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蛮

   “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百年中国经济史，更应该被解读为，是一部从企业史维度出发的百年中国近代史。”梁文道如此评价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一语中的。

   我小的时候被妈妈要求背唐诗宋词，年幼无知，对很多诗词实际上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的。尤其不解的是很多词牌名，什么“醉花阴”、“江城子”、“西江月”等等。尤其是“菩萨蛮”，不是说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吗？怎么能野蛮呢？

    随着阅历的渐丰和阅读的积累，我遂知：在吾国，菩萨，霸蛮也。吴晓波的这部《跌荡一百年》很大篇幅上就诠释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史实，在这个几千年重农抑商的国家，在这个几千年官本位、官商勾结的国家，国家机器是怎样在历史的洪流中将一个个民营企业玩弄于股掌之间的。

   其实，如果我们细察周遭一切的利益博弈，便会发现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其实最适合代言某品牌广告：一切尽在掌握。

   吴晓波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暧昧。在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第二、在过去的130年间，也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即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第三、在中国百年的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而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我们看到三个现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于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

    “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我们在观察所以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

     其实，上述结论适用于所有生存在中国的子民。这也就不难理解，第一、为什么《新闻联播》有它特别的地位与生存空间。如果说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那么，十四亿中国人心里有十四亿种解读《新闻联播》的读法；第二、“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把“经济”这个词换成“媒体”等N个词，都适用的；第三、前些年领导人要求“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换做其他领域，都适用的；第四，商场和官场一样，能力是一方面，学会“站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吴在前言里还说“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段话读完，我有如下思考：第一、媒体在这样的引导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韩美林私下里抱怨过，福娃是领导按着他的手设计出来的，他自己也不满意。那么，我们的媒体在因特点的政治力量和诉求来丑化企业家阶层，来转移矛盾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是“被领导按着手”去做的，又有多少是自身的利益驱使和揣摩上意的心理使然？第三、在对企业家阶层的刻意转化矛盾中，作为“终端受众”的民众阶层一定就是无辜的、被忽悠的吗？他们是否也应其自身的愚昧、自私、懦弱而“活该”在利益博弈中被欺凌呢？第四、看今天的房市，正如我最近读的另一本书——叶檀女士的《中国房地产战争》里所云，房市无非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投资性民众和自住性民众之间的博弈而已，各自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使用公权力“闷声发大财”、开发商“钢丝绳上跳舞”、投资性民众和自住型民众又各怀鬼胎。

吴这一段精彩的解读，让我想到《南方周末》的广告语：在这里，读懂中国。

第一部：1870~1910 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大清在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在明治维新。日本也有政要提出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明治弃之。此时中国朝廷上正在抵制电报事业，理由是“破坏风水”，很多变革，一旦搬出“忠孝”两字，举朝之内就无人敢于抗辩了。

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有结论说，在中央集权、帝制世袭的封建或准封建国家，希望通过制度性的建设来构建法制和民主的过程是异常困难，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国家的进退完全系于上层统治阶层的领导水平，即改革是自上而下的。

我们读国史，看现实，便会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很多决策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层决定，更多时候，是一言堂。一把手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所以大家都那么希望“扶正”。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假设，假若毛能像华盛顿那样，两届任期一满就离身而去，对于他自己，对于这个民族，是多大的福祉啊。但历史和现实不容假设，而其所以为其然，也有它必然的历史和文化逻辑。

及至个人，无论是李鸿章、曾国藩、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强人，还是盛宣怀、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若放在他国，一定是于己于人于国的经世之才。可惜在中国，能善终者无几。我们总是喜欢去归结个人品质问题，缺从不反思民族的品质问题。因此，有官场达人总结“在中国做官，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也因此，及至体育比赛，凡超过三人以上的集体项目，中国人甚少为世界强队。

一个没有自省、妥协与合作精神的民族，奢谈什么大国崛起呢？

而郑观应的论述更是百年后还掷地有声，“郑观应早就对洋务派所办实业有冷静的观察。他看到当时两大轮船制造企业，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经营都非常不顺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资金匮乏，三是质量粗糙。而在他看来如果让民间商人来造船，不独“资用可以源源不穷”。而且技术也易于精良，“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监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这一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来论证企业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经济学的精髓，今日视之，仍为公理。更让人惊奇的是，郑观应还将国营资本、民营资本与国际资本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得到的结论是：附资于官，勒索很多，以致无利可图，而附资于洋商，则有可靠利润。恐怕连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观察100年后依然正确。”

