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国企是大一统体制的内在需求

国企是大一统体制的内在需求
作者：梁小民
2012-03-18 01:33 东方早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2-03/18/content_598805.htm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3/18/761824.shtml

必须从中国制度的源头，从更广泛的历史中来理解国有企业的渊源。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建国后照搬苏联模式在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什么阻力。

梁小民



国企改革是市场化中最为关键，也最难的一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至今没有收官就在于国企改革的滞后。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没有取得突破，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国企这种制度由何而来？在我们一般人的认识中是来自苏联，也就是中国在解放后倒向苏联，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结果。换言之，国企是“舶来品”，不过不是来自欧美，而是来自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其实这不仅是我们这般凡夫俗子的想法，也是相当一部分专家权威的观点。如国外研究中国的权威鲍大可（Doak Barnett）、叶孔嘉（K. C. Yeh）、郑竹园（Chu-yuan Cheng）等，甚至权威的《剑桥中国史》都这样认为（《制度变迁的逻辑》，第3-8页）。美籍华人学者卞历南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把中国国有企业的形成推溯到国民党统治的抗战时期（1937-1945），并对这一时期国企的形成和特征进行了实际分析，这就是他的大作《制度变迁的逻辑》的主要内容。这本书对国企的分析深入了一大步，有助于我们认识国企的本质与国企改革。卞历南先生的这本书是我见到的研究国企最有深度的著作。也许卞先生为自己划定了研究的时间界限，没有涉及更远的历史。但我认为，必须从中国制度的源头，从更广泛的历史中来理解国企的渊源。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解放后照搬苏联模式在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什么阻力。

人类社会之初并不是从自由放任的经济开始的。面对大自然的各种物种，人是软弱的，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发展，因此，人是一种群体动物，只有依靠其他人，个人才能生存。所以，把不同的个人集成一个群体组织的任务，就是领导它所属的人从事经济活动。换言之，有人就有组织，有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就要领导和控制该组织的人的经济活动。人类社会是从计划经济开始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酋长之类就是该部落计划经济的控制者。国家出现之后，国王之类名称的领导人就是计划经济的控制者。当国家把一些人组织在一起共同从事某一项经济活动时，这个组织就是最早的国有企业。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曾经铸造出了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今改名为后母戊大方鼎），重达八百三十三公斤。这个鼎的制造者就是当时的国有企业——当然并不是先有这个国企，而是为了造出大鼎临时组成的一帮铸工。从今天的观点看，这样由国家组织并领导，按国家的意志进行生产的组织就是国企（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换言之，有了国家，有了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就有了国企。

中国的国企制度应该可以追溯到产生了国家的夏商。不过我对这一段历史极不熟悉，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直接、间接证据。可以找到的资料是春秋时的各国。齐桓公时的宰相管仲是早期创建国企的人。他实行的盐铁专卖还不是国企，仅仅是国有民营。但他建立的色情业，称为“女闾”，是地地道道的国有国营。当年临淄城中这种女闾共七间，每间七百人，以后繁荣“娼”盛，又增加到两千人。如此庞大的规模，而且不像商朝时造鼎一样，鼎造成了，企业就不存在了，是长期存在。这就是今日国企之祖（《浩荡两千年》，第4-12页）。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发生，需要大量武器和军需物品。这些也会有民间生产的，但主体应该是国企生产的。国企最早出现于色情业也许是中国的特例，但国企出现于军工业应该是各国的常规。这一时期国企的出现应该与生产力落后、民间无力生产制造相关。如此看来，在历史上国企的出现应该早于民企。

国企的出现不仅有经济根源，还与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密切相关。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有强国的梦想。强国对外可以在战争中获胜，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对内可以加强自己的控制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利益。强国的根本在于经济，因此统治者必然有强烈控制经济的欲望。在控制经济的若干种方式中，建立国企，由国家直接控制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统治者偏爱国企是本能，无需什么论证。自由放任只是被逼无奈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天生的凯恩斯主义者”。国企的形成与发展还应该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离开政治制度而谈国企问题，大体总是言不及义；离开政治而奢谈国企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认识国企制度就不能只讲解放后照搬苏联模式，而应该回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及其与国家制度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是什么制度？中国从秦朝以来政治制度与传统从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是哪一次农民起义或革命，成功后仍然沿袭了这种制度与传统。本质上这种制度一直未变。这种制度我们过去称为封建制度。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这种封建制度根本不同于欧洲的封建制度，也不同于周朝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因此，反对把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说法。不少人认为应该称为“皇权专制主义”，不过也有用其他名称者。如吴思先生就建议称为“官家主义”（吴思：《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47页）。我认为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中央集权的专制。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秦以来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实质。

