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变增长模式的最大障碍

　　论及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学者，余永定是非常耀眼的一位，他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所，是中国宏观经济涉外政策认识与决策的主要影响者。自1996年中国“双顺差”格局显现以来，国际收支失衡已成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余先生的新文集《见证失衡》即显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历程。

　　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来看，自1996年第三轮软着陆式的宏观调控生效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加入WTO、经济复苏到过热，到2008年下半年经济衰退显现止，在12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与此伴随着的，是中国执行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1998的20%上升到当前的40%左右。《见证失衡》一书副标题“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正是国内外社会各界对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关注焦点的转移的三部曲。首先，出口导向的增长策略导致了1991年以来的“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局面，这是随后诸多故事的主要源头。其次，作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政策辅助，压低人民币汇率成为1998年以后汇率政策主要思路，同时也催生了各国敦促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其三，持续双顺差形成了巨额外汇储备，除了外储保值增值的大麻烦以外，因外储过大产生的冲销、热钱涌动、资产泡沫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

　　余永定先生对近十几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诸问题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也奠定了目前各界对这些问题认识的基础。但问题另一面是，如果仅仅从两国或一时的国际收支来着手，恐怕并不能观察到症结的全貌。全球化是国际收支失衡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趋势不可扭转的背景下，基本每个国家都主动或者被动的卷入其中。但参与全球化活动的收益显然并不均等，但收益多寡是一个问题，而被边缘化则是更大的威胁。

　　而解决中美的国际收支失衡及因此产生的经贸摩擦，我们还必须引入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劳动力。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缘自投资与生产能力。高储蓄率决定了高投资率，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在高投资的作用下迅速地升成为生产能力。资金、技术和商品迅速地在全球经济体系内流动，但是，劳动力却是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所以，以中美国际收支失衡为代表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局面，其根本症结在于，商品可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能，也就是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部分生产要素的流动却并未同步。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矛盾。2008年暴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之间专业分工可能无法持久深入分化。可以预计，只要全球化继续深入，未来全世界仍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要转变成工人，不仅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工人要面临着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也将面临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潜在竞争。国际收支失衡不仅会体现在中美之间，还可能体现在中国与其他欠发达国家之间。

　　身为决策层的重要咨询对象，余永定在几乎所有的问题分析中，都给出了极具远见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人民币面对巨大升值压力、外汇储备高风险以及国际收支失衡下的宏观调控困局之下，中国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政策，即追求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局面，但在遇到国际汇率升值压力时迟疑不决，继而陷入了当前的美元陷阱。对此，余先生总结为，“富人向穷人借钱、富人不让穷人借钱给他、富人不愿或无力还钱”。不管双顺差、汇率稳定对当初的经济复苏如何重要，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政策都应即时调整。然而政策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政策调整变动十分困难，随着境况的恶化，政策调整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调整的成本亦越来越高。

　　余永定曾多次提出，中国不应恐惧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不仅有助于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还可以消除国内储蓄与投资占GDP比重过高的不正常现象。进而，追踪问题的根本，国际收支失衡在于双顺差，而这是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财税等刺激内需）在短期内加以纠正，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这包括大量的要素资源价格扭曲、财税优惠政策配置、政府对投资等的不正当干预、地方政府在错误政绩观指导下的盲目引资等等。

　　道理不难明白，但真要做起来，事情就会复杂起来。以人民币升值为例，在人民币资本不可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均衡汇价缺失，汇率升值意味着出口优势降低，在出口占GDP比重40%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成问题。当然，这是中国未来必将面临的转型，长痛不如短痛。但人民币的升值则会直接影响国内实际利率的提升并倒逼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而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国内金融体系垄断地位的消失，而廉价资金消失，意味着大部分靠垄断要素资源生存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将步入亏损境地。

　　此外，消费不振、消费占GDP比重过低是当前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的最大障碍，其原因无非是居民没有能力消费和不敢消费，这是因为初次要素分配的不合理、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抑的结果，也是教育、医疗、住房等被推向市场，二次分配没有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而这些究其根本，都是因为最广大的民众在税收、财政支出等方面没有发言权，致使他们成为出口导向经济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低、因被迫储蓄使得资金成本低）。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外汇储备，同样是巨额外汇储备，日本是藏汇于民，而中国则收汇于国。我们固然可以辩解，外汇收于国家，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保障国家安全，但这似乎更像一个政治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关头，需要勇气，通观《见证失衡》，处处可见余永定先生直言不讳的勇气。作为建议，余永定在序言中写到，“改革的时机应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我们同样希望决策层显现出改革的勇气，只有走出了这一步、走好这一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才能够继续保有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