我不知道吴晓波写到“恐怕连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观察100年后依然正确。”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的感受有三个：第一，赵本山所云：“悲哀。”；第二，屁股一直决定脑袋；第三，如《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所言，读中国历史得到的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看今天甚嚣尘上的“国进民退”、久治不愈的“国企弊病”，郑观应若地下有灵，一定会大吼一声：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中国学者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将几乎同时发生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进行了一个精辟的对比 ：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去追求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而“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在很多时候，都演变为政商的私人玩具。前有胡雪岩、盛宣怀，后有宋子文、孔祥熙。让我们再看看盛宣怀的命运。建铁厂、修铁路、办银行，盛宣怀在1896年前后一口气干成了三件大事，而且产业垄断、混业经营、上下游通吃，自然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大实业家。盛宣怀的恩师李鸿章曾用十六个字形容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盛宣怀这类天才型官商的出现，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总而言之是中国商业进步的一个悲剧。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强势实验，在暮气沉沉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其强势的官商风格，则让洋务运动越来越浓烈地笼罩上了国营垄断的色彩。

自1895年以后，盛宣怀的注意力全部投注在钢铁、矿产和银行等领域。这些公司均属于资源性行业，需要得到强大的政府扶持，因垄断而具有暴利性。张謇的事业则在纺织业、围海养殖等民生产业。在这些领域中，进入已无门槛，国际资本聚集，是一个充分竞争性市场。两人事业，上下游泾渭分明，竟俨然成了规律。在后来100年的中国经济中，国营资本大多循的是盛式路线，而民营资本走的正是张謇的道路。

周公曾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判断今天的股市、四万亿、国进民退、中石油中石化，读一下上面三段话就知道了。
烛火明灭黯淡月，天公不语对枯棋。

第二部：1911~1927 唯一的“黄金年代”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五年就会大规模地爆发一次，这构成了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它似乎受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欢迎。对民众而言，抵制运动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发泄积压已久的耻辱感。对政府而言，当然乐观其成，他们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将此作为对外谈判的筹码。日后我们即将看到，在重要的抵制运动中，政府是幕后最重要的策动者，使抵制运动不但形成了制度，甚至还成为政策。立足刚定的民族企业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驱逐或打击竞争对手。就跟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一样，抵制运动对中国商业环境和市场成熟的正面、负面影响，一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课题，它甚至从来没有被认真讨论过。

读此段，只能感叹赵本山的功力，诚如斯云“你大妈早已不是曾经的你大妈，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在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中国思想史上的三个高峰时间，分别是春秋战国——诞生了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民国初期——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现了灿若星河的思想家、文学家。

很多时候，我非常纳闷，为什么很多领导人会天真地问：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了？为什么当年那么艰苦，却有西南联大的辉煌？

这些问题不需要问钱学森的，吴晓波就告诉你答案了。在我个人看来，这不仅是答案，甚至是铁律，在中国。
当然，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和平崛起还是最优选择。
    
对于无产者来说，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而从商者却可能在可怕的革命中被剥夺掉所有，他们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或维修者，从来没有革命的运气、冲动和利益需求。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将军中，经济落后的湖北红安、黄冈等地居多的原因了。另外，以暴力革命冲击掉的既有秩序的重建，又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

在讲到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吴晓波写到，“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个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常常会由于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偏执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那种将一党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为政权稳定而为所欲为的理念，事实上成了一种政权统治的方法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它常常会成为政权确立其正当性的最常用的工具和借口。”

听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勤老师的演讲，在讲到中国大陆一党专政的历史时，朱老师非常形象地比喻：一党专政、党高于国是苏联人留给国民党的一泡屎，国民党事事失败，却在这一体制的中国化过程中做得相当成功。

在谈到蒋介石利用媒体孤立工商阶层时，吴晓波写到，“我们的国民性中天然地有着对政权的膜拜与恐惧。政治家利用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情绪，非常容易引导议题，转移焦点，并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行为中，激发人们对于财富阶层的仇恨，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战略，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而且看上去非常道德，符合基层人群的感性直觉。”

09年是山西的煤老板，下一个是谁？或许房地产商的好日子，也没几年了。

第三部 1928－1937：国家主义的回归

在写到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的时候，吴这样转述费得观点，“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也就是说，你必须站得更高更远，才能看清事实的全部。”“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于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得人们为了维持生命，耗尽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第一、 我一直不以为我们的国家是“地大物博”，相反，应该是“地大物薄”。
第二、 狼多肉少，自然群内互斗。无他，为了生存。
第三、 小时候我们就被教育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论勤劳，未必，惰性还是有的；勇敢就更谈不上了，自北宋以降，汉族就没打过胜仗，且我们向来“热爱”和平的一大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身力量的正确考量；而智慧则是必然的，只不过，这样的智慧有体现在小时候数学奥赛上的，更有成年后麻将桌上的看死下家，琢磨上家，防着对家的“聪明”。这种智慧更多的是，排他的、独一的智慧，而非利他的、共荣的智慧。这，很多程度上，也和地大物薄有关系吧。

