说，我可以跟你坐私人飞机，我可以和你住五星级酒店，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和全世界的有钱人吃饭，但是我也可以在我的小屋子里读文学读诗歌，我也可以吃扬州炒饭，我不要你的钱。

索罗斯想交诚实、真诚、无功利观和金钱没有关系的人，而我弥补了他的这种需要。

二．香港那次打完，索罗斯爽不爽呢？

梁恒：没有什么。当然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想鸡蛋碰石头，见好就收，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但是他和朱总理，我的书中专门谈到过他和朱总理的会见，最后朱总理说，我很需要你的经验。所以，在香港那一局，大家看到的都觉得索罗斯打不过人家，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对中国的金融体制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那些东南亚国家都是和美金直接挂钩的，因此一旦国际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会自然受到影响，而中国金融体制不和美金直接挂钩，这样一个比较封闭的金融体制。

所以，我的书里面写的，索罗斯实际上是看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层结构的东西，所以，他自己就收手了。他和朱镕基总理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两个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你看朱镕基总理的对话录也是有记录的。

三．大战前的索罗斯会在办公室通宵达旦吗？

梁恒：没有。他真正有事的时候，他喜欢打网球，而且是打双打，当他的网球打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会很不好意思，他会说，今天我的球打的太烂了，走神了，这个时候是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事的时候，他会赔礼道歉，这个时候是他在讨论大事的时候。

举个例子，打英镑。

索罗斯在他的公司中只和几个最高的主管有关系，他不认识任何人，他也不想认识任何人，因为他想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即便是和工作中的高管同事他也是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让私人的感情放进去。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他基本有两个人，一个是操盘的基金经理，比如说打英镑，索罗斯这个人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给权利给你，他不会干涉的。

像打英镑的时候，这个直接操盘的基金经理来向索罗斯汇报，他说他认为英国政府一定会让英镑贬值，因此他建议放空，放到20亿美金。索罗斯说，你既然相信你自己是正确的，你怎么就放那么一点钱呢？这句话是成为了华尔街的经典，你既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你为什么就放那么一点钱。这个基金经理后来回忆这个事的时候，他觉得无地自容，觉得是在骂他。但是索罗斯后面没有说话，这个基金经理很聪明，他马上追加了五倍，在放一半的时候，他已经做到最大了，一百亿。

所以，这并没有像说的，通宵达旦的开会，烟熏着，没有这些事。索罗斯的事就是看准人，你把枪给我架好，我什么时候开枪是我的事，扣扳机。他觉得状况不好的时候，他会立刻斩仓，立刻出来。

四．索罗斯玩内幕消息吗？

梁恒：这个不能说有什么内幕消息，他就是很多时间在打电话，和很多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和政治经济界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说话。你知道在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行业中，资讯的掌握，评估分析，建仓和下注，一般优秀的经理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索罗斯唯一和人家不同的就在于他是哲学金融家，他去那里并不是要获得小道消息，他的金融理念是建立在他哲学理念上，所以他对盛衰论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因此他常常说，这种政治生态的气候变化是一个最大的投资分析因素，因此各国政府对市场的一些看法，他就好好听人家说。

索罗斯说话不像我这么罗嗦，他听人家说话，总是不做事的在听，所以他打电话总是在听。然后你说资讯的掌握，他对这些资讯的掌握自然会有他自己的一套评判和评估。

索罗斯这么多年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他从来不会使基金经理这些人，做交易的这些人成为他的私人朋友。他家里的聚会不断，但是他请的都是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全世界有名的芭蕾舞星。他每个周末有不同的朋友。他有意地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精英放在一块，有前苏联来的，有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精英，大家在一起交流，这和挣钱没有任何的关系。

五．索罗斯对人的冷漠让我难以接受

梁恒：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索罗斯有很多缺点。他对人的那种冷漠，这么多年来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他的邻居也是一个富豪，是一个败家子，把所有的钱赔光了，准备要自杀，但是自杀的前天晚上，和他聊天，第二天他和我说，那个人死了。我说你没有帮他吗？他说，他自己的事，他自己要去承担，要让他自己了断。我听了这个话特别不舒服。