这种制度的特征，本文不可能作出全面分析，我们要涉及的是它与国企制度的关系。

专制统治者的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尽管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或企图取而代之的起义者都打出了“爱民”、“为民”、“民本”等旗号，但实际上这只是为了骗骗无知的百姓，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让人民安于、乐于接受统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者就要以强国为目标，强国的目标来自法家，这就是中国历代统治思想都是儒表法里的根源。同时，在东方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影响之下，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和凡夫俗子也都能接受强国的思想，以国家的强大为荣，哪怕自己吃了多少苦。强国与富民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大炮与黄油”的矛盾。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要强国，多生产大炮，只有穷民，少生产黄油。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历史上被称赞的秦皇汉武、康乾盛世，实际上都是国强而民穷的时代。

一国的强大与实力来自经济，因此，实现强国必须直接控制经济。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政府无法直接控制农业（其实就生产力水平而言也可以搞合作社、人民公社之类组织，不过这些统治者太笨，没想到）。工业与商业也并不大，而且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政府不屑于直接去经营。这一时期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采用了五种方式。第一，少数与皇室相关的产业由皇家直接经营，这就是国有国营，如历代的官窑、清代的织造局。当然，还有民间无法从事的大型水利及其他工程。第二，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所有的财产都属于由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国有制实际是皇帝一人所有的最大私有制。个人可以拥有土地、财产，但都不神圣，皇家可以随时取走。皇家害怕民间钱多的人富可敌国不听话不好统治，因此要持有这种最终所有权。朱元璋对沈万三的剥夺就是例子。第三，重要的行业属于国家经营，这就是盐铁专卖。在历史上，这种专卖由政府直接经营，有国有民营，也有政府把专卖权转包给私人等不同形式。第四，政府用苛捐杂税来获取财富，增强实力。第五，严格限制私人工商业的发展。私人工商业只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发展，这就是“鸟笼经济”的由来。历史上那些颇受称赞的改革，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目的都在于强国。有些改革也有富民的措施，但无非是把猪养肥，好杀。所有改革都是为了强国而没有富民的打算。

中国的现代化之始也不是为了富民，而是为了强国。洋务运动从学习工业开始，就是明证，一开始就采用了国有企业的形式。

在近代，由于中国太过贫弱，总受洋人欺负，因此强国成为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共同理想。这正是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制度这种苏联模式很容易被中国上下一致接受的深层次原因，任何外来的东西，总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才会被接受。苏联所追求的强国梦与中国是一致的，苏联模式也为强国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因此解放后接受苏联模式成了中国历史传统下的必然结果。罪不在苏联。苏联模式以穷民为手段，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强国；西方模式兼顾富民与强国，要在较长时期内才能使两者都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太迫切了，解放后只能接受苏联模式，一边倒向苏联。这种模式在领导层而言易于接受，是不难理解的。而对民众来说，除了同样的强国梦之外，对政府的深信，把强国梦的实现完全寄希望于政府，也是他们易于接受苏联模式的原因。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享有很高的思想言论自由，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主流都主张计划经济模式。卞先生书中就引用了已故北大教授陈岱孙先生在1938年11月的《新经济》杂志上说的“一定要采取计划与统制的经济政策”。他们在解放初期对党的政策怀有各种疑虑，尤其对思想改造难以接受，对苏联也有不同看法，但对建立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反对者很少。而且也真心实意地加入对计划经济的赞歌大合唱之中。

