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尤时未晚

发端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对于金融体系及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时至今日多数国家仍还在危机的泥潭中苦苦挣扎。金融监管的失败可以说是诱发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融监管的失败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监管理念上重微观审慎而轻宏观审慎，推行轻触式监管而非侵入式监管。危机前各国在监管实践中遵循的基本是机构监管，即只关注单家金融机构的风险，而缺乏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这就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单家机构的稳健并不必然带来整个体系的稳健，这在次贷危机中的风险传染效应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在金融创新浪潮的推动下，为了保持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甚至保证本国金融中心对海外机构的吸引力，各国纷纷推行轻触式监管，这就导致了监管竞次及监管套利。其次，监管体系的不合理设置导致监管真空、监管重叠。以美国为例，在此次危机中涉入程度最深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基本上处于监管真空的状态，美联储对其没有监管权，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基本上也是摆设，在商业银行方面，则存在着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州政府等众多监管机构，造成了监管的碎片化及监管重叠。再次，重指标上的合规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战略、行为及文化关注不够。危机前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一大弊病就是风险的过度承担，这又与管理层的短视及不健全的薪酬考核机制有关。严重期限错配下的高杠杆经营在商业模式上不具有可持续性，金融机构内部弥漫着“一切向金钱看齐”的短视化倾向，这导致了风险的不断积累，直至不可持续。最后，重规制（regulation）而轻监管（supervision）。有效监管的实现不仅需要指定完备的规则，更需要监管机构在实践中去执行这些规则。否则，就像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虽然有完整的规则，但却没有裁判执法，这必然带来规则的失效。
      “亡羊补牢，尤时未晚”，危机后国际组织、众多主权国家均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规制方面（regulation），国际上出台了《巴塞尔协议三》，对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及流动性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美国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在机构方面，美国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赋予了美联储更大的职权，并且整合了原本分散的消费者保护职能，英国将FSA拆分成了PRA、FCA，并且将宏观审慎监管权利回收英格兰银行，形成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行为监管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但是纵观各国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集中于对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设置两个方面，并未过多涉及监管的执行问题。
      反观中国，虽然并未过多卷入这场危机，但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及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暴露，当前“一行三会”式的分业监管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防控风险的要求。不管是2013年的钱荒还是2015年的股灾，均暴露了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不足。金融行业混业化经营趋势愈加明显，交叉性金融产品充斥市场，风险传染路径日益复杂，这就要求监管机构构建起强有力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重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析，而目前的监管体系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机构监管基础之上的，部门间缺乏信息的共享及政策上的协调，这必然导致监管真空及监管套利的出现，并从宏观上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关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争论从未停息，但主政者能否鼓起勇气对现行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仍是未知数。
      期待相关人士能从本书中汲取智慧，加快改革当前的监管体系，重塑我们的监管理念，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