他和他的小儿子下棋，他很少有时间和小儿子在一起，所以每次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下棋，下棋的时候索罗斯从来都是很认真的下棋，小儿子我觉得他很难受的，他说爸爸，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次啊？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是索罗斯说，不行，你必须要学会输，小儿子就气得眼泪流下来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能对他好一点吗？

他说，你知道吗，很多富人的小孩长大以后，赚钱不幸福，赔钱不痛苦，有了成功没有自豪的感觉，有了失败一蹶不振。所以，我必须要让他学会输。老梁，你有空的时候还要带他们去黑人的贫民窟去看看，把你年轻时的经历给他们讲讲，让他们知道还有很多人很穷很穷。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他还是严父。

六．索罗斯特别喜欢王阳明

梁恒：索罗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活动和事业，他都事先要对这个国家和地区有很认真的了解。他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的。

比如他当时想了解日本市场，他甚至去学日语，阅读日本的作家的作品，像川端康成的《雪国》，比如他到俄罗斯去做市以前，他很认真地把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从托尔斯泰到契科夫全部读完。当他到南美地区有所作为，他把马克瑞斯的经典代表作认真读完。

他来中国之前，我给他上课，讲中国的事，用说故事的方式讲，也给他准备一些英文翻译的中国经典作品，我跟他说，这都是随缘的书，放在床头，想读就读。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他进中国之前，我们进行了中国课的学习。当然唐诗宋词他读了，找不到感觉。但是我和他说儒家的内圣外王，佛家的慈悲众生，道家的天人合一，还有王阳明知学的坐而思，起而行，知行合一。索罗斯特别喜欢王阳明，说他是行动的哲学家。他学庄子老子，说庄子的境界更高。他开玩笑说，也许是认真地说，他说真正读懂庄子，才可能治大国如烹小鲜。

有一天，我给他讲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新掌握政权的时候，他说到，天助红军，天助毛主席。他对这件事非常有感觉，他说美国文化的核心是科技与金钱，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历史、哲学和文学。因此他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非常喜欢。

七．索罗斯的书房什么样的？

梁恒：他的书房是在二楼，和他的卧房隔得不远，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澡堂。他看很多书，索罗斯喜欢读的书可能是外界不太知道的。我发现他书架上摆的书和书桌上的书不一样，书桌上都是文学作品，都是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还有诗歌。而他的床头好多年来摆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我说你资本家读这些书？他说这些人改变了人类的进程。我说你读完了没有？他说慢慢读。

他真的是很认真读书的人。像他在和朱镕基的会谈中，他讲了一句很文学的话，他说我希望从事金融活动的人应该有文化底蕴，应该有对社会的关怀，应该有道德价值标准，我希望看到中国应该有这样新的族群进入金融社会，他们是读诗的，他们是关心社会的。这个对话在朱镕基的书中是有的。

2001年他来中国的时候，他很想去看看中国的书店是什么样的，因为当时会议安全保卫管得很紧，我说行。我们两个人就从国际俱乐部游泳馆后面出去，出去以后我们上了出租车到了西单书城，进去一看很多人，他就特别高兴，说中国年轻人有这么多买书的。结果一看财经类、理财类的人特别多。他让我带他去看看哲学类，一看，里面只有三四个学生。他就摇摇头，说现在追求真理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回忆起八十年代来北京的时候，他和季羡林有一次吃饭，两个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吃了饭以后两个人还想聊，在房间里，一个是东方巨子，一个是西方巨子，两个人交流起来，我在旁边看着听着，不由自主产生了庄严的感动，好美好美。我就非常感叹。结果他和季羡林从西方哲学聊到东方哲学，很晚了，我们两个人送季先生离开酒店。当季羡林先生在深夜夜色消失的时候，他就讲，我在中国还有自己的哲学之友。

但是在他站在西单书店楼上一看，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学，我看索罗斯靠着书架安静的看这三四个人，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一个学金融的人，如果能够读哲学、读文学，肯定比纯粹学金融的学者更有出息。所以我就带着他离开了，很寥落的离开了。出去以后，我觉得他的心情很沉重，因为那个年代的学术气氛和他看到的学术气氛，年轻人都看怎么挣钱的书，没有人看哲学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