回到民国时期，回到卞先生的著作。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建立中央政府之后，完全继承了孙中山“党国体制”的思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是地地道道的秦以来专制制度的延伸。国民党政权也想控制经济，但他们依靠江浙财团上台，无法对财团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以前也没留下什么国有企业让他们接管。但蒋政权仍然试图建立自己的国有企业。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就建立各种组织来有计划地推动经济发展，先后在1929年和1931年设立全国建设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1932年又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更名为国家资源委员会。出于强国的目标，而且由于日寇在1931年入侵东北，发展的重点在兵器工业和重工业。《制度变迁的逻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论述了兵器工业和重工业中，国有企业的建立与发展。

在1928年以后，政府接管了洋务运动以来遗留的兵工厂，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内迁与扩张。抗战期间，用于兵器工业的支出占了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制度变迁的逻辑》，第55页）。在此期间，重工业也得到扩张。从1936年到1945年7月，资源委员会共创造和接管了一百三十个重工业企业和组织。其中，由资源委员会独资经营的七十五个，参加经营并主办的三十七个，参加经营并不主办的十八个（同上书，第79页）。这两个行业的接管与新建企业都是国有国营企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同上书，第97页）。但在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间，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地位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国营重工业在中国工业中“牢固地确立了其支配与主导地位”（同上书，第104页）。当然，这一时期国企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抗日战争。

国营企业现在改称国有企业。是国营还是国有，名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企业的治理结构。如果国家独资或控股的企业由董事会决策，任免主管人员，按企业方式运行，这就是国有民营。但如果这类企业由政府决定一切，任免董事会和主管人员，按行政方式运动，这就是国有国营。名称的改变并不代表国企运行方式的改变。卞先生在书中分析了国民党时代国营企业的治理结构，说明了这类企业行政化、官僚化的本质特征。洋务运动以来的兵器工业采用的是官僚机构的组织模式。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机器以及国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官僚性质”。1927年之后，这种“已成行政官僚机构的组织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同上书，第105-106页）。管理人员都有行政级别，并与政府机关中同级别的人享受同样的待遇。换言之，在国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仍然是官僚，无非在不同单位工作而已，差别仅仅在于技术人员进入企业，官僚化了。国企机构的设置套用了行政机构，管理也完全是行政方式。制度上有了新的会计制度，但经历仍然是精神为主的“工作竞赛运动”。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企业办社会，与我们计划经济下的国企几乎没有差别。

中国的政府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强调了国有企业对国家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府不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同上书，第268页）。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亦表达了中国应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个信念”（同上书，第276页）。可见即使没有抗日战争这一事件，建立计划经济与国企制度也是必然的，这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维护中央集权所需要的。

总结一下，实行计划经济和国企制度是自秦以来中国中央专制体制的内在需求，但在国民党政府之前，缺乏形成这种制度的条件，只好用其他方法来控制经济。洋务运动只是一次失败的建立国企的实验。计划经济与国企制度真正的建立还是在1927年以后。卞先生在书中分析的，正是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企的努力和国企制度的特征。其实，解放后的计划经济与国企制度说到底只是1927年至1945年间国企的延伸，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简直就是翻版。国民党当年模仿的就是苏联模式，从根本上说，孙中山的党国体制来自苏联，这一体制是列宁提出、斯大林付诸实践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国企是这种思路发展的结果。照搬苏联模式不是从解放后开始的。

卞先生这本书以实证分析为主线，资料丰富，分析有理论深度，是一本优秀的学术专著。我建议对国企制度与改革有兴趣的读者都来看看这本书。读国内学者的书，深感像卞先生这样下工夫研究某个方面的人，已经成了大熊猫一类濒临灭绝的动物了。

不过，对这本书的出版，我有两点想法。一是书的题目我认为用原书名《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更好。现在这个书名过于抽象、空泛了。如果不是有人推荐，只凭书名，这书我是不会读的。二是这本书编辑尚不够细。书后索引用的是页边码，应该是原文的页码，但第四章以后就没有边码了，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比如，我查陈岱孙一条，索引上写的是201，但边码却找不到。之后我在书中272页才找到，但这一页并没有原书201的边码。编辑得这么不仔细，也许编者认为索引只是个样子，或是可有可无的程序，未必有人看吧。总有读者会利用索引寻找需要的材料的，做书还要在细节上多下工夫，否则有误导读者之嫌。书是好书，但若没有此类瑕疵，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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