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ounting for value，这本书算是作者另一本教科书的科普性质读物。自从Ohlson提出了剩余收益模型之后，会计学界对此颇为重视，不过金融学的教授，比如那个发明投资组合保险的鲁宾斯坦，就多少有些瞧不起这种东西。
在目前EBIT（息税前利润）、FCF（自由现金流）这类东西充斥了商学院的教育后，估值还有什么可继续讲的？
一头奶牛的价值是其生命周期所产出的牛奶之和。一个企业的价值也是其生命周期所生产的现金流折现和。
这里至少引出两个问题：
1，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学最基础也是最复杂的体系，在现金流分析中荡然无存，那么权责发生制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2，现金流折现模型中，终值的占比非常大，在一个10年期的分析中，前10年的现金流折现之和可能只占到价值的不到20%。相反，折现终值甚至可以占到价值的接近9成。终值的占比如此之大，而终值的计算最不靠谱，无论是资本成本还是增长率，只要稍微变动一点点，终值就相差甚远。这是现金流模型的老问题了。难道我们的估值大部分靠猜？
另一方面，净利润的地位非常尴尬。除了在相对估值中还存在着一席之地，在绝对估值中，净利润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
然而，研究者们发现，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与股价表现更为相关。
于是剩余收益横空出世。
净利润之所以不能用于估值，其原因在于净利润虽然剔除了利息费用，但是股权的成本却没有剔除。取得正的净利润未必符合股东的最低要求。
所谓的剩余收益，就是：期末净利润-股权资本成本X期初净资产
进而整个剩余收益折现和模型就变成了：期初净资产+未来剩余收益折现和
剩余收益模型的优势：
1，融入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信息。
2，在权责发生制下，剩余收益的预测比现金流更准确。
3，由于模型一开始就要加入净资产的账面价值，这就是所谓的价值锁定，终值的影响相对而言比现金流模型小得多，因而也就更加稳健。
尽管一个商业的循环最终还是要以现金回收为终点，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惊险的一跃”。但是现代商业环境的复杂性就造成了现金流的波动率非常大。
权责发生制经常被人诟病，但权责发生制实际上是平滑了经营成果，例如巨大的资本性支出转为每年折旧（但这种资本性支出会造成当年自由现金流的大幅下降），应收款项提前入账。因此，权责发生制也就带有了预测的功能。
回顾近30年的中外财务造假，也不难看出对于净利润的造假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权责发生制的预测功能，反过来也就为造假提供了依据。净利润，甚至是净资产本身的水分该如何排除呢？
所谓的EVA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改良的。EVA就是剩余收益的基础上提出的。
然而彭曼却对EVA颇有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EVA不过是一些细枝末叶的修正。
彭曼认为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计算经营性资本和经营性利润，剔除金融杠杆。
估值最麻烦的地方其实还不在于财务上的水分。当年的水分仅仅只能提升整体价值的一点点而已。无论水分的大小，增长率的估计才是最麻烦的地方。
一家企业在未来，以10%还是20%的速度增长，最后呈现的结果差的非常远。
我们不要忘了，估值的目的不是要计算出精确的数字，而是为投资决策服务。
彭曼指出，以往的估值体系认为增长是好事，增长是没有风险的。但现实情况却是，增长本身也是有风险的。正因如此，越高的增长率，就要相应的增加风险，增加资本成本。换言之，在剩余收益模型下，分子和分母并非是独立的。这样的做法也就尽可能的避免“为成长支付过高溢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金融学者纷纷表示，会计信息在有效市场下毫无作用。随着会计学者的不断努力，在整个会计体系的限制下，新会计科学重新将权责发生制的产物带回了估值分析之中。
我个人认为，剩余收益模型的意义仍然在于连接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信息，而这两张表和商业模式是最紧密相连的。对于投资而言，估值的逻辑才是最关键的地方。会计信息和企业的商业模式可以互为映证吗？企业的竞争优势足以稳定未来的经营业绩吗？最终，估值的结果应该是逻辑的过程的展现，而不是数字的精确程度。
新会计科学总结下来的几个要点：
1，几张报表其实是一体的，千万别孤立的分析。
2，净利润没有扣除股权资本成本，不是真正的“净”利润。
3，剔除财务杠杆的作用，集中于经营性资产的分析。
4，增长也是有风险的，不能为增长支付过高的溢价。
by Willi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