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的悲剧

  黄万里去世的那年，有次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他的故事——坚持信念而受迫害，相信科学而无人理睬，临死前还痛心疾首心心念念“三峡不能上啊”。这一个为他所深爱的国家和事业抛弃的悲摧水利学家，让当年读报的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很多年后，我发现，如此悲摧的人生远不止一件两件，如此痛心的绝凄也仿佛望不到尽头。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吴晓波说：“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林希之被遗忘了。这个研制出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的化学家，这个体弱多病又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反动权威”，这个由于病重被放出狱立刻忍着病痛投入研究的工作狂……他死在48岁的壮年，留下最后一句：“我没有完成任务。”
   林希之的相纸厂后来被卖给了柯达。很多年后，传记作家探访了柯达创始人伊士曼的故居，窗外的飘雪映衬着屋里的风琴和雏菊，历史依然静静地渲染着家的温馨。而在林希之的家乡，他的故居早已成为废墟而难以辨认。传记作家感动于在伊士曼故居看到的、对缔造者的感激和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这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

   悲情的何止一代。
   一代又一代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在这个冷漠的国度燃烧自己的生命，多少贡献、付出、牺牲，而最后换回悲惨而不公的结局，无尽壮烈，无尽悲哀。
  当盛宣怀入主轮船招商局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大肆敛财时，南通的张謇正怀着济世理想将家乡建成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前者后来成为敌国之晚清首富，而张謇由于向公共事业投入过多资不抵债不得不将企业交予债权人，最终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离世。死前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

  当宋子文孔祥熙等四大家族破坏国家经济大发国难之财时，张元济这一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人正为开启民智不断努力，编发各类优质教科书、辞典，竟使上海一市一年图书出版量大于美国全国。前者的财富不必言说，而后者竟让闯入家中的绑匪将赎金从30万元降到1万元，因为他们看到原以为是有钱人的张元济竟穿着有洞的衣服。

  当大敌当前国民党却在国统区骄奢淫逸的时候，陈嘉庚宁可吃稀饭袏以花生米也不能停止对下达厦门大学的资助，“出卖大厦，接济厦大”，“宁可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当他飞临重庆支援抗日，却被国民党大肆招待日日赴宴大鱼大肉，想到奄奄一息的沦陷区，他的笑容日渐消失。后来他辗转到延安，看到共产党此时的清明、清廉、亲民，他觉得看到了希望。
   
  末路的党国，一片混乱。蒋家王朝政治独裁，经济专制。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而是专制的产物。党国也并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代表的只是一党之官僚集团利益。无论是言论还是经济自由，统统成了废话。一记冷枪，就可以让多嘴的人反对的人前脚踏出门后脚就踏不进。民间工商业受损严重，通胀到了惊人的地步，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937年的100增加到了1949年的36.3亿*100万，这简直是一个超出常识的数字。

  《观察》杂志主笔储安平在1947年7月写道：“我们愿意坦白地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抓耳挠腮，算计如何封民间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我是相信，人只要知道是非的概念，便最终能独立地判定是非。就如同当如许引文被摆出来作为骂对方的武器之时，总有人会去多想一步，这话怎么看起来也可以用来骂自己？——除非干脆连是非概念都没有。

   虽然未来难以预测，但历史会用它自己的方式给出答案。
   中国式的悲剧，不断重复，反复轮回。中国人的悲剧，依然绵绵看不到绝期。

   国民党人心尽失，百姓们扭着秧歌迎进了解放军。
   李敖说，蒋介石想搬走知识分子，但是信誉破产，知识分子不跟他了。
   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企业家、科学家留下来了。读到此处，想到他们将来的命运，只觉悲从中来。

   1952年，卢作孚自杀了。这个如张謇般亦怀着济世理想将四川北碚建成“全国模范之地”的企业家，这个在抗战期间沉船御敌、抢运物资的爱国者，在和平年代被他朝夕相处的下属们打倒了。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场“五反动员大会”上，他看到“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的标语，看到会场上留给他的审讯犯人般的座椅，看到他一手拉扯大的苦孩子、也是贴身秘书的关怀跳上台高呼口号，或许也看到自己莫须有的罪恶。
  其实，相对于文革中众多不忍卒想的遭遇，或许如此死去已算幸运。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本“企业史”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小了。这个国度里不再有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有的只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
   “156工程”我们不知道，因为苏联后来撤走的专家，于是我们不需要知道最初苏联曾经怎样无私地援助过我们（当然，或许我们也不知道抗战刚胜利时苏联曾在东北大肆掠夺、抢劫工厂设备）。要强调我们的独立自主，于是不需要知道苏联撤走专家的原因（起码原因之一）真正是什么——是大跃进时期土法都能炼钢，没人要听苏联专家的科学论证技术指导了。
  我们知道“三年自然灾害”，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三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自然灾害”。我们知道再也没有过国统区夸张的通胀，但是或许我们不知道在“亩产达到13万斤”之后，这片土地上饿死了3000万人——3000万，这真的仅仅是一个数字吗？
    而即便如此，却还远远不是灾难的终结。十年浩劫，一笔带过，巴金心心念念的“文革博物馆”依然没有踪影，而当年的红卫兵小将宋彬彬却被北师大附中选为“荣誉校友”，照片与当年的北师大校长卞仲耘摆在一起——后者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何其讽刺。
    
   吴晓波说：“一代人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承担，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也许将永远不能进步。”
    而我们看不到反思。从三反五反开始，知识分子已开始失声，逐渐更是有声也不能发。孕育出这一暴行的制度依然没有改变。悲剧用时代特有的方式不断发生，而本质依然不变。掌握话语权的人张牙舞爪、无法无天，而弱者继续前赴后继地死在车轮之下、烈火之中。

    作为一个独裁者，毛是最成功的。蒋介石要搞计划经济，工商界元气虽伤但尚能抗争，最起码想要抗争，想要消灭自由工商界很是费了一番工夫，即便是牢牢控制的银行界也还有个陈光甫能够漏网——而到了毛，工商界是干脆就连抗争的意愿都没有了，国家要我的公司吗？你拿去好了。于是就公私合营了。再于是就干脆没有“私”了。宗族没有了，连家庭也没有了，从上至下，直抵个人。全国人民手捧红宝书，只忠于一个太阳。他一句话，天翻地覆，无人能敌。
    历史的经验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在黑暗的年代尚能有傅斯年大骂宋子文，在当权者看来，这或许却是其败退的原因。于是吸取经验干脆禁绝。媒体的渲染对民众心理必然有叠加作用，你一人丧失信心，看报纸却是歌舞升平，或许你便怀疑自己的判断，所以怎能让你看到原来大家都在骂。面纱挂得太久，一旦扯下来，万一直接现出病入膏肓之可憎面目，让人情何以堪而又如何排解。
    只是“情何以堪”又何抵“于心不忍”。我想到林希之，想到卢作孚，想到那些爱国却为之抛弃的人们，想到那些无辜的生命，一代又一代的悲剧……你知道，在鸡蛋和高墙之间，永远是要选择鸡蛋。

PS：《跌荡一百年》是宁宁同学买的，要感谢下，顺便也感谢下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剥花生留着等我回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