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资本主义的边疆

丹•布赖奥迪这样的追问，在中国是一个略显奢侈的追问。因为，“房间”里的灯光还远远没有打开，甚至人们还没有进入“房间”。――题记


裙带资本主义的边疆

有一种现象，迄今没有多大改观。
就在娃哈哈与达能的“冲突”，已经抵达所谓民族品牌与跨国巨头搏斗的状态之时，达能是一家什么公司，我们整体上还没有足够的“还原”。而在2006年，所谓民族产业与全球资本主义决战的高地上，在中国机械工业发起收购江苏徐工的凯雷集团，同样并没有被我们捕捉到“原型”。在风头浪尖上，向文波似乎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收购，旗帜无非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流失”。而凯雷集团则作为一个神秘的“买家”始终隐居幕后。很多时候，我们的不求甚解已经成为一种麻木的习惯。
那么，凯雷集团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标准的答案已经浮现，其是全球最成功的私募资本公司之一，掌管资金超过130亿美元。其名头与相当一批大名鼎鼎的人物结合在一起。诸如乔治•索罗斯这样可以击垮一国金融体系的人物就是其投资人之一。而郭士纳，这位曾经拯救蓝色巨人的白衣骑士，成为其董事长。郭士纳那般“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的传奇，足以为凯雷披上专业精英的光芒。
但“凯雷集团的初来乍到者可别被郭士纳无可指摘的商业‘血统’所迷惑。这仍然是一家依靠政治权力发财的公司，而且可能永远都将是如此。” 当丹•布赖奥迪在其短小精悍的后记中，写下如此斩钉截铁的结论之后，凯雷的故事就是另外一种公司史或商业史的文本。它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美国商业史的标准阅读范围。
在郭士纳加盟凯雷集团之时，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紧密连结的全球性网络”，具有了“在合适时间出现在合适地点的超凡能力”。但在史蒂芬•诺里斯（已出局）、戴维•鲁宾斯坦、丹•达尼埃洛、威廉•康韦，万豪集团的前雇员及其朋友们，1987年野心勃勃地创立凯雷之时，这只是脱胎于阿拉斯加因纽特商人减税特权的私募基金，布满鼻青脸肿的商业纪录。他们的“杠杆收购”，在布满鲨鱼的商界，也并不神奇，而且他们也常常为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而苦恼。只是在他们与华盛顿的政界大佬们，打通了“管道”之后，他们的杠杆收购就真的开始具有了阿基米德式的杠杆能量了。
如果说，如果说凯雷雇用共和党前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弗雷德里克•马利克――尼克松总统的前人事主管，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那么雇用弗兰克•卢卡奇――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副局长，就基本奠定了其政治威望的基石，而卢卡奇（这位前国防部长拉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上下铺兄弟）又带来了“大堆大堆的礼物”，最终让凯雷集团的商业模式形成了“铁三角”的关系：全世界最强大的军界巨头与政界要人、商界领袖无形中结成的联盟。而这个世界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视野。
实际上只要看看凯雷集团高级雇员的名单，情况就开始了然了：乔治•沃克•布什、约翰•梅杰、詹姆斯•贝克、阿瑟•莱维特、威廉•肯纳德、弗兰克•费内里，美国前总统、英国前首相、美国前国务卿、美国证券交易会前主席、联邦通讯委员会前主席、退休陆军上校等等，甚至包括韩国前总理朴泰俊、泰国前总理阿南••••••
这个“共和党、民主党退休大佬的俱乐部”，“前总统俱乐部”，最终把凯雷集团推向了财富之门。毫不奇怪，标准的凯雷集团操作模式，是精明地将商业和政治搅合在一起，充分模糊两者之间的界线。
同样毫不奇怪，作为一家公司，凯雷将其业务精明地集中在防务、电讯、能源和卫生保健之类受政策影响严重的行业。“它赌的是自己能预测到政府开支和政策的未来趋势，或者能直接影响它。”而雇用这些高级人物，使它有条件能做到这一点。
同样毫不奇怪，凯雷集团将防务收购作为其商业战略的基石，而其利基则在全球增长最迅速、最庞大的防务市场上，获益颇丰。
甚至在9•11――这一改变世界的分水岭，美国最悲剧的一天，凯雷都能够从中赢得获利的巨大机会。因为对于防务业来说，“战争年代就是黄金岁月”。小布什随后发动的反恐战争精确的印证了这一点。实际就在那一天，纽约在被燃烧之时，凯雷集团正在华盛顿豪华酒店举办年度投资者大会，前国家领导人、前防务专家、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富商和国际投资者，欢聚一堂，其中包含美国头号敌人本•拉登的兄弟。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历史巧合，但又如此必然，因为在此之前，凯雷集团已经成为沙特王室的战略合作者，开启了沙特的宝藏。在9•11之后，这样的关联自然深深震动了美国各界，凯雷由此被推上舆论的“十字架”。
这让人们不禁想起几乎半个世纪前，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军商复合体”的警告。
那么，在美国经验中，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合法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为了达到这个国家想去的地方，并在此期间不致蜕变为一个专制国家，美国人无休止地在途中试图作出种种矫正，而这些事件最终也就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不仅包含我们所熟知的“水门事件”，以及传奇的“深喉”，应该还包含追问这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丹•布赖奥迪的调查和写作，就行进在这个行列里面，最终以《铁三角》问世的凯雷案例，深刻显示了即使是标准的美国商业史模式中，也同样存在裙带资本主义那样的“深深痛苦”，即使是美国那样标准的民主国家体制也呈现出如此巨大的“漏洞”。而这些神秘的情节的确是在公众无法进入的“房子”中展开的。
裙带资本主义的边疆一定是在政治和商业结盟的地方开始扩张。它已经是全球性的，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凯雷集团的事实，让我们对于美国这样“基本上从来没有偏离其一开始就确立的发展主线”的国家，有了更公正的认识。其民主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一部宪法的保佑，不是在真空中自动实现的，它一定来源于现实的不懈努力，包括这样的调查和写作，就是“进入这些黑暗的房子并打开所有的灯光”，甚至“进入最黑暗的房子”。裙带资本主义的边疆，起码在这样的调查面前无所遁形。克里斯托弗•拜伦认为，这需要当代“新闻文化”的努力。他实际特指的是美国的“新闻文化”。
关于凯雷集团的故事，比较有趣的是，作者将其与中国结合产生的一个判断：和数十年前的沙特一样，中国是美国投资的一片沃土，中国正在朝着一个更具市场经济特征的方向缓慢的前进，但他仍然是一个大体上由政府调控的未经开发的巨大市场――这恰恰是凯雷集团所特有的关系资本主义得天独厚的活动领域。
而在中国，人们为已经到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无奈之时，跨国公司也已经走下了神坛，人们已经发现，曾经冀望这些源自西方世界的公司能带来的商业价值革命，并没有真正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商业环境中，这些追求大生意的公司最终入乡随俗，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以，丹•布赖奥迪这样的追问，在中国是一个略显奢侈的追问。因为，“房间”里的灯光还远远没有打开，甚至人们还没有进入“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