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通胀

徐高/文

毫无疑问，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一个核心变量，更是决定货币政策走向的关键指标。不论是决策者、投资者、还是研究者，都需要理解通胀、分析通胀。因此毫不奇怪的，研究通胀的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

经济学对通胀的研究由来已久，并逐步以之为中心建立了完善的货币经济学框架。这一框架对通胀成因、通胀变化、以及通胀调控等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的理论阐释。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央行通过通胀目标制等调控手段成功地保持了通胀的稳定。

货币经济学认为，通胀是个货币现象。货币经济学的大家弗里德曼甚至说过，“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经济学同样认为货币只是一种幻觉：虽然因为工资粘性、调价成本等摩擦因素的存在，货币可能在短期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但至少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货币量的变化只改变各种名义价格，并不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货币经济学因而认为，由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应该呈现出所有商品价格以相同速率上涨的态势，而不会使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但货币经济学理论难以对中国的“结构性”通胀给出解释。从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里，以CPI的八大类构成来看，我国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接近一倍，但同期非食品价格仅上涨约13%。而非食品价格上涨又主要来自于居住价格的推动。如果刨开居住，剩下的以制成品为主的商品虽然占到CPI篮子权重一半，但十多年来累计涨幅仅有5%。而在发达经济体，尽管食品价格相对非食品价格的波动更大，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系统性偏离。以美国为例，从2000年至今，美国的食品与非食品价格的累计涨幅都在40%左右，非常接近。正因为结构性通胀——食品与非食品价格走势之间存在趋势性背离——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常见，所以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主流货币经济学的一个盲点。

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为我们理解中国通胀带来了巨大困难。如果坚持认为中国的通胀是由货币多发所致，那何以解释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货币只推高食品价格，而对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影响却甚为微弱？而如果将食品价格上涨归因于成本上涨等非货币因素，那又如何解释中国食品推动的通胀与国内货币增长之间存在如此之高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些问题不仅仅具有理论价值，更有现实意义。如果通胀来自货币增长，那么通过紧缩货币来控制，就是货币当局应当之举。但如果通胀来自非货币因素，那么以紧缩货币对抗通胀，就是在阻碍实体经济的自发调整，非但无益于维持币值稳定，更会错杀经济增长。

面对这种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困境，由人民银行伍戈和李斌两位博士合著的《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政策》一书适时而出，做出了有很有价值的探索。

正如书名所言，两位作者探讨了成本冲击与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相信是因为二位作者在人民银行核心部门长期从事货币政策的实践工作，他们才能够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通胀与经典货币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差距。在主流货币经济学的讨论中，推动通胀的冲击因素来自于需求面。但两位作者根据中国的显示，在分析框架中引入了供给面因素，分别探讨了诸如劳动成本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等不同供给面变化对通胀的影响。正是这一思路上的差异，使货币政策一紧了之，不再自然地成为应对通胀的合意之举。正确认识通胀成因，区别对待，才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对某些由供给面因素造成的通胀，货币当局应该有容忍之心。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书名中又一个关键词——“通胀容忍度”。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目前西方经济学界也在讨论提升通胀容忍度的问题，但两位作者的切入角度与前者有很大差异。次贷危机之后，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率先提出了提升通胀容忍度的议题。他认为，由于0是名义利率的一个天然下限，所以需要将通胀目标从之前的2%上调至4%，从而抬高正常状况下的名义利率水平。这样，当面对不利冲击时，货币当局就会有更大的降息空间加以应对。而伍戈和李斌所说的提高通胀容忍度，是从通胀的成因出发，区分出那些货币政策不应该反应的价格冲击——比如说因实体经济中资源禀赋变化而带来的相对价格调整——而加以对其容忍。当然，本书也进一步指出，在面对供给冲击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冲击时，物价对需求扩张更为敏感，宏观政策更需要谨慎，并容忍适当低一些的经济增速。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这个视角更有意义。

从成本冲击和通胀容忍度的视角，两位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的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分析，并对相关国际经验也做了细致的梳理。在对经验事实详细掌握的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结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将对现实问题的讨论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因为常年在人民银行核心部门从事货币政策工作，累积了大量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一手经验。在书中，这些经验与理论有了良好的结合。理论对分析现实问题所提供的穿透力，以及真实世界给理论提出的挑战，在书中都得到了较好体现。这让此书不仅具有理论美感，更有指导现实的意义。

当然，伍戈和李斌两位博士的这本书并不是对中国通胀问题讨论的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书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值得研究者和实践者深思。对于这些问题，书中并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许多未解的谜题依然存在。但这完全不能抹杀这本书的意义。毕竟，探寻真理的过程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旅程。毫无疑问的是，伍戈和李斌两位博士的这本书将我们对中国通胀问题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此，我怀着欣喜向大家隆重推荐此书。相信不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务人员，都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不少收获。

（本文作者系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