在谈到宋子文、孔祥熙的特权官僚经济时，吴写到，“特权官僚利用对资源和信息的控制权，在制度制约和权力制约双重缺失的条件下，可以有着比上层工商业者绝对领先的自利机会。管制权越多，信息越不透明，特权官僚自利的机会越大”，“孔宋的官商模式，甚至比晚清的盛宣怀模式还要糟糕许多。盛靠办实业起家，创建了许多支柱性产业，顺便夹带了不少的私货，这大抵算是建设性腐败。而孔宋则以金融投机为主业，对实业毫无兴趣，其行径是不折不扣的掠夺性腐败和破坏性腐败。”

雷曼兄弟是金融投机，华尔街投行也是，所以，他们的倒掉，我们是拍手称快的。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股市和超大型国企背后，有多少雷曼兄弟在非法融资、操纵市场呢？周正毅倒掉了、顾雏军倒掉了、张海倒掉了，还会有更大的大块头倒掉。

第四部 1938~~~1948 抗战与挣扎

在讲到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时，吴引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理论，“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论证，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的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到引发或加剧的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导致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的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只想说一句网络语言：狮屎胜于熊便。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急于收复产业。老资格的实业家荣德生忧心忡忡地写到：“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若措施一差，误入歧途，虽千方百计，终难平稳。因知富强非难事，只在用力得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余近见政府措施有谬，有失民心。”吴晓波点评道：“荣德生的这段话可圈可点，至今仍是普世道理，可惜不为当政者闻。”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进有进的原因，退有退得苦衷，进进退退，无非是围绕个“利”字在打转。

在反思孔宋模式时，吴写到：“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现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被利用来进行——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变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台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对孔宋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蒋经国打老虎，最大的老虎打不动。打了很多大老虎，出发点是好的，效果是显著的，然而也伤到了自己。某种程度上，蒋经国的打虎运动，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过程。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为例——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具标志意义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跟着国民党到台湾的只有9个人，去美国的12人，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达到60人，如冯友兰、郭沫若、陈寅恪、李四光、马寅初、梁思成等。”
前几年读谢泳老师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个案中冯友兰、郭沫若等大先生在解放前后的变化，真是让人无尽唏嘘。
向陈寅恪、梁思成等先生致敬。

第五部 1949－1958：沸腾的开局
第六部
1953年，新政府实行了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制度，吴评论道:“票证的发明，不但将城镇居民消费彻底纳入计划的轨道上，同时，它与户籍制度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屏蔽，没有票证的农民从此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生活必需品，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人口的压力。”
很多事情，在短时间里是做不到双赢的。只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换取更强势力量的生存和认同。户籍制度如是，上山下乡运动如是，大学扩招也如是。只是，“被”牺牲的群体是否有选择不被牺牲的权力呢？

1958年大跃进、赶英超美的时候，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麦稻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它的20倍。这不是空谈。”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并深深影响到了最高决策。
 我们何时可以客观、全面地评价一个人？不论他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也不论他做出过多大的贡献。

湖北麻城又放出了颗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该县的建国一社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成为“天下第一田”。一个叫于建澄的新华社记者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四个小孩子站在密密层层的稻谷上，脸上洋溢着纯真无邪的欢笑，配图文字曰：“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此照片广为流传，日后被称为“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
我特别想知道，于记者是“真傻真天真”，还是“装傻装天真”。及至今日，于记者后备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在经济史上，1958年是一个虚假的、带有强烈自残倾向的年份，它让后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当时发生的景象无法理解。对于高成长的迷恋以及致命的自负，使得全国上下都陷入了空前的疯魔，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觉成为真实。当所有“假想敌”都被消灭或压制之后，缺乏约束和制衡的最高权力，最终成为伤害自身的、最尖锐的武器。
“孩子，你是最棒的。”“一切皆有可能。”
小至每一个个体，大至一个国家，最可贵的品质，不在于鼓吹自己的无所不能，而在于能足够敬畏自己的缺陷与不足。

第七部 1959－1977：以“革命”的名义
第八部
1974年，已经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到福建省晋江市视察，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竟无法顺利通行。陈永贵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全国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邓爷爷说：“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一小步，是这个国家幸运前行的一大步。

在本部书的尾声，吴写到：“在这个被强国梦激励着的一百年里，中国的复兴开始于一个幽暗而绝望的梦醒时刻。商业的演进一直是国家进步和民族雪耻的重要方向，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崛起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他们的曲折命运又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和全民抉择纠缠在一起，它们时而合一，时而决裂，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不和谐的状态中。百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总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作为富裕公众的代表阶层，企业家集团在与政府、知识分子和贫穷公众的关系处理上，一直没有达成原则性和建设性的共识，这也成为中国商业进步总是被各种事件打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好的学者，精彩地描述现象。最优秀的学者，擅于总结规律。
至于能否理论指导现实，前路漫漫，几多艰难。
庙大，年久，菩萨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